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8年10月，妹妹开始接触法轮功以后，仅仅看了一个月《转法轮》，莫名的腹泻了一天后，她告诉我们她的病好象一下子没了，行走轻松，眼睛也可以正常的看东西了。当时她的心情别提多好了，全家人的心情也从阴转晴了。为此，我们全家都催她去炼法轮功，妹妹自身也从心里喜欢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让妹妹感受到了一个健康人的幸福。
1999年，中共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同年，警察到我家不断骚扰，电话被非法监听。警察强迫我母亲每天要紧盯着我妹妹，不准她出门。我们全家人都为此感到奇怪，中共为什么要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后来我们通过看电视、进行分析、听民众议论，尤其我们全家先后到了泰国以后，终于弄明白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和他们的家属被他们骚扰的真相了。法轮功教导“真、善、忍”，超越国界、文化、种族和政治制度。中共无视法轮功神奇的健身效果，无视法轮功提高人们道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只是法轮功修炼人数众多，承认神的存在，这和党专制、党文化中的政治式“无神论”相左，于是中共就给扣上一个“迷信”的政治帽子，就觉得迫害有理了，于是大打出手了。
“迷信”在字面上就是“着迷地相信”，是个中性的词，没有什么贬义，可以“迷信”这个，也可以“迷信”那个。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为了其阶级斗争的需要，给“迷信”加上了“封建”等政治内涵，扭曲了“迷信”含义，从而在党文化中，“迷信”失去了中性的含义，成为一个贬义词，和愚昧无知、危害社会等等联系了起来，成为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和在科学领域里搞专政的政治棍子。
我的妹妹，自1999年 10月8日被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受着警察和被指使的恶人残酷的毒打，强迫我母亲代写了一份“保证书”，15天后被释放。10月28日又被中共非法逮捕，以后又被连续两次共四年非法劳教。我们全家人在家里、社会、单位受着中共的骚扰。警察经常到我家来，用鄙视的眼光让我母亲和他们配合，让妹妹快点写“悔过书”，表明对法轮功的“态度”，强迫我妹妹说法轮功不好，给法轮功造谣。妹妹虽然在肉体上受到了他们极大的摧残，但那颗心是没有变的，她始终相信法轮功是世界上最好的功法，能拯救人类、拯救社会、给人们指明做人的道理等。
后来狱警多次给我家打电话，让我母亲劝我妹妹写给法轮功造谣的东西，狱警说如果不写，到释放的日子，也不会让她出去的。母亲放下电话骂了他们一通，骂他们是骗子、是恶棍、是一帮流氓。四年后，妹妹终于出来了，但她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法轮功的大部份学员都很勇敢，无论肉体上遭受多大的打击，他们会用绝食来反抗。狱警向他们野蛮灌食，并用极残暴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们施展各种酷刑，法轮功学员们也没有服软，妹妹也是一样，对他们丝毫没有服输。
几年来，全家人经常受到中共的骚扰，没过上一天平静的生活。母亲每天为妹妹担心，患上了失眠症。从妹妹被捕的那天起，不知道母亲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眼泪，现在一到秋天—干燥的季节，母亲的眼睛就睁不开，经常在夜间睡觉前点上眼药水，就这样也没有好转。医生要求母亲最多半年到医院输一次液，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能量。由于长时间母亲处于紧张状态，所以肠胃也患有疾病，医生告诉母亲最好动手术，可手术费用如此昂贵，妹妹的状况又未落实，所以母亲采取了保守治疗。我和姐姐每天都在为母亲的身体而担心，中午下班后，我马上跑到母亲家去看望她，下午下了班又马不停蹄的去给母亲做饭，真的一天下来非常疲惫，在这段时间里，同事们都说我瘦了不少，气色也不好看。当然了，我们不但身体累，心理上还担负着沉重的压力。
每月妹妹被非法关押的地方可以有一次探视，母亲有时带着我或姐姐去，有时自己去。我没去过几次，因为开始我去的那几次，到那就是哭，因为看见妹妹那张被折磨的憔悴的脸，我实在忍不住，以至于和她说不上几句话。可是不去看望她吧，我在家里也是很担心，每次都是在家里哭。晚上睡不好觉，做梦都梦见妹妹被他们折磨的情景，有时晚上被吓得哭醒了。妹妹出来后，我还经常做梦，梦见那帮恶棍们把她抓回了狱中，吓得我出一身的冷汗。
我们每次去看望妹妹时都是天还没有亮就出发，到了那也仅仅能和妹妹说10分钟左右的话，并有警察站旁边进行监听。想多说也可以，就在那吃饭，实际上就是为了挣家属的钱。有几次，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收到探视信，后来我们才知道每到我们没有收到探视信的时候，是妹妹在那里又受他们的酷刑折磨了，或者是身上的伤还没有好，怕家属看见了会出问题。他们用这种方法对我们全家进行精神上的摧残，母亲会好几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每天的眼睛都是红肿的。我们也为此而担心，既担心母亲的身体，又担心妹妹在里面是否能忍受的了他们的酷刑。
为了让妹妹摆脱这种状况，当时已78岁的继父背着我们去了一个朋友家，想麻烦朋友把妹妹办到精神病院去，这样就可以办个保外就医了。可是没有想到，继父当时的心情太过着急了，所以摔了一跤，摔的很重，医院里的医生以为这下性命难保了，因为当时继父的病情很严重，他平时就患有高血压，可是继父以惊人的毅力挺过来了，只是腿给摔折了。他告诉医生我还有心愿未了结了，所以我还不能死。医生用金属的东西给连接上了，并告诉继父出院后必须每天坚持运动腿，不然就再也动不了了。医生让继父在医院里要住一个月，我和姐姐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跑，尤其是母亲瘦了很多，每天带病得给继父回家做饭，做完饭马上坐车给继父送去。我家离医院要半个多小时。继父看我们太辛苦了（尤其是母亲），所以继父要求提前出院了。回家后，继父天天做腿部运动，练习走路，开始走路要扶着东西，而且是在挪动，有时疼的满脸出冷汗，我们劝他别走了，可他还要走，可能他心里知道，如果不动的话，可能他就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们全家团聚的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继父已经能够不用扶东西走路了，但是再怎么锻炼，也恢复不了原先的样子了。一到阴天、下雨的日子，继父的腿就象针扎的一样疼。
