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得大法身心受益
我今年近五十岁，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我于1999年3月喜得大法。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胆囊炎、肝癌晚期，胯骨还被摩托车撞伤过，一年到头吃药打针不断，别说干不了什么重体力活，连走道都费劲。不到40岁的人，满脸皱纹，头发已经花白了。我的脾气特别坏，容易生气，经常和别人吵嘴，有时骂丈夫，而一生气我就犯病，一年总有很长时间要躺在床上。
1999年农历新年前夕一天下午，我儿子到同学家去玩，正赶上儿子同学在自己的房间里炼“佛展千手法”，儿子说：“你炼的什么功？动作真漂亮！”同学告诉他后，指着墙上师父的法像说：“这就是我师父！”儿子看了后脱口就说：“你们老师真帅！我也想学这个功！”儿子同学的妈妈把《转法轮》拿给了儿子，儿子当天一直看到晚上8点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去，看到中午11点，之后又把书借回来看。1999年的农历新年，儿子是在家学法炼功度过的。
儿子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爱学习、明事理了。有一天和丈夫吵嘴时，我骂起了婆婆，儿子郑重的对我说：“妈妈，你不能骂奶奶，别人对你不好，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你得还的。”听了儿子的话，我当时心里很舒服，觉得儿子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儿子拉着我的手到了他的房间，打开《转法轮》，指着师父的法像对我说：“这就是咱们师父。”儿子给我念了一遍《论语》，我觉得特别敞亮，心里不堵了，心想：我也要学这个法！
我腾出了家里放粮食用的房子做炼功点用。第一天晚上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时，我就呕吐、胀肚，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就感觉身上不疼了，两腿轻飘飘的，我知道，师父开始管我了，大法实在太神奇了！
修炼大法过的第一关是学法关。我不识字，没法读大法书，自己急得直掉眼泪。儿子安慰我说：“妈妈，别着急，听老师的讲法录音是一样的；不识字就慢慢学。”于是，白天我就抓紧时间多听讲法录音，晚上大家学法的时候我就一边听，一边跟着大家一块往下顺。
修炼大法过的第二关是双盘关。我的腿特别硬，每天晚上打坐时，单盘一会儿我就疼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把腿拿下来，好多天都是如此。学到《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一节时，师父讲到：“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我恍然大悟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过这一关！于是我接连三天咬牙坚持单盘了一个小时，这三天我都是流着眼泪挺过来的。单盘一个月之后，我又是这样接连七天哭着双盘一个小时。七天后，我做到了！
几个月的修炼，我的变化太大了。全身的各种疾病一扫而空，皱纹不见了，脸色变得红润、健康，花白的头发又全变黑了，人变得手脚麻利，除了帮丈夫做家务外，还养了十几头猪。通过坚持学法，心性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急躁、骂人的毛病改了，人整天都是笑呵呵的。丈夫默默的看着，最后说：“有变化！”
我自己深受大法的益处，所以我在弘法上特别用心。我用自己巨大的身心变化，向人们诚恳的介绍法轮大法。这部伟大的法，让病痛缠身、灰心绝望的我从新感受到了健康，从新尝到了生活的快乐！
二、被非法拘捕劳教
1999年7月20日对大法的打压开始后，我知道大法是正的，但很长时间内感到茫然，只是在家一个人学法炼功。2000年下半年，读到师父的新经文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正法时期的弟子应该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于是我开始走出来发真象资料，组织本村的弟子做正法的事，同时我也为一些别的地区的弟子传送经文和资料。
