1998年夏，喜得大法，终于找到真理，很是兴奋。
记得那年秋天净化身体，是重感冒的症状，两腿从骨髓里往外疼，疼得乱滚，还连拉带吐，大约40分钟，突然间好了。
1999年春，我妻子在街上不慎被一辆拖拉机从侧面撞倒，小腿骨出了裂纹。当时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不能给人找麻烦。虽有他人提供了拖拉机的车牌号，我也没有去找。那时都是集体学法，炼功，环境真好呀！
99年“7.20”以后，我也讲真象，但仅局限在家或亲朋好友之间。2002年，师父发表《北美巡回讲法》，我感到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于是从那年秋季开始，走出来讲真象。开始有点怕，总好去想工作、亲情等等，但一想到师父讲过：
“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進要旨·挖根》），想到狱中大法弟子的痛苦，我就毅然的走了出去。其实讲真象一点也不难，多讲几次，就知道怎么讲了。如果心放得下，效果是很好的。
有一次，在街上给一个妇女讲，由于四周人少，也没了戒备心，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讲上，她也听得特别认真。我感到每句话都打到了她的内心深处。她也看出来我是真心为她好，所以特别感动，走时连说：谢谢你！由此想到了同等层次没有制约作用，要高于它才有作用的法理。如果正念强，确实会出现奇迹。有一次在同修的店里，突然闯進三个警察。他们知道同修是辅导员，同修恰好购货去了。那个为首的说：把他俩看起来，别让动，说完就出去了。当时我想，我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也没干坏事，怕你个啥？就和另一人一同走了出去。奇怪的是，那两个警察就好象没看见一样。过后我悟到，当时正念较强，老师的法身保护了我们。
如果一思一念都从法上出发，就会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一旦掺杂了人心，讲真象的质量就差，别人也就不愿意听了，即使听也怀有疑问。两方面的例子都不少。有一次，在一个工地，我跟一个老爷子讲起了因果报应的事，他连连点头。可我一提起“法轮功教人向善……”他好象受惊了一样，眼睛一睁老大，大叫：“昨晚电视还演，你还敢出来讲！”。我说：“那都是假的。”可他不信：“我去报警”。起身向一个屋跑去。我也骑上车子走了，一边发正念让他说不出话。后来悟到，讲之前要先发正念。
2004年，我家附近盖楼房，民工们都把自行车放在我们的大门口。头两次我都推开放在两边。有一次一推大门，好几排车子密密实实的堆在门口，心里一股火就上来了，上去一脚把车子踹倒两个（心里还想着常人的理：挺大个人三番两次，这点道理都不懂……），也知道不符合“真善忍”，就忍住气把车子扶了起来。回去开始向内找：这也不是偶然的。我自身还有魔性，缺乏善心。于是，我在大门上写上：“民工同志们，请你不要把车子放在大门口，合作愉快，谢谢！”，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挡过，我一出门，他们一边念一边称赞：“写得很客气，像个文明人。”我想起了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
讲真象，救度众生，这是做最正，最好的事情，也是最伟大的事情。没有必要怕，怕的不是我们，而是邪恶，所以一定要堂堂正正。有一次，在一个楼上，我刚要把传单往门上放，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问：“什么广告？”，我说：“关于生命健康的，看看有好处。”就递给他一张，他回屋看去了。正像师父所讲的那样，现在人们能听真象了，好多人渐渐明白了。所以我们更应去讲，不应“作茧自缚”。
几年来，我一直在讲真象，大街小巷，居民小区，田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念越强，效果越好。警车从旁边过好像它也不存在一样，照讲不误。即使在中共的什么“节日”和“严打”的日子，也照讲不止。
我没有去过北京，和大陆许多优秀大法弟子比起来相差很远，感到执著心很多。但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年来我没出什么事。我想：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助师正法，修去执著，完成史前大愿。
这不正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吗？
层次所限，愿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