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淫威动不了我坚修大法的心

【明慧网2005年5月6日】1999年10月,我与十多位同修去北京上访,结果还没走出市区就被恶警绑架,送到了收容所,一周后转到了拘留所,在那里它们逼我们写三书,我坚决不写,并在他们给我的纸上写下了“法轮大法不是教,更不是×教”,恶警说我是在和政府对着干,并恐吓我说要判我刑等等。而且公安局还派来了七、八个刑警,每天将我与另一位没写三书的同修叫出去迫害,我俩被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时时从隔壁传来恶警对同修的辱骂声和响亮的耳光声。恶警逼我蹲着,我不配合他们,就坐在地上,他们就用污言秽语骂我,有个恶警过来打我耳光,还有一个邪恶头子拿脚尖勾我下颌,问我还炼不炼,我不允许他这样侮辱我,就大声的告诉他:“炼!炼到底!”并用坚定的目光盯着他,他尴尬的灰溜溜的溜走了。

有一天恶警把所有关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带到会议室,逼迫每个人必须抄写一份公安部迫害大法的条文,有位同修在这之前因在邪恶的威逼下违心的写了保证书,后悔的哭了好几天了,也许是师父又给她一次机会,发纸、笔从她开始,这次她坚决不写,恶警就将她拖出门外,辱骂着说要把她铐在走廊窗户上,为阻止他们迫害同修,我将他们发的笔摔在了桌子上,一群恶警发疯似的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也拖了出去,其他同修也拒不写,因此恶警把我们拖到院子里,当时外面寒风刺骨,恶警穿着棉大衣还冻得不停的蹦,他们却将我们的棉衣扒掉,又让我们蹲在风最大的地方,恶警还怕我们坐下就在我们周围倒上水,我为了阻止他们倒水,在倒水之前就坐在了地上,有个恶警用脚踹我,嘴里不停的骂着肮脏的语言,逼我起来蹲着,我坚决不起来,恶警就用脚踩我膝盖,中午要下班了,恶警们才停止了对我们的迫害,要我们回监室,可是我的腿站不起来了,有的同修看到我那样都哭了,并大声指责恶警,恶警也慌了,乱作一团,几个恶警就手忙脚乱的把我抬到了监室,又叫来狱医给我检查,说好象骨头错位了,其实我的腿一会就好了,但从此他们再也没敢迫害我,并且除打我的那个恶警外都来监室看看我有没有事(据说在这里曾有警察因打伤刑事犯刚被处理),他们可能怕我也去告他们,所以他们显得很害怕,于是我趁此机会给他们讲真象,并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当时他们都静静的听着,没有一个敢阻止的。

第二天,这里的所长和副所长来看我,他们要求看看我的伤,那个副所长(女)看到我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后,说了一句:“他们太过分了。”然后就走了。第三天我就被无条件释放了。

整体配合解体洗脑班

因为我被市里列入“顽固分子”的黑名单,所以,每到他们所谓的“敏感日”就来骚扰我。2000年在澳门回归前夕,由市政法委、610、公安局三个部门联合对大法弟子办洗脑班,十多名大法弟子分别从各自的单位或家中被绑架到这里,而且每人还必须有一个陪伴人员并交500元钱,每个房间关了两个大法弟子,由两个陪伴的人和两个恶警看守,在这里我们没有人身自由,不允许我们出房间,不允许我们交流,更不许我们炼功,每天都由两个恶警找大法弟子谈话,为了抵制这种迫害,我对所有来找我谈话的恶警及有关人员,都强烈要求放我回家,不然就拿出有关的法律条文,否则我就告他们侵犯人权、知法犯法,他们竟无耻的说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会管的,我就告诉他们中国不管我到国外去告,我国外有很多的亲人(大法弟子),他们会替我告的。后来他们不敢来找我谈话了,并且第二天只好以照顾孩子的名义特许我到下班时间就可回家,上班时间再来洗脑班,但我认为这样还不够,必须要解体整个洗脑班,所以我每天一有机会就到其它房间和同修们交流,希望共同抵制这场迫害。