2002年初，一大法学员开始从我这里拿大法及真象资料。不久被公安局非法拘捕，因受不了邪恶的迫害，说出了资料来源，牵扯到我。
4月26日晨6点，丈夫出去上班，农场公安局的7名恶警突然闯入我家，把我劫持到农场公安局，非法讯问从上午7点一直進行到中午12点，面对恶警的无理挑衅和诬蔑，我始终义正辞严的维护大法的尊严，耐心的向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真象。那天我的口才特别好，平时想不到的法和事都能脱口而出，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
下午1点，它们将我送到西岗派出所。一進派出所，副所长董彦海、干警周某某就将我铐在暖气片上，直至下午4点将我送往虎林市看守所。
到虎林市看守所后，董彦海、周某某两个恶警几天提审我一次，逼问大法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不配合他们。没想到几天后，两位外地同修相继被抓，说出我的资料来源Z某。董、周两恶警于是恶狠狠抓着我的头，狠狠的往装人的铁笼子和墙上撞，打我的耳光，用拳头击打我的头部。恶警在打我时，我心里在一直喊着师父，当时没有觉得疼；但到了晚上，我的整个脸发起了高烧，高高的肿了起来。
三天后，恶警又逼问我Z某家在哪里。我说，她家搬家了，我不知道！恶警问不出所以然来，于是又对我一阵拳打脚踢。
看守所的伙食极为恶劣，每顿饭是一个没有蒸熟的酸酸的馒头和一块发臭了的咸菜疙瘩。我想，我不能认可邪恶对我的迫害和关押，我要破除这一切！于是我准备开始绝食。同押的一位同修A知道我是第一次绝食后，力劝我不要绝食。她说，看守所对待绝食的同修B是十分凶狠的，给灌食咸凉水，非常难以承受。这位同修和另一位在押的同修都做得非常好，拒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她们在我之先被送往哈尔滨市戒毒所，但体检时显示同修B有严重的心脏病，同修A更是有心脏病和脑供血不足症状，戒毒所不接收，因此被退了回来。邪恶对她俩无可奈何，最后虎林看守所只好公费用车把她们送回家。
29天后，我被非法判处3年的劳教。当时我的心脏病表现严重、前后共休克5次，医生检查后说必须送医院，否则有生命危险。恶警无奈，允许我保外就医4个月。
我在家期间，虎林市公安局政保科的恶警翟某某隔几天便来我家骚扰一次。我身体情况刚刚有所好转，恶警董、周便于10月12日晚6点再次到我家将我非法劫持，骗我说是带我去看病，而实际上则由虎林市看守所恶警袁某某（教导员）、于某某、迟某某及迟某某的妻子用车将我劫至哈尔滨市戒毒所，到哈尔滨我才知道自己是被判劳教了。
同车的还有被劫送往戒毒所的另一名大法学员。一路上，我和那个大法学员的左手被铐在同一副手铐里，到哈尔滨晚上住店后也是如此。第二天早上，恶警们当着我的面，就开始商量往戒毒所送我的事。恶警迟某某说：我兜里还有700块，700块钱（戒毒所）能要吗？迟某某的妻子说：我这里有钱，我先给垫点吧（垫了多少钱数不详）。
三、戒毒所中正念正行
当天（2002年10月15日）到戒毒所后，先進行例行的体检。负责体检的女医生说：心脏都这样了，容易出危险，戒毒所不能收！于某某丧尽天良的说：不用管她！她是绝食绝的！恶警们给戒毒所医院的王主任行了贿，王主任这才同意接收我。就这样，虎林市看守所的恶警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把我关進哈尔滨市戒毒所。
从恶警第二次劫持我开始，我就绝食了。送進戒毒所后，依然在绝食。女子中队的副队长刘淑杰来找我谈话。对他的邪恶言语，我一概不理。刘有些恼羞成怒的说：“你都犯到这来了，还狂什么狂！”我说：“我犯什么了？”刘说：“国家不让你们炼法轮功！”我说：“国家昏头了，你也昏头了吗！”刘见说不动我，当天晚上，便指使四个被转化的犹大来围攻我。它们写好了所谓的“揭批书”，威逼哄骗我签字。我根本就不搭理它们。它们无计可施，就在“揭批书”上签上了我的名字，然后就说我“转化”了。
之后，刘淑杰把我划入“未转化”之列，对我進行了所谓的“严管”，还专门为我安排了一个包夹。犹大们继续配合邪恶对我進行迫害。刘××在黑板上写了一些邪恶的话并大声念，我一听这些话就非常难受，就忍不住呕吐。刘淑杰又哄骗我说：“你不认识字，让别人代笔为你写，算转化，怎么样？”见我置之不理，刘淑杰凶相毕露的说：“我看不让你上地下室走一走是不行了！”我说：“走一走就走一走，有什么了不起的！”
