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连载:《江泽民其人》(四)

【明慧网2005年6月8日】(接前文)

第七章:小平南巡经济开放 江贼倒杨抢班夺权(1992-1994)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想来想去,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南巡之后,阻挡公开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收买外国人写书来欺骗各界民众。事实上,当年帮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最大作用的,是掌握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在经济领域起最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十四大之后失去军权的杨氏兄弟,则成了江泽民的死对头。江泽民和曾庆红不仅在1998年害死了杨尚昆,并且一直想把杨白冰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其中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江泽民一方面妒嫉杨氏兄弟的功劳,另一方面要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而杨氏兄弟被视为障碍。

1﹒邓小平的最后通牒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邓小平在南巡前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就是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坚持良知而不坚持党性,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2﹒魂飞魄散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份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份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份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3﹒耍阴谋施毒计

是年6、7月时,邓小平和陈云就十四届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高层为了人事安排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江泽民摇摇欲坠的政治处境让江的亲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庆红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极强,善于玩弄权术。曾庆红看到,利用江泽民,是自己可以达到最高权力的捷径,而且因为江泽民的平庸无能,更容易操纵和控制江本人,以致几年后声称自己是“摄政”。如果江泽民现在下台了,曾庆红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曾庆红为人阴险,工于心计,热衷于权谋,恨一个人不动声色,然后置其于死地。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母亲邓六金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许多现任中共高官都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称邓六金为“邓妈妈”。曾庆红的出身使得他熟悉高层权力斗争,学会了如何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巩固和获得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如何利用整理黑材料、散发假情报打击对手。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中共高层权力内斗中反复加以运用。

这时,曾庆红给魂飞魄散的江泽民分析,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代替江做总书记,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人都是政敌。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手握军权,又最受邓小平信任,因而动杨氏兄弟的难度最大,也最危险。另一方面,一旦杨氏兄弟被清除,就除去了最危险的对手,就可以死里逃生,掌稳权力。曾庆红认为虽然杨氏兄弟权势冲天,但他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权谋,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完全信任,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离间邓和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怕改革路线被抛弃,更怕死后“六四”被平反;而杨尚昆和赵紫阳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杨尚昆开始并不愿意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因此在“六四”问题上,邓杨之间有隙可乘。江泽民对杨氏兄弟在军中瞧不起自己一直敢怒而不敢言,听了曾庆红的分析和对策,心中产生了希望,决心把杨氏兄弟打倒,一来可以保权力,二来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曾庆红和江泽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杨氏兄弟上,同时积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方便条件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

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受到排挤,尤其是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刘华清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过“军队要忍”的指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让军队艰苦了一段时间,而忠实执行“军队要忍”的,正是杨尚昆兄弟。另外邓小平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说服张爱萍、杨得志和余秋里等人退位。但这三位同意退位的军委副秘书长发现竟然上来了比张爱萍大三岁、比杨得志大四岁、比余秋里大七岁的杨尚昆。这让几位老军头心里很不平衡。曾经在三野任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更是在很久以来就全力支持后来受到军中排挤的原三野四师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张震、一师师长叶飞、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等的“倒杨”行动。

张爱萍是反对“六四”开枪的,因此在江泽民上台的最初几年,江刻意和张保持距离。因为江上青曾经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在江泽民初见张爱萍的那几年,他以“烈士遗孤”自居,对所谓“养父”的老上级毕恭毕敬。但是,江当上总书记之后,为表明坚决支持开枪的立场,对张爱萍很冷落。如今,为了“倒杨”需要,江泽民又开始对张爱萍热乎起来。

曾庆红看到虽然江泽民在军中毫无根基,但是可以利用军队中的这些不满情绪来孤立杨氏兄弟,进一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92年8月,邓小平为了十四大的安排以及在人事上和陈云之间的互动,操劳过度,中风病危住进医院。杨白冰自杨尚昆处得风声在先,便在8月下旬召聚了高级将领46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

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正眼看江泽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还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碰头会”上,杨白冰透露了邓身体不好,讨论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曾庆红倒觉得此事是个机会,可大做文章,借邓刀杀杨氏兄弟。于是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4﹒谣言惑众抢班夺权

为了迎接中共十四大,中共中央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选拔。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然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深知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在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尤其是针对杨白冰的“100人名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指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针对赵紫阳可能复出的问题,曾庆红说,赵紫阳如果复出担任政协主席,实际上是“老爷子”间接承认错误,而且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针对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5﹒逃过一劫

