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老百姓的真实经历

读“九评”有感


【明慧网2005年5月1日】当我读完“九评共产党”以后,被对中共恶党的剖析如此透彻所感动。我过去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从开天辟地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最邪恶,最坏的一种怪物,集十恶之大全,无恶不作,如果有人说土匪最坏的话,那么它抢走了你的东西或绑了你的票,你把它所要的东西和钱给了它们就没有事了,你就可以放心的过日子了。如果有人说日本鬼子最坏的话,它杀了你家的人,或抢走了你的东西,也就没有事了。而中共恶党杀了你家的人或抢走了你家的东西,还要株连九族,再给你戴上一个大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连以后家里生的小孩都是黑的,也要受牵连,它们制作了很多型号的大帽子,在空中悬着,随时都能给不服它们心意的人扣上,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光是它们所谓的敌人,就是它们的朋友和给它们卖过命的人也随时遭到它们的迫害

举几个例子:

1、五七年时在我们村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教师,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这个人为人正直也很和气。听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被共产党打死的。当他懂事的时候,问他母亲,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时。他母亲为了不让他心里有负担,就告诉他说是被坏人打死的。当到五七反右时,工作队问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时,他说是坏人打死的。就因为这句话,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判了20多年徒刑,下了大狱,迫害了姓李的教师一生。

2、我有一个姓孔的朋友,是个贫农。六0年他在部队当兵,是个排级干部,当时领导批准他回家探亲,当他回到家中时,小弟弟妹妹都饿死了,父母也因为没有吃的病倒在床上。等他回到部队以后,上级领导问他回家的情况,叫他谈谈人民公社的新气象。他问领导说:“让说实话吗?”领导说当然要说实话。他说:“我弟弟妹妹都饿死了,我父母也病倒在床上,没有人照管。”领导说他是诬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把他开除军籍,下放到边疆劳动改造,再给扣上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这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了二十五年,才给平反的。大家试想一下,家里都饿死了,还得说它们好,喊它们万岁,不然就镇压你,多么邪恶啊。

3、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民被共产党欺骗得发疯,一天三顿饭要三敬、三祝,还早请示、晚汇报,有些人父母死了他都不哭,毛泽东死的时候,他象哭疯一样,简直要跟它去了一样。那时我在东北边疆的一个农场工作,我们当时住的房子很矮,屋里很暗,很多地方都透风。东北又非常冷,很多工人家都是用报纸把墙糊上的。有一个姓王的老工人是个贫农,他住的就是用报纸糊上的。因为当时报纸上有很多毛泽东头像,他没注意到,在墙上钉了一根大钉子,想挂点东西,结果钉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被串门的人看见了就把他告了,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迫害了他一生,一直到他死。

4、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工人住的都很集中,生产队建了一个大厕所,所有工人都到这个厕所解手。有一个姓牛的工人是贫农,早晨上厕所出来时被另外一个工人看见了,当这个工人进厕所发现厕所里有一块被用过的报纸,上面有一个毛泽东的头像。其实不知道是谁用过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天了,可是那个工人硬说是姓牛的用的,就去汇报了。把姓牛的抓起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无奈几天以后,姓牛的上吊自杀了。试想一下,在中共恶党领导的社会里,上哪去讲理啊。