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得到妹妹要回家的喜讯了。到妹妹要回来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全家都没有睡好觉，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妹妹回来后，我们不敢问她在狱中的生活，但从妹妹表面的伤疤可以看出在里面受了很多的罪，她的前额有一绺头发变白了，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到处是疤痕，是让狱中的犯人（一般是吸毒的犯人）给抓的，手腕上还有一块很深很大的疤痕，是手被铐住的时间太长了，肿起来了，结果手铐被陷进了肉里。这些都不是妹妹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在网上看“妹妹连续2次四年狱中生活”看到的，我们全家都不愿再提那让人难过的四年生活了。
妹妹回来的当天，警察就来我家骚扰了，实际上，从当天起他们就准备对妹妹进行监控了。还好，三年前母亲就给妹妹办好了护照，妹妹在家只住了三天，刚刚团聚的日子又被他们破坏了。从我妹妹回来的那天起，警察每天都到我家来，而且门外还站着警察天天监视我家，我们全家没能过上一天平静的生活。妹妹走后，他们追问我们，妹妹到哪里去了，找我们要地址，威胁我们说，如果找不到妹妹，全家人受连累。当时母亲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母亲去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警察来的时候，只有年老的继父在家应付他们，他们问什么，继父都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没办法警察只好到我的单位去找我，问我妹妹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并多次给我和姐姐打手机。后来没办法，我俩又买了新的卡，断绝了他们总给我们打手机。母亲还准备搬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点很近，所以母亲让我也搬家。一下班，我就去看房源，现在中国的房价都很贵，哪买的起呢。我天天为房子的事而发愁，这段时间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他们扰乱得我们全家过不了正常的生活。我们全家都很痛恨他们，痛恨他们的所作所为。
2005年4月，单位对我的工作成绩很认可，所以让我加入中共，成为中共党员。在那过去的四年中，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共执政的情况，所以我从心里不想加入中共，为此我找到领导谈到此问题，这个领导告诉我说，“你这些话不要再对第二个人说了，对你很不好，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听“政治”，真的很严重，原本“政治”一词是个中性的词，涉及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在其它国家和社会里，搞政治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份，人们也可以自由地选取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政治家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共产党的一切都为其政治服务，把政治变成了党的专利，为了政权不择手段，歪曲了政治的含义。共产党围绕着权力的政治斗争，诡秘、凶残、肮脏、血腥，不停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中国人搞怕了，其残暴卑劣下流行为抹黑了政治，严重扭曲了政治的本义。被党文化洗脑的中国人一想到政治，就和政权联系在一起、和肮脏的党内斗争联系在一起，老百姓躲政治就像躲瘟疫一样。面对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害怕，尤其感受到了妹妹在狱中被迫害的情景。不想加入根本是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只有走了。于是今年9月底，我伤心地离开了家人，带着我8岁的孩子来到了泰国。
我的家人从国内打电话告诉我，警察还一直在寻找我的妹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但对当事人进行迫害，而且会牵连到家人，有的被非法抓捕、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被罚款、还有的全家下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压力。
我们全家希望通过起诉、控告那些曾经迫害过我妹妹的中共当局以及参与迫害的负责人。
文中我没有细述详情，是为避免中共黑手暗害，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也不知去相信谁，而且我带着孩子飘流在异乡，多有顾虑。我作为一个常人，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只是想告诉所有的人们“在我接触了法轮大法后，在我接触了法轮功修炼者们后，我真心的告诉大家，法轮大法真的好！法轮功学员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