“地下室”是戒毒所的邪恶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实施酷刑迫害的场所。当时邪党的十六大刚刚结束，邪恶们加大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内部要求“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许多坚定的弟子被带到地下室施以酷刑。由于我当时身体极度虚弱，邪恶们怕出人命，终究没敢把我带到“地下室”迫害我。到戒毒所的第一个月里，我被邪恶分在所谓的417班（邪恶把大法学员和女刑事犯混在一起，分成所谓的15个班）。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吃东西就吐。一个月后，我又被转到由恶管于淼包教的403班。
戒毒所用一本诽谤大法的书做教材，组织大法学员進行所谓的“上课”，让大法学员抄写一些邪恶和诽谤的话，说是什么算做“作业”。我说我不识字，从来不写这些东西。有一天，恶教刘莉给我们“发卷做题”，我拿起笔来，凡是邪恶们说师父不好、让划×的地方我统统划√。而王秀青、杨桂杰两位大法学员根本就不做题。邪恶就让她们两个人蹲着，对她们两个抬脚就踢。几天后，恶管于淼找我谈话，问我：“最近对法轮功有什么认识？”我堂堂正正的说：“挺好的，没啥不好的！”自此之后，于淼再也不找我谈话了。
按照戒毒所的有关规定，劳教人员每四个月有一次“晋级”（也就是劳教减期）的机会，“严管”人员则是五个月有一次机会。邪恶想借着“晋级”的机会拖我下水。一次，刘淑杰把我叫到走廊里，伪善的对我说：“你该晋级了。减了期就可以早点回家了，给你个晋级表吧。”我当时脑子里有一念就是：“你们的这一切劳教也好、晋级也好，我一概不承认！我的事情只有师父说了算！”我指着晋级表对他说：“这张破纸对我有什么用！我進来就没打算再活着出去了！”邪恶为了对付我，2003年4月间，专门又把恶管董绍新、司帅调来管我们班。
董绍新在大法学员中有着“黑手”的绰号，殴打大法学员手特别狠。董接手403班后，一见到我就用邪恶凶狠的眼神瞪着我，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我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铲他背后的邪恶：“任何邪恶的生命动不了我！请师父加持，发出无数的‘怕’字给那些恶管，让他们一见我就怕！”
董每次進教室，所有的人都要起立问好，而我从来都不理睬他。董没有敢对我怎么样，甚至不敢直接找我谈话。一天，他托李桂荣问我有没有事，想在李全明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一谈。我说可以，就去了李全明的办公室。董看我来了，说：“你请坐。”我坐下了，董却没有坐（和别人谈话时，董总是大模大样的坐着，别人都得站着听它讲话），我给他讲了我炼功受益的事情，董一直就站着和我说话。
一段时间后，有犹大举报我，说我在寝室里说大法好，还组织别的大法学员学法，于是女子中队队长李全明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说：“最近思想怎么样啊？”我说：“思想挺好的，这个大法也挺好的。我炼功前满身是病，炼功4年了，一粒药没吃，这功能不好吗！”我就给李全明讲了我炼功受益的事情。李全明拿起报纸念起了傅怡彬材料，一气念了半个小时，累得满口直流唾沫，问我：“怎么样？”我说：“我一个字也没记住。”李全明气得跳起来说：“我这半天不白念了！看来你将来回家还得炼！”我说：“为什么不炼！好坏我自己知道！”李全明无可奈何的说：“行了，你回班级去吧。”我说：“我不回去。”我就把虎林看守所行贿、医生受贿把我送入戒毒所的事揭露了出来。李全明查了一查我的入所检查，果然我的心跳是每分钟136-139下，它自知理亏。但邪恶就是邪恶，它们妄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向它们低头。过了一段时间，邪恶对我说：“找个人替你写份材料，说法轮功不好，你就可以回家了。”我识破了它们的鬼把戏，写了“严重心脏病”的材料交了上去，后来它们没有放我。不但不送我回家，还想出了做假鉴定的鬼主意。