5、我是1949年生人,和建国同龄,可我也是深受中共恶党迫害的。听我父亲讲,他八岁时和我爷爷奶奶从大家分出来的,就三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村里的坏人就欺负我们家,把我们两家地中间界石挖出来,往我们这边挪一块,就把挪出的地方占去了,把山场的界石挪一块占去了。我们是山村,每家的场院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我家场院在下坡。收麦子时,上坡那家把水沟通到我们场院中间,下雨时,水直冲场院中间。还不敢说,说了就要打人。实在没有办法,我爷爷就把我父亲送到武馆练武去了。两年以后,互相也没打仗,他们都把界石挪回原位了。水沟也改过去了,这时我母亲也过门了。练武到第三年,村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要找一个村长。有个人说我们村里有个练武的,当村长准行,正好今天来家了。有个当官的说:“走找他去。”他说这话正好叫我一个远房亲戚听见了,他赶快跑来,给我父亲报信。我父亲提前走了。当他们赶到我家时,问父亲哪去了,我爷爷说没回来。那个当官的说:“根据可靠情报,刚才还在家里,现在走了。”就把我爷爷奶奶和母亲抓走了,大门贴上了封条。我父亲听说以后,就回来了,没有办法就当了这个村长。以后又给八路军当保管员,以后又领民兵出常备民夫抬担架。家里的地没人种了,就雇了一个长工和一个半拉子。到土改时,家里一共14亩山岗薄地,勉强解决温饱。那个土改工作队长说:“在这个穷山里,你家属于比较好的,还雇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就强迫给划了个富农成份,把给它们卖了这么多年革命的人推到敌人堆里去了。如果不出去干革命也就不用雇人了,也不至于划成富农了。把家里的财产都抢了。又过了二年多,又来了个复查斗争,又把家里清洗了一遍。想想看,中共恶党的心都让狗吃了。到我出生时,用他们说法真是家贫如洗了。在我两岁时,因家中没有吃的,我奶奶有点小病没钱医治,才50多岁就过早的去世了。在我三岁时,我母亲又在饥寒交迫中含恨离开了人间。在我四岁时,家里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对兄弟们很好,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中依然是很苦的。

到58年冬天,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父亲就领着我们全家逃荒到东北一个农场去了。到了东北以后,那里天气非常寒冷,又没有钱买棉衣,又正赶上三年大饥荒,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受的苦没法形容,到我上学时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到六四年,恶党又搞了一个四清运动,那时我念五年级,在我们班,我的成绩是最好的,尽管那样,也受到学校的歧视,说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同学们也看不起我,有的还欺侮我。举个例子,我们那个学校离村七八里远,造成去上学,中午带饭,晚上放学回家。天天这样,就在我们同学中有兄弟俩,是贫下中农,哥哥比我大一岁,弟弟比我小一岁,他们兄弟两天天中午逼着我,把我的中午饭分一半给他们,不然就打我,我回家还不敢说。就这样,一直受着他们的欺侮。有一天他弟弟感冒了,没去上学,我想这下报仇的机会来了,放学时我提前走了,在半路上等着他,等他一到,我就把他打了。他去我们家告状,说我把他打了。等我回家时,父亲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当我说出来他们兄弟俩每天分我一半干粮时,我父亲也掉泪了,说人家是贫下中农,咱惹不起啊,所以我就读了五年书,就不念了,再也不想去那个学校了,秋天我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以后,并没有改变环境,因为出身不好,它们说政治不可靠,凡是好一点的工作就不让我干,把最累,最脏,最苦的活让我去干。那时我才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给的钱也是最少的。

到66年,文化大革命时更是雪上加霜,整天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狠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叫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和家庭划清界限,每天还要有思想汇报,汇报家里人都说了什么,有没有变天账,真是有冤无处诉。就是因为这个事,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我就要求调到了一个很边远的边疆农场工作。原以为这下可行了,没想到,用它们的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是以政治不可靠为由,把最累最脏最苦的活叫我干。当时我想:只有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没想到不管怎么努力工作,也换不来它们的同情,因为它们的心是黑的。

当我21岁时,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要想改变命运,就得有我自己要走的路。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医生,是个女的,也是受过恶党迫害的。她跟我说:“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在她的帮助下,我开始发愤自学中国古代中医学。在以后几年中,不断有人找我看病,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

到24岁时,有幸接触了气功,以后又认识了位非常有学识的老先生,那时他90多岁了,他给了我一些古代中医书,还有《周易》,《玉匣记》,《增册补义》,《梅花易数》等书,还给了一本古本的《推背图》。他跟我说;“我老了,赶不上,将来有一位叫十八子的大圣人,出世传法度人,掌管乾坤,你以后要能拜他为师,那是很了不起的。”

我又认识了一位修道的人,是他们那一门的掌门人,60多岁,也非常有学识,我跟他说:“我拜你为师吧。”他说:“我发现你的根基比我深,咱就兄弟相称吧。”所以,以后我就叫他道兄。他对我说:再过几年,也就是师父出山传法的年代,有一位姓李的大圣人出世传法救度众生,掌管乾坤,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当时他还不知道,师父在吉林长春某地方,他还说有深山修道的都见过师父,所以,以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当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时,我马上意识到:我找到真正的师父了,因为修炼的目地明确,所以一直很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