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死后被鞭尸。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今,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世就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当然是出于对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不信任。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可是,江泽民在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完全抹煞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一事实,一如既往的篡改历史。传记中称“可以说我(江泽民)在10年前就看中他(胡锦涛)了”。江泽民赖着不下台引发百姓广泛的厌恶。可是,传记中却用江泽民热爱领导“年轻化”来给江的脸上贴金,江泽民说自己“经常有一种与大部份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期望任命胡为国家副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把人们早就预料的事情说成“很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江泽民的种种丑事都能通过传记重新打造,为自己粉饰贴金。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6﹒两副嘴脸

江泽民一向两面三刀,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时落井下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江泽民对杨尚昆兄弟的态度变化。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在就职演说中再三表示“没有思想准备”,“力不从心”,“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等等。江泽民还一再向杨家将表忠心。他表示由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十几天后,江泽民的讲话被放在头版以通栏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官方媒体上。

江泽民将自己卑谦的态度高调、明确地发表在官方头版上,无疑表明江对杨家将是十分讨好、甚至是卑躬屈膝的,但后来那个在邓小平面前告杨家将黑状的,却恰恰又是同一个江泽民。

这种前恭后倨的变化也反映在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的态度上。邓活着时,江每次见邓夫人卓琳,没说话笑脸就先递过去了;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就狠狠地整了一下邓小平的后人。江泽民自己有个“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此时却以贪腐为由威胁要拿邓的儿子开刀,并剥夺了邓家人对邓小平言论的解释权。

但当年江泽民进北京后,终于等到被邓小平召进邓府的那一天,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太子党们记忆犹新。当一脸谦卑、笑容可掬、局促不安的江泽民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因为来巴结的人太多了,这副嘴脸实在不新鲜。邓小平笑着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面孔是总书记,在座的人依然一副不为所动、不以为然的表情,顶多朝他多瞥一眼而已。

江泽民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能够进出邓府。江泽民初入邓府,人脉不熟,人事不清,对谁是邓老的秘书、护士,哪个是邓的外孙、亲戚,甚至谁是勤杂人员、保安人员统统都搞不清爽。

尽管江泽民还无法知道这些人谁是谁,有什么背景,但江本着一个原则:进了邓家门无论见到谁都决不能得罪。

来邓家的人太多了,像走马灯似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难不倒有丰富拍马实践经验的江泽民。

在走廊里院子里,无论见到谁,哪怕是个孩子,江都把腆着的大肚子收回去,微微侧着身,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您先走!”这种过份的讨好让小孩子高兴,让警卫和烧锅炉的害怕,说这个人很有心计,但也让很多人感到反胃。

众所周知,邓小平抽烟特别厉害。为了他的健康,据说烟还是特制的。护士不但要保证让他按时吃药,还要提醒他少抽烟。当他又要抽时就劝阻说,刚才那支烟是什么什么时间抽的,请再等一会儿。虽然尼古丁没有鸦片中毒那样厉害,可是也让人上瘾。所以烟民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烟瘾上来却不能抽。

当所有的人都好心地劝阻时,不会抽烟的江泽民却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着火递到邓小平的眼前,让护士既错愕又气愤,但却讨得了邓小平的欢心。

一般情况下,邓家都是由护士或警卫员给邓小平端茶、递水、拿拖鞋,那些被人侍候惯了的到邓家来玩儿的小贵族们只知道管邓小平叫“邓爷爷”,可不知道应该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江泽民不可多得的可乘之机。

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已经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

那些小贵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总书记江泽民抢着倒水的笑闻。

但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的时候,照常理受恩于邓小平的江泽民本应向媒体打招呼,多出一些歌颂的文章以显示其不忘邓恩人的提拔,再者给追随者做个好榜样,也可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但是据中央宣传部得到指示,江泽民竟然下令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7﹒篡改简历

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坐稳了总书记位置,但是仍然感觉到自己资历肤浅,于是立刻命令秘书要回他本来已经圈阅过的个人简历,将原文“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打上问号。秘书一看就明白江要篡改简历!秘书立即找到简历起草人员说:江总书记已经回忆起来,他在1943年考入上海交大的当年就已经靠拢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这个提法伸缩性大,不是靠拢上海地下党,也不是加入外围组织,而是“靠拢”外围组织,这个“靠拢”的距离有多远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改动就把江泽民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在资历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开过后,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称:江泽民“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1943年的时候,江泽民在南京的伪中央大学上学,根本没有在上海靠拢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熟悉上海学生运动的乔石看到新华社发布的江泽民简历中,凭空多出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心中对江泽民更加厌恶和愤怒。十四大后,江泽民和乔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8﹒忌恨邓小平