2004年农历新年前，几个恶管半拖半架的把我拉上车，送哈医大一院去做体检（其实它们和医院早已串通好了）。做心电时，心电图刚出了一点点，医生就粗鲁的说：“正常，下去！”我对医生说：“我有遗传风湿性心脏病，怎么心脏会是正常呢？”医生支支吾吾的说：“你的心脏病已经转了，转成神经性心脏病了。”邪恶不想放我，又怕我真的因为心脏病而死在戒毒所里，它们之所以上演这一出戏，意图就是证明我根本就没有病；我一旦真的死在戒毒所里，它们就可以胡说我是自杀而死的，既摆脱责任，又诬陷大法！一次我绝食吐血后，李全明竟然对我说：“你要是死了，我就把你弄到医院去，药费我一分都瞎不了！”
大庆大法学员朴英杰于2002年被非法送入戒毒所劳教。在邪党十六大过后开始的残酷迫害中，朴英杰被迫在邪恶写好的“转化书”上签了名；之后朴被调到403班，一直被严管。一天，朴英杰被董绍新叫出去谈话。朴英杰说：“大法好。”董抬手就打了她两个耳光，给了她一拳。恶警的横暴换来的是大法学员的更加坚定，两天后，朴英杰写了严正声明交了上去。邪恶立刻给她关了禁闭，戴着手铐子，24小时关在监控室里；每天只有两顿饭，每顿饭只够几口吃的。
几天后，我去找董绍新谈话，我说：“你们迫害大法学员，朴英杰不写转化书就不放，写那玩艺儿有什么用？我天天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董恶狠狠的说：“你就是第二个朴英杰！”我当时严正声明：“我放弃生命也不放弃大法，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
在看守所的日子长了，觉得非常苦、日子非常难挨，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师父，我对师父说：师父，什么时候能出去啊？这里怎么这么苦啊？师父说：你得写个深刻检讨交上去。醒来后，我悟到：犹大们用我的名义写的所谓“揭批书”，虽然我不同意，但也不能就此纵容姑息它们的所做所为！第二天开始，我花了几天时间学写严正声明。我写好了一份严正声明，交给了李全明，他看了之后，暴跳如雷，整整骂了一个中午，我也没有答理他。最后他还喊：“我承认你是大法学员！我承认你是神了！你能不能说句人话！”我说：“你们不让我们学法，不让我们炼功，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迫害！”
声明后，我开始绝食了。董哀求我说：“你就让我过个好年吧，吃饭吧。”我说：“你不放朴英杰，我不吃饭！”第二天，刘淑杰拿着粥碗来到我住的屋子，假惺惺的说：“让我喂你吃口饭吧。”我说：“用不着你喂，离我远点！”第二天，我对李全明说：“刘淑杰昨天去喂我饭，假伪善！他以前到我屋还掀被子、摸我鼻子，晚上睡觉把我打醒，让我下地走。什么素质！”
朴英杰一共被关了两个月，中途只是农历新年回来了两天。放回来后，被列入未转化之列，恶警变着法找她的碴。一次恶管何秋红借口说朴英杰坐小凳没坐好，把朴英杰打得没有气了，何还硬说朴英杰装死，把朴英杰搀到医务所一检查，血压没了，心也不跳了，何才罢休。
邪恶为了加大对我的迫害，就把我调到严管的405班。先是看了几天诬蔑大法的电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些东西怎么能动得了我啊。犹大魏凤兰向李全明告黑状，说我在看电视时说“还是老一套的，有啥用”。李全明看我不为所动，就拉帘挡住窗玻璃，让我蹲着。蹲到半夜，我的心脏病犯了，人倒在地上，舌头冰凉，心跳也没了。这时，副队长王玉梅邪恶的用右手往我的心窝上捅。
王玉梅的恶行得到了现世现报。回家后，王的右手及右半边身子就疼得厉害，贴上风湿膏后，更是疼得钻心；一个多月后才来上班，还时时的用左手托着右臂。王若有所悟，见到我后，态度十分亲热的问我身体怎么样了，说一直记挂着我。王私下里对别人说：“这疼也疼得怪了，晚上钻心刺骨，让人觉也睡不着。”
2004年7月，我被转到412班（邪恶们叫“病号班”），邪恶还专门把女刑事犯陈琳调去当班长（陈为鸡西人，当时只有18岁，因监守自盗抢劫30多万而被判3年；陈被邪恶利用监管不转化的大法学员）。陈经常在班级里耍脾气、摔东西、骂大法学员。我经常向陈琳讲法轮大法好，心里装着大法好，将来也会受益的；陈琳只是哼哼哈哈的答应，当时我并不知道陈琳是受邪恶利用的。过了几天，李全明又找陈琳谈了一次话，陈回来后就发了疯似的骂大法学员，咬我的左胳膊。等到陈松开口后，我又把右胳膊伸过去说：“你再咬这个。”陈说不咬了。我说：“陈琳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陈琳说：“李全明大坏蛋让我这么做的。”我说：“陈琳，理智点，别被人利用，再这么被人利用，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陈琳说：“李全明让我看你和周庆燕，李全明大坏蛋让我打你们骂你们的。”
