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遭受26种酷刑的二年经历(上)


【明慧网2005年7月29日】我被绑架劳教,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2年的时间,遭受酷刑26种:扣起、背母、穿胸、蹲军姿、站军姿、正坐、三大步伐、喂蚊子、抬沙包、贴墙站、跑篮球场、俯卧撑、蛙跳、高抬腿、鸭子步、曝晒、卡脖子、拳击头部、打断门牙、插管灌食、扯耳朵、打裂鼻梁、狼牙棒、膝击肝脏、饥饿疗法、下蹲运动。我被折磨得皮包骨,门牙被打断、鼻梁被打裂,3次绝食被灌,2次插管至出血送医院抢救,多次徘徊在生死线上。直接参与迫害我的人数超过50个,最后送回家时恶人说“张洪旭,你可能只有五、六十斤重了。”

我叫张洪旭,生于1966年10月1日,体重116斤,初中毕业,家住重庆市潼南县瓦厂湾29号,原为潼南县煤建公司职工。我11岁开始抽烟,见不平事爱冲动,常打架,经常喝醉酒,因此读完了初中没有学到什么知识。17岁时查出患有乙型肝炎。98年3月14日喜得法轮大法后,戒掉了烟酒,改掉了打架的恶习。修炼几个月后,乙型肝炎也消失了。因单位早就垮了,98年下半年在潼南给一私人老板照看种子农药门市,每月收入500多元,一家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我们一家都修炼,99年7月16日,家中又添一独生女张缘圆,更添几分喜悦。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江氏小人因为对大法师父的妒嫉而对上亿的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劫持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栽赃陷害、恶意攻击、诬蔑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一夜之间黑云压顶,我们全家从此灾难重重,无一宁日,母亲、妻子、女儿等也都遭绑架过,至今我和妻子被迫流离失所,一家人骨肉分离。

一、两次绑架被劳教 全家遭难

99年7.20江××和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必须去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7月20日下午离开刚出生5天的女儿张圆缘,和同修一道去重庆学田湾大礼堂上访请愿。回来后在7个月里就两次被无故绑架,并被送劳教。

当天下着大雨,去的人很多,靠近大礼堂的几条街道都站有学员,但是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明确的回答。晚上我们十几个同修去当地一同修家。刚到十几分钟,就闯进两个男警察,拿走我的经文。我问警察:“为什么拿走我的书?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为什么要镇压?”他们没有回答,并开始盘问我,企图绑架。同修全部都说我们是好人,一同修的身份证被登记,这样警察才走了。

21日回家后,我和以往一样上班。99年12月19日上午,潼南公安局一科李恒毅、一派出所曾治平(管户口)等三恶警闯到我门市来,说有事问我,把我骗到公安局。一科副科长钟明说:“炼法轮功就罚款200元,否则就拘留15天。”下午一科科长张良不但要我交钱,而且还要我写保证。我没顺从,张良在一科办公室扬言:“张洪旭,下次我把你弄(抓)起来就送你上山(劳教)。”后张良叫一个110车把我送去非法拘留15天,2000年1月2日放出。

在我被绑架的3个多月前,9月14日,我母亲付汝贤和我五姨付汝芬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重庆火车站被张良劫持回潼南关押35天,并被敲诈钱财共8650多元;在我被绑架后的第5天,我岳母付汝环和五姨于12月24日又在天安门被绑架,岳母被猛击头部,五姨胸口被狠踢六脚,26日晚被关潼南看守所(拘留所隔壁),五姨2000年1月10日被送劳教1年(第一批),岳母一个月后被转到戒毒所,6月初才出来。

我出来不到2个月,2000年2月29日上午,恶警李恒毅、曾治平、刘勇又闯到我门市上来,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张良问我:“张洪旭,还在炼没有?”我答:“当然炼,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炼?”张良于是骂我,又指使刘勇给我做笔录。然后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无任何手续,没有期限,也不通知家人。妻子吴永梅通过各种渠道才打听到我被非法关在拘留所,但不准接见。

4月9日下午,所长刘仲明突然叫我收拾东西,一起被关押的同修都以为是放我回家了。谁知被张良手下劫持到看守所,张良要非法判我劳教。4月10日早上,我和同修黄秀琼(县法院副院长妻子)、代小容被劫持去重庆劳教,我们三人是潼南被张良第二批非法送劳教的人。那时我岳母还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我六姨也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家中留下妻子(无工作)和9个月的女儿。5个月后我六姨付汝芳也被再次绑架送劳教1年。

潼南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是周健、魏晓君、廖晓英、曹慧、付汝芬、王建国,被送劳教所的时间是2000年1月10日。魏晓君、曹慧已被二次劳教过;现在周健、付汝芬、王建国被迫流离失所,魏晓君被非法判刑7年。

二、西山坪劳教所:整训就是整人

2000年4月10日下午,我被劫持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十一中队整训场。刚下车,6个值班劳教犯和值班恶警同时吼道:“蹲下,把头抱上!”稍不合他们的意,就一阵拳打脚踢。值班劳教犯搜我身,又把我物品撒了一地,搜去洗衣粉1包、香皂1块、圆珠笔4支、笔芯3支、信纸1本占为己有,恶警看见也不制止。然后值班劳教犯把我带到7号舍房,进门就强制喊“报告”。十一中队是整训队,也是西山坪接受检查的一个门面中队,新入所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被整训。