按照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内定,江泽民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要全面交权给胡锦涛。邓小平还向李瑞环、万里等人交底,以保证江泽民在十六大上全面交权,以示安抚。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领着政治局其他常委与胡锦涛握手拍照。照片中邓胡居中,江泽民居后。但江泽民对胡锦涛的这样一张私人照也受不了,觉得自己遭到矮化,有失总书记形象,因此派人把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抹掉了。中央办公厅后来交给胡锦涛的照片背景成了一片黑,照片中只剩下邓小平和胡锦涛两人。12年之后,2004年在邓小平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这张本应相同的照片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十四大后,横空出来一个胡锦涛,各界议论纷纷。江泽民和曾庆红密令情报部门对胡锦涛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同时收集有关他的所有资料,以备后用。胡锦涛自然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上所面临的风险,处处小心,从此过着漫长的谨小慎微的“王储”生涯,艰难地熬着日子。

江泽民和曾庆红阴谋得逞,打倒了杨氏兄弟,坐稳了总书记的位子。这使得二人胆子和野心急剧膨胀,更热衷于耍诡计、以散布假情报和整黑材料的方式在中共高层恐吓、拉拢和打击异己,后来曾庆红在中共高层得到一个“黑面杀手”的称号,使得众多人对曾又怕又恨。

十四大后,江泽民表面上对邓小平毕恭毕敬,内心深处却既恨邓小平想撤自己,又暗骂邓小平给安排了一个接班人。这笔账江不会忘记,在邓小平死了之后,江泽民整治邓家,连烧锅炉的、警卫员一干人都没有放过。此事后面再表。

9﹒江记私家军

“六四”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重兵把守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当天晚上,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向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汇报了对赵紫阳的审查情况和管制计划。江泽民回忆起他以前每次见到杨德中,杨都是赵紫阳的保镖,忠心耿耿地保卫着赵的安全,一旦赵紫阳大势已去,管制赵紫阳的也正是杨德中。

踏着“六四”血迹登上中共最高权位的江泽民对自身的安全充满危机感。1976年逮捕“四人帮”的,就是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因此江泽民一直希望安排一个铁杆亲信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一职务。但是杨德中资历甚高,担任过周恩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保镖,江泽民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拿掉,所以只好想尽办法在周围安插人马。原在总参警卫局任职的由喜贵,急于投靠新的主子,先拍上了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然后顺着这根藤攀上了江,对江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终讨得江的欢心与信任。在江的费尽心机安排下,由喜贵被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担任杨德中的副手。

江泽民后来权力稳固后,为了把由喜贵扶正,不顾军头们的不满,打破中共的规矩,对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进行政治收买,把他提到军队最高级别“上将”,然后劝退,由喜贵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把该部队变成了江泽民的私家军。

因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人大正、副委员长、政协正、副主席)的警卫工作,曾庆红对这支队伍就尤其重视。他以“轮训”为名,命令所有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教育这些人不但要忠于党,更要忠于“江核心”。由喜贵因此与曾庆红配合采用特务的做法,以保卫为名在各个首长身边安插监视人员。

江泽民对中办主任温家宝也不信任,因此,他先是把贴身秘书贾廷安调入中办,接着把曾庆红也调进中办做了温家宝的副手,同时撤销了赵紫阳建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虽然温家宝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但从此之后直接服务于总书记本人的秘书班子却不再由他这个主任指挥,而是由副主任曾庆红全权负责。江泽民对温家宝的不信任感办公厅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之后,江泽民的地位暂时稳住。1993年3月八届人大召开,江泽民安排曾庆红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温家宝被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此江氏人马完全控制了中央办公厅。

江泽民处心积虑地监视其他中央领导,也担心自己被监视,对谁都不放心。江泽民卸任总书记职位后,更干脆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亲自兼任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内大老正式退出干政。曾庆红为巩固江泽民的地位在公报中加进了一段引起极大争议的话:“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反对的人认为这会让人想起对毛泽东大树特树的个人独裁时代,但江泽民对此甘之如饴。可笑的是,当江泽民从总书记职务退下来之后,他禁止国内媒体上出现有关“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吹捧自己可以,吹捧别人绝对不行,这也是江泽民的一贯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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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还发生了一件后来对中国以至全世界影响深远的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弘传于世。