当时大法学员都被迫参加邪恶强行安排的生产劳动，我因为有“心脏病”，从来也不参加。后来邪恶对我说：你整天这么呆着也不行，多少也得干点活。就给我安排了比别人少一半的活。我想我也不能给邪恶出力啊，于是哪个恶管当班，我就让哪个恶管帮我干活，它们一边干着活，我一边给它们讲着真象。一次，一新调入的管教帮我干活，我对这管教说：“你看我们法轮大法学员的素质怎么样？”他说：“挺好的。”我讲述了大法的情况，讲我的变化，讲无耻的谎言和邪恶的镇压，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我说：“珍惜自己的生命，别做坏事。”这管教默默的听着，思想受到很大触动，最后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是干错行了。”这管教的一念醒悟使自己得救，几个月后，他被调去管男刑事犯，跳出了对大法犯罪的罪恶黑窟。
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恶警弘法。我心里有这样一念，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都同等待遇的对你讲清真象，这样，哪怕法正人间时有人被销毁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努力去救你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让恶警也受到震撼，李全明后来就说：“我们下地狱了！你们都是神了！”
2005年3月，因我的心脏病表现极为严重，身体状况非常差，恶警怕我死在戒毒所中，所以提前两个月把我从戒毒所中放出。在戒毒所中，我一共做了11次心电，1次脑电，1次胸透，加上入所时检查身体及行李钱，恶警一共计为1000余元。当戒毒所让虎林市看守所通知我丈夫拿钱去接人时，我丈夫不想配合邪恶交这笔钱，于是说：“离婚了！不要（人）了！”看守所无奈，于是让村领导去戒毒所接我。戒毒所还想向村领导讹这笔钱，村领导说：“要钱没有！我是来接人的！”于是，被判劳教34个月后，我又重新回到家中。
四、迫害案例
戒毒所里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是十分残酷的。前面所说的地下室，就是邪恶对大法学员实施酷刑的黑牢。坚定的大法学员被带到地下室，扒光衣服，手被铐到地上的铁链上，背靠到墙上，身下放一盆冰凉的水，门窗大敞四开，阴风刺骨；让人蹲长了累，而一坐就会坐在水盆里。邪恶有时会用电棍电学员身体，有时在学员头上扣一个小铁锅，用电棍去电铁锅。邪恶经常强迫把女大法学员的头发剃得长短参差不齐、疤疤癞癞的，有的干脆给剃了秃头。邪恶有的时候让女刑事犯一拥而上，把大法学员的全身用手抠的鲜血淋漓，弄得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然后再往上抹咸盐。
邪恶还无耻的榨取大法学员的劳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在哈尔滨市戒毒所期间，女子中队共進行过做牙签、挑筷子、织亚麻布以及生产化妆品盒（出口到韩国）等几种生产。大法学员经常被迫早晨4点开始干活，晚上10点才能收工，劳动密度之大、劳动强度之高，不言自明。
通过这种方式，邪恶还达到了它们所谓一举两得的目地：一方面可以榨取大法学员的劳动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通过长时间、大强度的劳动，使大法学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法、炼功、发正念，拖垮大法学员的正念和意志，从而达到它们邪恶的“转化”目地。而且在强迫劳动过程中，恶管们还邪恶至极的進行附加迫害，如劳动时不允许大法学员大小便等，给大法学员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鸡东大法学员刘世芹就因此而落下病来，以至每次大便都伴随着极大的痛苦。