有一天早晨我在去洗脑班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同修,他也争取到和我一样可以回家,我俩经过一番交流,决定分头和同修交流共同集体绝食,整体抵制邪恶的洗脑班,到了洗脑班我俩分头行动,很快和同修们达成了共识,当天中午大家集体绝食,正好这天它们又从下属调来了几十个巡警、刑警等,打算洗脑班持续办到农历新年以后,结果这一集体绝食他们恐慌了,气氛格外紧张,也不允许我和那位同修回家了,并且下午公安局长找我谈话,我被叫到一个房间,里面坐了好几个邪恶头子,谈话时我向公安局长提出了几个问题,大概意思是:办这样的洗脑班、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强制收费的法律依据等,并且告诉他如果圆满的答复了这几个问题,我就会呆在这里听从他们的安排,否则就立即放我回家,本来它们迫害大法弟子就是非法的,它们根本就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结果公安局长回答的不是很牵强就是答非所问,最后也未能给一个圆满的回答,于是我要求立即回家,公安局长自知理亏不敢吭声了,我便出门推车就走,一群恶警扑过来把我拖回房间,关了起来。晚上,我丈夫(常人)一直等见我没有回家,他就来洗脑班要人,恶警不放人,我丈夫就质问恶人:“为什么要把她关在这里?她犯了什么法?” 恶警们答不上来,就胆胆突突的说:“就因为她炼法轮功。”我丈夫又反问他:“为什么炼法轮功就抓?那我也要炼法轮功,你也抓我吧!法律有这一条吗?” 恶警没办法了只好搪塞说领导不在他们说了不算,让我丈夫明天去找他们领导。

第二天又有同修的家属来要人,恶警们慌乱极了,晚上我孩子听说我绝食就自己跑来看我,他们看到我的孩子后半开玩笑的对孩子说:“别要这样的娘了,连家都不要……”结果没等他们说完我孩子就厉声斥责他们并让他们马上放了我,孩子的一番斥责激怒了恶警,他们象疯了一样围着孩子污言秽语的骂着并问孩子在哪上学,孩子没有一点惧色,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我在某某学校你们找去吧!不让我上学我到国外去上!”恶警气得手舞足蹈的,我为了不让他们伤害孩子,就催孩子离开了,孩子临走时又给恶警甩下一句话:“等着!有你们后悔的一天!”(后来孩子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法正过来的一天他们就后悔了。)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位同修因绝食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半夜送医院去抢救,邪恶更加慌乱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解散了洗脑班。

洗脑班解体了,为了不再让他们办这样的洗脑班,我决定给这些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部门负责人讲真象,首先我拨通了公安局长的电话,向他提出要和他谈谈,他说他很忙没有时间,可否由其他人代替,我说只想和他谈,最后他答应有时间再约我,不过后来他一直没约我。同时我也给我们单位的上属部门主管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他很高兴的答应了,第二天就打电话叫我去,我到那一看,他还叫来了许多大法弟子,那天我们不仅讲了真象,而且其中有些学员当时认为我们上北京是心性不好,是和政府对着干等等,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交流,所以这又成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交流会,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心正压百邪

2001年初我公司人事变动,来了新任董事长、恶党书记(女),此恶党书记特别邪恶,据说曾将其原单位的一位大法弟子开除了公职。此人到任后不久,首先将我和另一位同修找去谈话,谈话期间我俩给她讲了许多真象,她根本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俩太痴迷,还用带有威胁的口气说我俩是因为工作太轻松(化验室)造成的。接下来就展开了针对大法弟子的一系列迫害活动。