第八章:抢滩北京希同束手 恐吓台湾导弹狂射(1995——1996)

十四届四中全会宣布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移交权力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当时邓小平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四大上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更是邓小平自毁长城之举。江泽民最怕的就是军队不跟他这个没摸过枪的军委主席走。如今,一方面元老们风烛残年,另一方面在军队中江泽民也逐步有了亲信,江泽民开始盘算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文革前毛泽东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然而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就是敢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拒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令毛泽东不得不在上海出姚文元的单行本,并称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是在1966年5月16日,其先行动作则是于1966年3月底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解职。即使对毛泽东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党主席来说,要干大事也必须先掌控北京。因此,江泽民十分急于拿下北京。

1﹒与陈希同结怨

在干部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这样一来,其政绩可想而知。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执政期间,不仅毫无业绩,相反,他上台仅两年上海就发生“菜篮子危机”,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把能干的朱镕基调往上海补漏。在“六四”问题上,陈希同一直抱着敢做敢当的态度,而不是象江泽民这样一会儿镇压《导报》,态度强硬,一会儿又想向赵紫阳做深刻检讨,承认不该镇压。陈希同因此认为自己维护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心理自然十分不平衡。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江泽民好出风头,嫉恨心又强。对于看不起他的人,心胸狭窄的江是一定会报复的。对于陈希同,江泽民一直又恨又怕。江泽民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还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陈希同宴请赵紫阳的追随者胡启立。

江泽民当了儿皇帝之后,凡是跟着赵紫阳的人马都遭到了江不遗余力的清洗。对于江泽民来说,否定赵紫阳越彻底,江泽民的宝座就越有合法性。这种否定早已到了完全罔顾事实的地步。江泽民“当选”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要挽回赵紫阳造成的“损失”,而绝口不提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贡献。

江泽民深知赵紫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在“镇压”的问题上,赵紫阳的表现迥异于各位政治元老,甚至是各级党员,这使赵紫阳身上笼罩着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光环。而在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也不能不使民众对赵深怀感激。无论从民心、资历,还是政绩上考察,一旦邓小平让赵紫阳复出,江泽民从赵紫阳手中窃取的权力如何还能保得住?

江在上台后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对于改革派以及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进行整肃。此时,陈希同偏偏“逆流而动”。

当时随着赵紫阳下台的还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这三位是因“六四”下台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希同却并不避讳,秘密安排了胡启立与万里会面,地点就在首都宾馆。陈不但出面作陪,还到宾馆门口亲自迎接胡启立。

无巧不能成书,陈希同自以为安排得天衣无缝时,没想到被日本人捅了漏子。那天傍晚,正好有几家日本电视台和报社的驻京记者也去宾馆的日本餐厅聚会,其中一位走错了路,进了陈希同的包间,亲眼见到胡启立、万里与陈希同觥筹交错。陈希同当时以为闯进来的是日本商人,就没有理会,结果第二天那个日本记者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日本报纸上。第三天,新华社内参又以《国内动态清样》形式,将消息递送到江泽民那里。这让江又惊又怒。江泽民惊的是,陈希同本来就资历甚深,能力颇强,现在居然和胡启立走在一起。江一时拿不准邓小平是否属意胡启立复出,并为重新起用赵紫阳打铺垫。江泽民怒的是,陈希同竟然背着江和江最忌讳的赵氏人马搞在一起,显然是故意跟江为敌。江泽民立即下令由中纪委出面调查。首都宾馆负责人证实此事后,江亲自给陈希同打电话,指责陈“丧失立场”,陈推说是应万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办。

江不敢得罪万里,只能自己生闷气。后来,邓小平亲自下令让胡启立复出,印证了万里与赵系人马关系密切。江泽民最怕赵系东山再起,因此对陈希同愤恨不已。

旧恨未去,又添新仇。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陈希同早已知道邓小平力主继续并深化改革。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这都让投靠陈云和李先念等左派元老的江泽民十分不快。为了避免邓小平对江泽民不满的消息透过媒体泄露给民众,江泽民指令中央级报刊对邓南巡的报导,要遵循中宣部“统一报导口径”,不准擅自行动。

不料陈希同又先行了一步,他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在江泽民看来,陈的改革言论和表现,更凸显江的僵化和保守。江泽民对陈希同的痛恨又加深了一层。

不久以后,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又与陈希同等人安排邓小平视查首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居然没有一人到场。邓小平当着首钢众多干部、工人的面说,我最近说的话有人听有人不听,北京市已经行动起来了,但中央一级还有人顶着不办。邓随后要求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这些话当时在江泽民听来简直如五雷轰顶。