与大强度的劳动相对比的，是戒毒所极为简单和苛刻的伙食条件。大法学员的一日三餐无非是馒头、米饭、小米粥、玉米面粥、窝头以及一些没有油水的菜。就是这样的饭菜，大法学员也只有几分钟的吃饭时间。时间一到，马上收拾走饭菜和餐具；星期六和星期天只开两餐。戒毒所中的大法学员因而长年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这样的饭菜有时都不能得到保证。2004年8月，戒毒所主管伙食的生活科竟然企图给大法学员食用鸡饲料做的窝头，经大法学员两天的绝食抗议才作罢。
最为邪恶的，是戒毒所对大法学员所实施的长时间的洗脑迫害和精神摧残。邪恶把大法学员和女刑事犯混杂在一起，组织了十五个所谓的“班”，每班从几人到二十几人不等。劳动之余，安排恶管恶教给大法学员“上课”，学习的所谓“教材”都是一些吹捧邪党和诬蔑大法的肮脏内容。还逼迫大法学员按照邪恶的要求去答题、抄写（美其名曰做作业），不服从的，就安排“包夹”、進行严管、实施体罚直至上刑。很多大法学员宁愿承受大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不愿意上邪恶的“课”和“做作业”。
戒毒所无所不用其极的邪恶迫害，给大法学员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一名大庆大法学员（姓名不详，职业为大夫）于2004年8月被抓入戒毒所，该弟子一直绝食抗议。只要她一喊“法轮大法好”，邪恶就用黄胶带封她的嘴，并由恶管和女刑事犯一起殴打她。一个月后，该弟子被迫害致死。据说该弟子是被恶管何秋红踢到太阳穴致死的。
大庆大法学员孙延春，于2001年被抓進戒毒所，因受不了在“地下室”中的残酷折磨而违心的写了“三书”。孙延春后因巨大的精神痛苦而导致精神失常。恶管们无奈，把也被抓入万家劳教所的她母亲找来（其母也是大法学员，表现十分坚定），对她母亲说：“你要唤醒你姑娘，用你们大法的话把她叫醒也行。”母亲说：“姑娘啊，你还认识妈吗？”孙延春表示认识。母亲又说：“姑娘，用正念回家吧。”孙延春也说：“用正念回家。”几天后，她们被送离了戒毒所。
伊春大法学员王桂香在被抓入戒毒所后，被迫写了三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又写了严正声明，被邪恶体罚长时间的蹲着，导致大腿筋蹲烂，后来走道一直一瘸一拐。
大庆大法学员盛晓云在進入戒毒所后，因承受不了邪恶的迫害而在邪恶写好的“转化书”上签了字，清醒之后又发表严正声明，宣布签字作废。邪恶于是唆使刑事犯马淑芳等扒光了她的衣服，将她全身用手抠的体无完肤，之后又往上抹咸盐。盛晓云再次屈服后，时间不长就精神失常了。
牡丹江大法学员张丽因坚定大法而被安排了包夹，经常被殴打。2005年农历新年前的一天深夜，许多人听到张丽喊“救命”。据说张丽后来被打瘫。
伊春大法学员努丽娟，因拒绝写邪恶安排的所谓“作业”，而被恶管李培洪将两眼打坏，其中一只眼的视网膜被打脱落，2004年11月，努丽娟在离开戒毒所时两眼仍不好使。
大庆大法学员张桂香，邪恶为了使其转化，将其迫害得面黄肌瘦，打得腿脚都不好使了。在后来张桂香做出严正声明时，邪恶又开始接着迫害，让其一连蹲了一天多，导致张桂香下肢瘫痪及发作心脏病。
安徽大法学员杨玉琴，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转化要求，被邪恶体罚一连蹲了三个月。邪恶对其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她送回家。
大庆大法学员孟秋敏，2003年被抓進戒毒所，双手因长期戴手铐而手腕溃烂，恶管还经常找管男犯的管教来打她，现仍在戒毒所内受迫害。
五、恶有恶报
恶管们肆无忌惮的迫害给自己带来了现世恶报。恶管江舟不让大法学员在劳动时间大小便，结果自己现在得了肠梗阻，每次大便都要身受极大痛苦。中队长李全明也大小便不畅。
副队长王玉梅一次在殴打大法学员后，血压骤增、心脏病发作。王玉梅最后对自己恶行与恶报的关系有所明白，不愿再迫害大法学员，就调去管男刑事犯了。
恶管董绍新长时间充当邪恶迫害大法学员的打手和急先锋。之后出过一次车祸，有一段时间自己感觉脑子不好使，大脑经常一片空白，连其女儿也说“我爸傻了”。董后主动要求调去做门卫工作。
恶管邓玉禄，有一天呵骂大法学员，大法学员对其发正念“下班后就来不了”，结果在下班的路上摔折了腿，一个多月之后才来上班。
恶管司帅，有一次殴打大法学员孟秋敏，大法学员对其发正念“下班后就来不了”，司帅当日在洗澡时摔出脑震荡，司后来调出。
女子中队的恶管们人人有病，无一例外。恶管们也渐渐开始明白恶行与恶报的关系，经常在私下里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