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为了向政府讲明情况，制止天津不法人员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我到府右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起反映情况。第二天，单位的政治处主任到室里向我询问情况，我很详细的向他讲明前因后果，他又找了其他炼功的学员谈话，并将单位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以及他调查出的曾经表示过对法轮功有兴趣的所有人员都按照法轮功修炼者的名目全部上报给二炮总部。然后停了我的工作，每天做我的“转化”工作，大会小会的批判，用生存权威胁我，并动用别的同事来劝说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又去上访，被警察用大公共汽车拉到石景山，晚上又被拉到圆明园的一个酒家，里面被清空，只有警察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当晚，打开电视让我们看中央的所谓“决定”，并威胁我们说，中央出决定后再上访就是敌我矛盾，就要定罪了。
第二天凌晨我被单位用车拉到单位的一个禁闭室关禁闭，并派战士通宵值班看管我。由于“转化”工作做不通，单位开始向我的家人施加压力，我丈夫在他单位也受到威胁、压力，后来二炮将我年过半百的父母从老家坐火车近三十个小时叫到单位做我的工作，威胁他们说，武警的一个中队已经将拒不“转化”的一个年轻女武警强制关到精神病医院。在他们的威胁下，父母老泪纵横的劝我，他们担心共产邪党迫害我。这次禁闭关了十五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再次去上访，被告知军委，转到二炮，由单位接回。这次中共为了达到名誉上搞臭，诬蔑我痴迷法轮功好逸恶劳，不好好工作和生活，以此诬蔑法轮功害人，其实那时我才被单位评为优秀干部不久。而且搞株连，单位领导受到批评被命令强制“转化”我。我也多次声明没有闹事，也没有参与政治，只是去说一下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上访是公民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单位领导也很奇怪，问：“那你上访为什么不自己回来，而让单位接。”我说：“信访办成了抓人办，只要是说法轮功的事就一律扣留，由各地带回关押，完全被剥夺了人权。”领导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没办法，为了维护恶党，就对底下的人说是我在信访办不走，妨碍了信访办的正常工作才被抓的。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这次我又被非法关押十五天禁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被转到宣化的一个仓库招待所软禁。因拒绝转化，坚持炼功，看管的干部说如果我非要炼功就只能晚上十一点左右在外面花园里炼，妄想用寒冷打退我的意志。寒冬腊月，外面积着厚厚的雪，刮着呼啸的北风，我每天都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室外炼法轮功五套功法，见到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单位后来又花钱从外地请来了一哲学教授及他的两个学生来“转化”我。由于学法不深，加之长时间与外界隔离，我被迫写了违心的话。
在宣化期间，相关人员打着做我工作的旗号，耗费巨款经常来宣化吃喝玩乐，回来后，将他们个人耗费的几十万巨款全算在给我洗脑上，以此蒙混由单位报销。
我被解除监禁后，部队、公、检、法系统开始清洗法轮功修炼者，我被迫复员，单位派人直接将我送到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