江泽民听得背后直冒冷汗,通过中央办公厅责问陈希同为什么事先不向江泽民通报邓的巡视时间。陈反驳说中办应该向邓办了解邓的活动安排,而不应向北京市发难。江泽民受到顶撞后更是怒气冲天,气恨不已,从此更下定了倒陈的决心。

当年陈希同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江泽民是上海市委书记。但是做为京官,陈希同的消息要比江泽民灵通得多,江泽民也知道陈与邓小平、李鹏关系非常好,所以那时每次见到陈希同,都笑得很谄媚。在当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江泽民还算是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对李鹏还很尊重,但在十四大倒杨成功后,江泽民的尾巴是一天比一天翘得高了。

陈希同是眼看着江泽民的这种变化的,也知道因为胡启立事件以及南巡事件,江泽民和他结下了梁子。根据陈希同的观察,江泽民绝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江在1986年上海学潮后对那些敢于挑战他的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之事,陈也颇有所闻。既然得罪了江,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陈希同希望趁着邓小平还活着,把江泽民拉下马。

于是陈希同在1995年初联合了七个省委,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这封信的内容外界并不知情,邓看后没有发表意见,却把信交给了薄一波处理。“六四”之前,八大元老在商量赵紫阳的接班人问题时,邓是想让李瑞环或者乔石上的,薄一波当时极力推荐江泽民。邓小平也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换一茬总书记,否则在1992年南巡后就会动手,但是他把信交给薄一波,也是想让薄一波看一看他推荐的江泽民是个什么货色。

薄一波是整人能手,惯于投机钻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在高层里口碑甚差。其中有一件事最说明问题。1979年给薄一波平反出狱的是胡耀邦,当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使薄一波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的还是胡耀邦,但1987年1月15日薄一波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主让胡耀邦下台。

薄一波看到陈希同这封检举信,不但不想继续往下追究江泽民的问题,相反还暗自高兴抓住了江的把柄,因为这就等于抓住了江的权力,可以好好利用和要挟江,为儿子薄熙来和亲信等加官晋爵。

于是薄一波把江泽民叫来,一言不发亲自把信递过去。江看过举报信内容后,脸色发青、一身冷汗、战栗不已,当场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为他美言,保住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薄一波表示尽力而为,并授意江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做法上可以先从陈希同的周围下手。江泽民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薄熙来日后飞黄腾达,全靠其父薄一波与江泽民的这层特别关系。

2﹒扳倒陈希同

1994年年底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邓小平权力的无保留移交使江泽民认为倒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缺一个机会。1995年初的举报事件,更让江感到必须立刻动手。

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在元老凋零之后,他们的子女会拉帮结派,或许对江的权力也是威胁。但这并不足为虑,因为这些太子党们忙着钻政策的空子发大财,只要祭起“反腐败”的大旗,太子党为了躲过公、检、法和中纪委的大刀,就不得不向江泽民表示效忠。

江泽民本来准备让江绵恒、江绵康两兄弟以及江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八杆子内打得着的亲戚们在十四大之后都进入中央部委或成为地方大员以维系自己的权力基础。现在考虑到要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政敌,只好让他们先等一等。待到政敌清理完毕,“反腐”告一段落的时候,空出的一些位子正好让自己的亲戚拾遗补缺。

江打好如意算盘,就决定按照薄一波的建议,先从北京的副市长下手。经过一番精密的盘算,江泽民把枪口对准了王宝森。

1995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只能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据国安内部消息透露,这个人就是江泽民派的国安特工。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然而王宝森的死既然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着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而周北方被判刑,让邓小平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事,如果与江交恶,邓家的后代也可能会成为被江整肃的对象。陈希同见自己的举报信送上去几个月,江泽民竟然还在台上,说明邓小平无意换马。至此,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31日电)。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陈说他曾与江泽民合伙做生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非法转移国有资产涉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这也许只是陈可以透露给媒体的东西,隐藏的内幕只能等到陈可以自由发言的时候才有可能披露更多。

不过中共“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看看现在高高坐在台上的大贪贾庆林、黄菊、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劣迹斑斑。中共的腐败,早已深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

3﹒台海危机

1996年新年刚过,台海危机爆发。

3月23日,台湾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大选。总统候选人除了有李登辉之外,还有无党籍人士陈履安和林洋港,以及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

江泽民对台湾的选举十分担心,害怕台湾民主选举的声浪会影响到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为了无限期拖后民主选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常常抛出“国情论”、“素质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选举”等谬论。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台湾的大选一旦成功,等于是用行动否定了中共有关大陆不能实行民主的托辞,这怎么能不让江泽民这个未经选举而窃据王位的独裁者忧心如焚?