恶警和吸毒犯叫嚣“西山坪有108种药,包治百病”,也就是,有108种酷刑,包把人整服贴,包把全身给整出病。一些酷刑的名字就是药名,如:穿胸(川芎)、背母(贝母)、穿心莲,其它名字也有,如:踢花汤、吃核桃、吃饺子、麻辣鸡块、吃辣椒、舍房小间、组合拳、扇耳光、罚站、罚正坐、饥饿疗法、开飞机等。先强制直立站好,然后对方抱拳,对着胸口猛击,边击边数数,击一拳就是一个“穿胸”。“扣起”之后,然后对方抱拳,跳起,用一个肘关节猛击背部脊柱处,击一下就是一个“背母”。

“扣起”:先双脚并拢呈立正姿势,然后弯腰成90度,双手下伸至脚尖(也有双手抱后颈的),腿不准弯,膝关节并拢,长达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动作。为了增加难度,有的在两膝中间夹一本书,有的在头上放一杯水,如果书掉下来或水倒出来了,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一进去,门外值班劳教犯(多是吸毒)就吼道:“站好!扣起!”。刚扣下,就立即冲进四、五个值班劳教,轮流对我打“背母”。第一个张伯军,跳起狠狠打我10个背母,我被一打一栽,喘不过气来。接着第二个楚明,又冲进来打我2个背母,出手更狠。打完后,继续强制我“扣起”半个小时。

我背部鼓起几个大包,红肿一大片,后来又变青紫;我直不起腰,疼痛2个月,走路、睡觉都痛。第二天,张伯军冲进来问:“谁是炼法轮功的?”我答:“我是。”于是狠狠给我一个“穿胸”,后来青紫一大块,疼痛两、三天。2001年5月,同修陈双飞因炼功,楚明冲进狠打6、7个“穿胸”,当时陈双飞脸色变白,呼吸困难。

一个舍房住十六、七个人,6个铁床,12个铺位,把舍房两边挤得满满的,只剩中间过道。其中一个铺位用来放包裹、棉被和马桶,大小便都在马桶里。平时十六、七个人分两排坐在过道里,剩下的空间,过一个人都困难。睡觉时需要有10-12人合铺睡,法轮功学员都是合铺,而且只准睡下铺,便于它们监视。

恶警对我们进行“整训”,开始10天都是蹲、扣、站、坐和走操。“蹲”就是蹲军姿;“扣”即是扣起;“站”就是站军姿;“坐”就是正坐(坐小凳),换来换去的坐,坐在小凳上,双脚并拢,双膝并拢,小腿垂直于地面,双手五指并拢后放于两个膝盖上,腰直、颈直,两眼平视,不准闭眼,嘴不准动,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个僵直的动作,稍有放松就是拳打脚踢。“走操”就是走三大步伐:齐步、正步、跑步,不停的换来换去的走。这些听似军训的内容,在这里却是整人手段。西山坪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蹲扣站坐,整得你认罪认错;三大步伐,走得你认罪服法。”站军姿一站就是1小时。我体重下降到40多公斤。整训的过程全是由值班劳教来指挥的,恶警很少出面,只是远远的坐在办公室外,有时甚至见不到其人。

2000年6月,同修江再红的大法书被恶警抢去,我们二十几个同修集体绝食抗议。2天多后,恶警把我们分到各个中队去。我和曹贤路被分到十二队皮鞋厂,我在5号房,曹在3号。队长绰号陈钢圈(40多岁),因其变态、整人毒辣而在整个西山坪出名并得此号。西山坪在2001年前有一部份劳改犯,之后全部撤走,十二队的值班犯:刘松(30多岁,劳改犯,7年,重庆)、吴勇(20多岁)、王小春(约30岁,沙坪坝)。

第二天,我们两人凌晨3、4点起来炼功,被值班犯人刘松看见,就立即被叫到外面露天罚站喂蚊子,直到天亮。以后5、6个值班恶警每天都问我们一次:“今晚还炼不炼?”我们回答:“炼。”晚上就被罚站到11点,如果凌晨3、4点起来炼功被发现,就又要站到早上吃饭,站了1个月。6月的一天,陈钢圈把曹贤路堵在厕所,把曹衣服脱掉,让他喂蚊子。

这样,白天我们被强制走操、抬沙包(300斤),恶警下旨意,值班劳教来强制执行。原来围着篮球场抬8圈(与曹贤路抬),炼了功后增加到18圈。其余白天的时间除吃饭外全被用来罚站,要求面向墙壁,三处贴墙:鼻尖、胸部、脚尖。晚上站到11点,若没站好陈钢圈还要吼。