首先在农历新年期间,非法监控大法弟子,限制大法弟子走亲访友。然后在公司开展的全员竞争上岗中,说的是公平竞争、任人唯贤、可是就在我们考评成绩合格,甚至优秀的情况下(我还参加了中层干部竞选,我的述职报告及智力答题成绩特别优秀,被当时传为佳话。)不但没有被录用,反而被调离了原技术岗位,被下放到车间。她原以为我们会承受不了车间繁重工作,不久就会向她妥协,可她低估了我们大法弟子,我们不但没有被压倒,反而车间成了我们洪法的好场所,我们给职工们洪扬大法、讲真象,使许多职工因此明白了真象。恶党书记的阴谋破灭后,她不但没有停止迫害,反而变本加厉。多次将大法弟子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更有甚者,2001年3月她又让其秘书以大法弟子的名义写了一份所谓的“悔过书”,妄图让我们签字,遭到我们拒绝后,便在公司私设了一个洗脑班,并通知所有大法弟子所在部门(我公司设有多个部门),停止我们的工作,并派出两个陪伴人员一起参加洗脑班,不参加者按旷工记,满十五天开除公职。她满以为拿开除公职来威胁,我们就会妥协,她又低估了我们大法弟子,虽然工作是我们在常人社会赖以生存的保障,但大法是大法弟子的生命,所以洗脑班空设了二十多天没有一个大法弟子参加,使得邪恶书记不得不在这种既尴尬而又被动中,于同年4月开除了公司的三位大法弟子,对其邪恶书记而言,她的目地是捞取政治资本,并不想得到这样的结果,但她不安于这次失败,不想就这样认输,因此在开除我们的文件中特别加上了一条,允许我们在一年内可以找她恢复公职(向她妥协)。同时,为了给她开除我们找到开脱理由,同时为自己尴尬的局面寻个台阶,她竟无耻的指使他人在公司的小报上诬蔑大法并对我们进行不实的报导,以此来混淆视听,许多职工因听信了她的谎言,对我们很不理解,甚至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为了揭穿邪恶书记的谎言,解除职工对大法、对我们的误解,也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从而制止恶人行恶,我和同修们交流后,写了一封给全公司职工的公开信,信中曝光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及开除我们的真正原因,并呼吁广大职工伸张正义、保护善良。我们把公开信在公司上下大量散发,同时又以要求恢复工作为由到市属机关如:市委、信访局、妇联、工经委、劳动仲裁等处发送及讲真象。这样我们不仅震慑了恶人,而且使许多人明白了真象,明白了真象的职工纷纷谴责邪恶书记,有的甚至支持我们去告邪恶书记。

2001年6月,邪恶书记又带领一派出所恶警及公司保安等数人来绑架我,因我拒绝开门,她又打电话叫来了四、五个恶警,砸开了我家门,用手铐反铐着将我带到了另一级的洗脑班。此洗脑班设在一单位宾馆,所以看上去外似宾馆,内似监狱。每层楼的窗上都安上了防盗网并且楼道内都安上了铁门,此洗脑班非常邪恶,这里的几个首恶曾多次在明慧网被曝光,在这里关了许多大法弟子,我被关在了三楼,这里的恶警、犹大、陪读等等加起来比大法弟子多出几倍来,尽管如此,常常都有大法弟子从这里正念走脱,我和另一位同修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了此邪恶洗脑班,当时给了那里的邪恶致命的一击,据说有几个恶首因此写了辞职书,邪恶们找不到我俩,就来恐吓我丈夫,妄想从他那里得到我们的下落,结果被我丈夫的一身正气给镇住了,而且我丈夫第二天堂堂正正到洗脑班拿回了我的衣物等东西。

“十一”临近,邪恶们怕我上北京,我单位的邪恶书记迫于压力几次找到我丈夫,要求我回来上班,我丈夫明确告诉她,不想让我回来遭迫害,她很无奈只好将我丈夫带到市政法委,由政法委书记保证不再给我办任何洗脑班了,这样我丈夫方才答应了叫我回来,于是我就堂堂正正的出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根据他们的承诺,我去公司上班,可是邪恶书记仍不死心,又要求我给她写东西,对我说那么多专家教授(在洗脑班专给大法学员散布歪理邪说诽谤大法的恶人)都不能使我放弃大法修炼,她也不想再徒劳了,所以不想要求我写放弃大法修炼的东西,只要求我给她写个所谓的遵守厂纪、厂规的保证书。我告诉她开除我并不是因为违纪、违规,更何况我的工作态度,公司的同事都是有目共睹的,开除我完全是对我的无理迫害,那么就应该无条件恢复我的工作,否则我不要这个工作了,于是我又离开了公司。以后邪恶书记每隔三差五的都要打一次电话给我,希望我答应她的要求后回来上班,再以后她甚至拿官职来引诱我,都被我拒绝。不久她被调离了公司,公司董事长便无条件恢复了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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