江泽民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外界称之为“江八点”。可以说,“江八点”了无新意。当时两岸关系并不紧张,香港回归在即,江泽民当然希望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这样他的贡献就可以写入史书了。但江泽民在外交、治国方面是个平庸无能之辈,毫无制度创新能力,没有那个金刚钻,还想揽那个瓷器活,结果自然是糟蹋了名器,还差点闹出战争来。

自1988年李登辉接任总统之后,一直推行务实外交,比如1989年的新加坡“度假之旅”,在1994年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访问,都让江泽民对李登辉推动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意图深具戒心。江泽民感到最不能容忍的是,李登辉以私人身份于1995年5月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美国政府在国会两院的压力下批准了李登辉的旅行。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表达他的民主思想。如今,李登辉更进一步,准备在台湾举办第一次大选,在老军头们的鼓动下,江泽民决定还以颜色。

在军事演习的问题上,江泽民相当慎重。因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更别说战役、会战或决战的军委主席。对于军事指挥,江泽民完全外行,他最大的“建军思想”,恐怕就是“讲政治”,也就是让军队永远听他的指挥。面对军方的压力,江泽民需要指定一个人作为全权指挥,这个人必须是江的铁杆心腹,于是江想到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4﹒江泽民的军中代理人

张万年的提升非常有戏剧性。1992年当江泽民视察济南军区的时候,张万年还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他不失时机地向江泽民表忠心,高喊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言下之意,江泽民不但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中央军委的核心。

当时,江泽民党内地位还不稳,急需在军队中培养亲信。虽然江泽民与张爱萍关系密切,而且以张爱萍为首的三野军人不喜欢杨家将,但是他们未必就会喜欢江泽民,更何况江见到所谓“养父”的上级们只能以晚辈面目出现,无法颐指气使。只有真正能够听命于江泽民的军人,才能成为江在军中的代理人。

张的口号让江泽民大喜过望。回到北京后,江泽民马上把张万年调到了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1993年又给了张万年一个上将军衔。张万年果然努力,当着江泽民的面,在总参大院中指挥全体机关干部高声合唱《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江泽民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就等于是说“枪杆子永远听江主席指挥”。

张万年的马屁路线一击奏效,后来人有样学样,也斩获颇丰。其中一个是于永波。于处处对江泽民拍马奉承,在1992年被江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93年,江泽民也册封于永波为上将。2001年初,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解放军高级将领,于永波在席间高呼“江主席万岁”,一时被传为笑谈。

另一个马屁专家是郭伯雄。1992年郭伯雄还是47军军长,少将军衔。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江到陕西视察,顺便去了47军。江中午饱餐后要睡个午觉,郭伯雄一看机会难得,赶紧把战士轰走,亲自在门外站岗。江泽民这一觉睡了两个钟头,郭伯雄在外面百无聊赖,但连厕所也不敢去,怕江随时醒来,就功亏一篑了。江睡醒后一推门,猛然看见一卫兵笔挺地立在门前,甚为满意,但也有些奇怪,这兵咋这么老啊?定睛一看,原来是47军少将军长郭伯雄!

江泽民到哪个军也没享受过军长站岗的待遇,对郭顿生好感。于是郭伯雄从47军军长,调到了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随后连升三级,当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也混了一副上将的肩章。

面对这样的军委主席,这样的马屁将军,李登辉自然不会把中共的军事威胁放在心上。

5﹒军事演习

中共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一次是1995年8月15-25日的东海飞弹试射,距离北台湾90哩。为了影响台湾1995年12月2日立法委员选举,中共在11月15-25日于东山岛举行海军与两栖军事演习。1996年初,中共已经将其他区域的兵力,移防部署于面对台湾的沿海区域。

中共的频繁演习和军事调动,使美国认为事态严重。2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奇(John Deutch)重提担心中共军事演习会导致“错误的估算或非蓄意的意外事件”。

中共军方最初的部署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40亿人民币以上,规模惊人。然而克林顿政府向中共传达了“非常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见,称导弹演习是草率鲁莽的决定,并警告中共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同时,美方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

