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制止罪恶?!


【明慧网2006年1月19日】我叫汪贺林,53岁,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疃村农民。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当罪恶在韩玉芝身上发生时,我没有能站出来制止邪恶,我选择了罪恶的沉默,我内疚、痛悔。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但是,在罪恶要发生的那一刻,被强暴的刘季芝恳求我说:哥哥呀,你去冲冲他们吧,我这么大年纪,他们都不放过我,何况是她(韩玉芝)呢?当瞿文亭也求我站出来时,我却只是被动的、稍稍起了一下身,又麻木的坐了回去。就这样,因为我的懦弱、自私和沉默,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我不想承认这是真的,但事情实实在在发生了,无法挽回。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自责: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何雪健制造罪恶时,我为什么没有制止罪恶?!为什么就不能制止罪恶?!

其实,在头一天晚上,刘季芝和韩玉芝已经遭到了他们耍流氓的行为,我早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好人。第二天,在刘季芝身上又实实在在发生了这种事。我为什么不能冲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去窒息罪恶?我看到了思想中的一个奇怪念头:“我太瘦弱,去了也是白去”,这个消极的念头是这么软弱、肮脏、邪恶,又这么根深蒂固!

在认真读了《九评共产党》后,结合自己的经历思考时,我彻底明白了:我是在共产邪党的邪恶政治运动中成长大的,这种经历造成了我的变异的、不正常的、根本意识不到的人生观念。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在牢牢控制着我,让我没有了健全的人格,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出来主持正义。

1964年,我到了懂事和知道“好、坏”的时候了。当时上学读书、看小人书,看雷锋的故事,书里说“雷锋是被地主婆在手臂上砍了三刀”。我知道“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最好的”就是贫农,“最坏的”就是地主。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贫农为自豪,以地主为耻的。当时的我学习成绩很好,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教师,对我寄寓了很大的希望,表示要好好地培养我上学。我也对学习很有兴趣,想奋斗上中学(那时中学很少,是非常难上的,上到高中就会有好的前途了),想通过读书在社会上立足。但是,从有一天开始,我再也精神不起来了。

有一天,我站在床上问我的父亲:爸,咱们家是贫农还是地主,是贫农吧?我的这一问,是在知道了“好、坏”之后,我要在“好”和“坏”之间作出郑重选择。在学习好、在学了好多共产党宣传的东西的同时,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种“被压迫者的理直气壮”的感觉。没想到父亲沉默了半天,表情严峻地对我说:“咱们家是地主。”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的心里一沉,从此以后,我再也硬气不起来了,在同学和伙伴面前我总觉得自己“理亏”,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是贫农还是地主。那种只属于“被压迫者的理直气壮”永远和我无缘了。也就从那一天起,我就给自己判了死刑:我再也不可能出人头地了。前途和命运注定了,一条消极的人生轨迹铺好了。

历次运动落在我们家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因为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也就被划成地主成份,再加上他是教师也算是知识份子,在五七年“反右”时,就成了政治运动中要打击的对象。57年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就作为右派被“整过”。听父亲说,他当时就象过堂一样,抱着侥幸的心理,闯了几道难关,总算是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整人高潮是在68、69年。我的父亲68年有半年多没有回家,后来有好心人捎信过来说:你父亲白天上课晚上挨批斗,挂牌子游街,手被捆得抬不起来了。家里人都着急,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又无可奈何。我们就象是绵羊,往哪赶我们我们就得往哪走。

后来按照中共的政策,逼着我们全家和我父亲划清界限,还逼迫我揭发、举报自己的父亲。但因为父亲为人好,得到一些人的暗中帮助。所以辍学在家的我,冒着危险,隔一段时间就有机会偷偷的看望一次父亲。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父亲,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唯一的希望、精神支柱,每次看他都给他带来活下去的勇气。但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消极观念。

1970年东城坊镇有了中学,当时各村都有名额,虽然我非常想继续学习。但不用别人批判,我自己就清楚自己“没有资格”上学。但抱着一丝的不甘心,我也报名了。村里喇叭广播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我也就把上学的事抛到脑后了。后来,出于兴趣,我自学认识了很多字。但是,现实没有我选择和努力的余地,我已经学会逆来顺受了。

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提亲的人也好,对方也好,初看我们家的情况都很满意,但是,一了解到我们家是地主出身,也就敬而远之了。到了78年,取消了地主的这种成份划分,我才很快成了家,开始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就是在邪恶的政治与政治运动中,我形成了消极退让、骨子里也就是自我压抑与自我保护的人生态度,碰到责任不能去担当,碰到问题不能去迎上,对于正义不敢去主持。然而,在中共邪恶统治、洗脑与精神控制中,我又不敢对造成我人生创伤的原因提出质疑,更想不到去改变自己的不健全的人格。

从1984年开始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病痛越来越厉害,97年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全身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知道这种病在全世界都是根除不了的,为了节省钱,也就只能买着镇痛药吃。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干活。我陷在长期病痛折磨中,都是别人在伺候我,我很少关心和照顾别人。这无形中加深了一种自私的心理状态。这种不好的心理很难修掉,也使自己在关键的时候不能站出来。

99年2月份在村里大街上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在洪法,听他们讲大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我听说后很有兴趣,就向他们请了一本《转法轮》来学习。由外村老学员教我们动作。从此,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法修炼当中。经过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无论是在家里学法还是集体学法,总是溶在一种祥和的气氛中,自己真象变了一个人一样,身体也变得健康了,家庭的环境也变的好多了。我想,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社会也就好了,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但是,在韩玉芝被强暴的时候,我又选择了可耻的沉默。经过这些天的反复琢磨,我开始意识到在修炼中我存在的问题是连我都意识不到的。这几天有机会读了《九评共产党》,我觉得它就象照妖镜,照出了我在多年政治运动中被党文化洗脑后思想中的变异,和在心灵上留下的伤痕。这一切牢牢的控制着我,就象魔咒一样抑制着我,使我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危难来时先审时度势的估计自己的得失,而不是奋不顾身站出来揭露邪恶。强奸案发生后,我后悔得不得了,哪怕一个有血性的常人,遇到这种强奸民妇的坏蛋,也会仗义执言哪。何况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呢。

当时在派出所的时候,当她们哀求我去救她们的时候,我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我能深切的感觉的到被一种什么东西死死的抑制着,使我想不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有窒息邪恶的功能,甚至想不起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揭露邪恶的使命。如果我能早点认真的认识变异的党文化对我的毒害,也许我在罪恶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挺身去制止罪恶,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东城坊镇恶党政法书记宋小彬、柴玉桥他们不是被中共邪灵控制,他们或许不可能制造出这起事件。

如果更多的中国人都能站出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看看《九评共产党》了解恶党本质,中国人就会变得健全起来,很多罪恶就不会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中国人不能再沉默了!

在此我呼吁、恳请所有正义善良的人士,都来关注我们这些受迫害的民众,看看整天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叫喊着“执政为民”的党及这些党徒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都在干着什么!现在,东城坊镇恶党政法委书记宋小彬、综治办主任柴玉桥、还有王会启等人已经驻入西疃村,扬言10万元奖金把流离在外的两个受害人,还有我和另一个证人抓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