由于环境卫生恶劣,舍房臭虫很多,形状是扁的,大的同一般的辣椒籽差不多,小的像油菜籽那么小,红色或者褐色,没有吸血的时候,薄得像70克的纸,很干枯,藏墙缝、床缝、棕垫、衣服里。睡觉时床一热就来咬人,边爬边咬,咬过的地方燥热,红肿,烧痒,与疥疮症状类似,持续很多天不会好,往往旧伤未好又被咬,一些人就转化成脓疮,溃烂。

到十二中队时全身被染上了疥疮 ,一种奇痒的小籽疥疮,发热时痒得最难忍,用手越抓越想抓;从下身和指缝开始长,逐渐向腹部、大腿直至全身发展,而且越长越密;最后就开始出现豌豆大的白色脓泡,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抓破后就是一个一个的洞,全身找不到一块象样的皮肤;一般要被折磨几个月、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疮好了之后,留下指头大小的黑疤痕。刘文学、周健、谢锦等很多大法弟子都被染上过这种疥疮。被染疮的人坐过的凳子,谁要去坐,就可能染上。

后来长成脓胞,有的开始化脓。重庆是中国火炉之一,正值夏季酷热,地面40度以上。罚站时,两腿脓水、血水混着黄水、汗水直往下流,裤子被粘在腿上有的形成硬壳,有的脓包烂成拇指头大的洞,至今腿上还有多处指头大的凹形疤痕。 我的两腿肿得很大,吸毒犯说“像大象腿一样”。平时穿的40码(25cm)的拖鞋,现在只能放5个脚趾头进去。一直到7月下旬,脚肿才慢慢消散,但疥疮还没好。

脚肿后,抬沙包增加到20圈,最多时25圈。以前我一直不是干重体力劳动的,抬起来直摇晃,肩上肌肉变红又变黑,肿得很高,痛的不敢用手去碰。脚肿之后有一次我凌晨3、4点炼功被发现,陈钢圈就叫舍房里每人陪我抬4圈沙包,当时舍房有5人。这样一直把我迫害到7月底。

我去十二队不久,一次去厕所,刘松喊我,我没听见,从厕所出来时,他狠狠朝我胸部打我两拳,我当时眼冒金星,手捂住胸口蹲了下去,呼吸困难,很痛,几乎昏倒。

2000年8月10日,上面来文件搞所谓转化,我们二人又被转回十一中队,遭到更严重迫害。曹贤路的父亲去世,也不准请“丧假”回家(吸毒劳教是允许的),要求写保证。中队长徐光富,副中队长雷科金,恶警刘期斗、李勇、田晓海。田晓海后来提为十一队副中队长,专门迫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专管队成立后,除徐光富继续在十一队外,这其余几个恶警全部调到了教育大队迫害大法弟子,因此这几个恶人组成的邪恶团伙可以说是教育大队的前身,迫害大法弟子都很卖力。

每天被强制绕篮球场外圈跑100圈,做俯卧撑75个,站军姿1小时,另外还要做蛙跳、高抬腿、走鸭子步,有时被曝晒1小时,站着不准动。8月中旬高温还未过,水泥地烫脚。2001年5月在教育大队,38℃高温,站1小时后,肖泽巨(60多岁)呕吐昏倒,白天时呕吐。

附注:“值班劳教”(一般是吸毒的)有特权、伙食特殊、减刑快、与外人接触机会多、容易搞到吃的喝的甚至弄到他们的“本科”(海洛因,值班的所内吸毒严重),受恶警利用和包庇,其实就是所霸。十一中队恶警把几乎全部的旨意交给值班劳教来实施,从早到晚都是他们直接在指挥劳教人员,恶警是很少出来直接指挥。其他中队也基本如此。值班劳教一般都是与西山坪干警有关系的,吸毒犯称“有水”,就是指有关系,也有是给了干警很大好处的。如:龙海波,30岁左右,吸毒被劳教,2001年-2002年在十一中队值班,是十一中队中队长徐光富的侄儿;曾清亮,20岁,重庆璧山青杠人,因抢夺被劳教,2002年在教育大队二中队值班,是教育大队恶警雷科金(雷科机)的亲戚。劳教犯人要找干警打什么报告,得先向值班劳教报告,允许后才行,否则称“越级报告”。他们一般在社会上都是渣子,恶习很深,对下面的进行敲诈;要让别人“敢怒不敢言”的把财物贡献出来,就要制造高压,因此打骂呵斥就是重要的手段;当然打人也是他们恶习的体现,可以展现自己的威风,可以获得变态的快意。如果有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说“好!有气质,(看我)分分秒秒给你‘兑现’,让你崩溃。”于是找借口整人,无论怎样按要求做都有借口;不要借口,直接“黑办”的也有。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是他们邪恶本质的表现; 二是恶警的旨意;三是害怕表现不好被送其他生产中队。

劳教所搞的民管会,说是民主选举值班的、选举舍房组长,搜集劳教人员的意见来民主管理中队、来评选优秀等,其实都是骗接见的家人的幌子。办公室挂的展示板上的民管会人员名单是干警随意写上去的,一般都是值班人员的名字,而且没有什么民管会活动。在教育大队法轮功学员名字也有写上去的,但那是骗人的伎俩,并没有任何权利,反而正在遭受迫害,走哪里都有人跟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