江泽民知道军方强硬派绝不会甘心放弃演习计划,但是江自己却不敢真的和美国搞僵。他更害怕冲突一起,军方乘机坐大,自己这个军委主席到时候就成了空头主席了。

江泽民于是抬出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并提出三点主张: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被当时台湾策反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报告给李登辉。李登辉为稳定岛内民心,公开称“共军打的都是空包弹,天一下雨就点不着了”。后来到1998年两名台湾军情局官员叛逃北京,所抖出来的情报导致1999年刘连昆东窗事发被逮捕和处决。

6﹒江泽民做秀

1995年底,江泽民在视察北京的时候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远远没有象另外一件事那样,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这件事情,就是江泽民梳头。

江泽民在1996年6月下旬去西班牙访问。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令卡洛斯吃惊的是,江泽民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晚上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右侧,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它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很快,全球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许多海外华侨看后顿觉炎黄子孙颜面尽失。

卡洛斯显然很不习惯江泽民这种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的动作,奇怪的是外交部礼宾司却从来没有对江的这种恶心表演提出过异议。

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梳头有许多次记录。1993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梳头。法新社曾把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面对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又一次从西装内侧口袋中拿起梳子梳头。

江泽民被人称为“戏子”,他每次出访几乎都是一场场的文艺演出,而不是外交会谈。1996年,江泽民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当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游艇上宴请江泽民。江泽民想起了他刚刚见过的参议员阿罗约(阿罗约后来在2001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被其国民称为“美女总统”),意犹未尽,拿起麦克风高歌了一曲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

江泽民的“做秀”热情常常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可以不分时间场合地吟诗赋词、引吭高歌、卖弄英语。2000年江泽民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会见华侨时,当一位华侨问中国西部开发计划时,江泽民突然从口中冒出两句唐诗,他对华侨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另一位华侨问他是否退休时,他则高声吟诗“我欲乘风归去”。江泽民在访美时,还莫名其妙地在克林顿总统前用英文背诵林肯的一段演说词。1999年江泽民去法国之前先到英国访问。他说:这里空气很好,到处都是natural gas。他大概想说空气很自然,但用的词却是“天然气”,而“natural gas”在英文俚语中是“放屁”的意思。第二天就有中文报纸撰文取笑他。其实早在任上海市长期间,江就出过这样的洋相。有一次陪同外宾去公园游览,江想向外宾显示上海很开放,年轻人敢在公园里公开谈恋爱了,就用手指着说,他们在“make love”(意指做爱),让在场的外国人听了目瞪口呆。

1999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法国参观一座博物馆时,一时兴起,乘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备,拉起希拉克夫人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华尔兹舞来。希拉克正在诧异时,江泽民又拉着贝娜黛特的手仰头大笑。这件事让希拉克非常不悦,认为是给自己难堪。而法国民众更义愤填膺,认为是对整个法兰西民族的侮辱。

2000年4月19日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授国家勋章。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场合,按正常礼仪应该由主人给江戴上勋章。不料江泽民却抢先一步,拿起勋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场宾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江泽民当着在场百余名嘉宾高歌一曲“我的太阳”,美国总统布什马上鼓掌,并接着半开玩笑地请国务卿鲍尔唱一首小夜曲,鲍尔礼貌地微笑拒绝。晚宴中,江泽民又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跳舞,跳完之后仍未尽兴的江又先后拉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2002年,江泽民去冰岛的时候,更是出了个巨大的洋相。在国宴上吃着半截饭,江泽民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王冶坪当时的面部表情十分尴尬,整个情景被冰岛最大的日报以大幅彩色照片详细报道。

一个国家主席出访外国是有外交礼仪和尊严的。这个尊严不是属于其个人的,而是属于国家的。如果江泽民不在国家主席之位,那么他如何去取悦于外国元首,人们都不会在意的,因为这时他不过是外国元首的座前弄臣而已。但是当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出访时,那么其不顾外交礼仪地做秀就不仅是其个人出丑,也令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丧失了尊严。

7﹒法轮功的飞速发展

在1995年到1996年,民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呈指数型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修炼者就增加到两千万人以上,而且继续增长的势头仍十分迅猛。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51年5月13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的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家庭,曾经参过军,1982年转业到长春市的一家粮油公司工作。李先生从童年起即修炼佛家独传大法,1984年开始把独修单传的大法改编为适合普及的气功,叫做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开始在长春公开传功讲法。

李先生在粮油公司工作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那时候他和家人住在单位的宿舍楼里,条件也十分简陋。据去过李先生家里的学员讲,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楼道里也没有灯。在刚刚开始传法的时候,李先生带着几个弟子,条件非常艰苦。在他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拥挤的北京火车站度过了抵京后最初的几个夜晚,在那里吃东西并夜宿在长凳上。

从1992年到1994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在全国共开设了54次讲法传功的学习班,每次大约八到十天。这样他为了赶去办班而奔波于中国多个城市之间,常常连火车硬座都坐不上,累了,只能席地而坐;饿了,方便面充饥;困了,就倚靠在座椅边或者车厢壁打个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功中受益,李先生办班的收费标准当时在全国是最低的,一个10天的气功学习班,仅收费40元,只相当其他气功师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收费太低,与其他气功师办班的收费标准反差很大,很多气功师对此都有意见。为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曾多次要求李先生提高学费,但李先生为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始终没有答应。

李洪志先生1992年传功讲法的时候,中国气功师多如牛毛,真伪俱在,鱼龙混杂。虽有许多人从太极拳、五禽戏等传统功法中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上了假气功师的当、花了冤枉钱却治不好病的也不在少数。法轮功一开始就从千百门气功功法中脱颖而出,这与此功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是分不开的。

1992年9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同年12月,李先生率领弟子出席了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李先生的名字和法轮功不胫而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和总顾问姜学贵教授对李先生的功力和法轮功的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姜教授说:“李洪志先生可以说是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一颗明星。我看到李老师为这次博览创造了很多奇迹:看到那些拄着拐棍,乘着轮椅和各种行动不便的病人,经李老师的调治,就能奇迹般地站立行走了。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9月21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人无计其数,很多人从疑难绝症中康复。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被尊称为李大师,在北京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一个人从沉疴顽疾、甚至绝症中痊愈,必然会带动他的亲朋好友都来炼功,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是极其迅速的。

法轮功真正对人的改变还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而是以“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如何做好人,全面净化心灵,并向更高层次迈进。随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开始日益普及和深入,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们,格外感到法轮功的珍贵。法轮功在社会上广传,对各阶层修炼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包括身体方面,也包括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从1999年镇压前的媒体报道也可见一斑。

《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

《大连晚报》1998年2月21日报导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员袁红存。2月14日下午,袁红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被称为“活着的罗盛教”,学院为他荣记二等功。当时袁红存已经修炼法轮功2年。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10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该文介绍一个叫谢秀芬的人,曾被北京301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

《羊城晚报》1998年11月10日登载一则摄影报道,题目是《老少皆练法轮功》。报道中说,8日早上,广东省体委武术协会有关领导到广州烈士陵园等处,观看了5000法轮功爱好者的大型晨练活动。体委的同志现场询问了几位法轮功的受益者,他们的修炼故事非常感人。其中有一位“原患高位瘫痪,全身70%部位麻木失灵,大小便失禁”,现见她“红光满面,练功的动作灵活自如”,该报道配发了93岁老人和2岁小孩练法轮功的照片,并介绍说,目前广东有近25万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强调传功不收费,义务教功。

……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时,声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其实江泽民早在1993年就听说了法轮功的神奇,特别是中共退休的高官们都特别注意保养身体,开始炼法轮功的人也相当多。王冶坪早就在炼法轮功了,而且江泽民本人还看过《转法轮》。不过江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治病。江泽民想通过享誉京城的李大师了解自己的前世,预测自己的政治前途,看看谁对自己忠心,谁是自己的政敌,仕途上是否还有大难,用何种办法可以保住权位等等。

1993年夏,江两次派人找到李洪志先生商谈,要求见面。李洪志先生明白其心思,回复道:治病可以,不谈政治。来人习惯于别人迎合自己,一听李洪志先生的答复,感到又惊又失望:惊的是这位李大师到底是不一般,把江泽民的心思都看穿了;失望的是李大师与以往其他气功师的攀附反应完全不同,自己不一定能捞着什么好处,因此对李洪志先生与江泽民的会面采取消极态度。

拖了些日子,外界对李大师的好评又勾起了江想见面的欲望。这次双方在两星期前就约定好了时间,但最后一刻那人觉得自己没得到实惠,又担心江泽民提出的问题李先生不回答,闹出尴尬来,于是跑到江面前编造了好些见面不如不见的理由,江在前一天临时取消了会见。

1995年,李先生结束了在国内传功讲法。是年初李先生赴巴黎传法,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使馆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会面,并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使馆文化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随后李先生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法轮功由此开始弘传世界各地。

而在中国,自1996年1月起,《转法轮》一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并一直处于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