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法中修炼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今天拿起笔来呀,也确实不太容易。现在思想轻松下来,觉的也该把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及修炼体会中的几个典型事例写出来,与大法弟子切磋交流。我文化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恭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一、得法

我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银行工作,一九九六年一月得法走入修炼的,目地也同众多的人一样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進来的。可是刚接触《转法轮》这本书,就被老师讲的道理、高深法理和天机所吸引,立刻发誓跟随老师修炼到底。这样就在生活中、工作中,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对照,精進不止。

记的刚得法三、四个月时,开始过大关了。四月份农村开始种地,我家有一块田地是分了四条垄,种地时发现少了一条垄,左右别人家都种完了。我就找大队村长,他也是修大法的同修,一量地,是左边人家给多种一条垄,可这个人不讲理,说什么也不给退回来。当时我心里清清楚楚,这是在过关呢!由于不会修,就抱着试试的想法,心里想就按老师讲的“忍”,在利益上放一放。当时我就说:“不要了。”村长看我能让步,用赞许的目光投过来,话语中带有鼓励。就在我们俩人回家的路上,我就感觉身体中的脏东西“刷”一下全下去了,身体立刻清爽,特别轻松。我一看修炼佛法,按要求做,立刻身体就发生变化,别人却不知道,这里存在“悟”。通过这件事在我以后的修炼中越来越坚信大法,为我时时按炼功人心性标准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现在我家人还不知道地少了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悟中修”的,修炼中每个层次达到的标准,身体的变化成度,在老师讲的法理中都逐渐的展现出来。在得法七个月的时候达到三花聚顶的状态。从那时开始改口称老师为“师父。”。在九六年底前后走入出世间法修炼。那时身体改变的相当的大,就是师父在法中讲的那样:“这时人的心性已经稳定了”、“将来随着你自己不断的修炼,更高层次的东西,自己就知道如何去修炼和修炼的存在形式了。”(《转法轮》)在以后的修炼中就感觉只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向内修,过关就轻松多了。

有一次,一个客户取九万元钱,我给他搭配着配款,当时他就不干了,把我骂的别提多难听了,还让我出柜台,要打我。他身边站着两个象是他儿子模样的人,我一边解释一边心里乐开了花似的高兴,最后大家把他劝走了。隔天他来了,向我道歉,说他昨天喝酒了,对不住。我也向他说了客套话。我知道这事也是帮我过关,提高心性呢。师父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转法轮》)也真正体会到以苦为乐的感受,是相当有滋有味。

二、洪法

到了九七年开始逐步的進入洪法阶段,我们地区的集市上以炼功的形式洪法,“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精進要旨》〈悟〉)。人数越来越多,那时的群众都认为这功法太好了,正人心。在我们地区有一个好讹人的瘸子,有一次我不小心撞上他了。他抬头看看是我(他知道我在大院里炼法轮功)。他说:“你走吧,要是别人我早讹他了。”可见法轮大法在人的心目中的威德与日俱增。我们地区还自愿组成下乡洪法的队伍。今天到这个村,明天到那个村,学法交流,学员心性普遍提高的很快。我所在的炼功点是二哥家,在集市附近,周围十里八村的学员每到星期天都来赶集,主要是到这儿来交流,集体学法。多时上百人,最远有二十多里步行来的老年大法学员,和身体不正常走路很吃力的学员都有。炼功点的同修有时为远道而来的这些学员预备可口的饭菜,整体的学员都感到是大法把我们连在一起,亲如一家人一样。

到了九八年六月我觉的没什么突破了。我在想,差在哪了,为什么?当时我在单位上班,无聊就看电视,看了一星期电视,两个眼睛各起了一个大包。我觉的这样下去很浪费时间,为常人工作,不如为大法工作。这念头一起,在一次听法中,听到了师父在国外讲法(在哪国记不清了)中鼓励我的话,第二天又去核实一下,同修二嫂说:“干啥来了,找师父对你说的那句话呀?”可怎么也没找到。这时我就定下了下岗的想法,说也凑巧,就在这时来消息说七月份考试,一百人减二人的指标,我单位顿时紧张忙碌起来,我心里这个高兴,因为这正好符合常人状态,我没答卷就回来了,结果领导一个劲的挽留,说我学大法工作干的好,没想到我这么坚决要下来,我也表了态。最后还按买断工资给我发了补助,超出想象工资的几倍。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什么都不会少我的。在家人、亲戚之中很顺利的过了这一关。(直到现在有的同修或常人提到这事还不理解,这样下岗太不能使人接受、理解了)那时我是炼功点的辅导员,下岗以后我辞了辅导员,顶着压力到各村屯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教功、洪法。万事开头难,以后辅导站一看可行,也就不阻碍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村没放完录像,那个屯又告诉让去,我每天早六点走,晚上有的时候八九点才回来,忙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一九九九年了,那时学功的人渐渐少了,就象师父法中讲的那样。旧势力怕得法的人多,死死的卡住限制人不让得法。

三、证实法

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進京上访、近距离发正念共五次。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了北京,回来后师父的经文《位置》下来了,在这时师父点化我个人已经修炼圆满。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可我却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没修出来。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才配当大法弟子。”大概五月中旬的一天,在梦中我来到一所学校,是学生放暑假的季节,屋里桌椅摆的整整齐齐,大法弟子借学生放假期间進入考场考试。醒后我明白大约在七——八月份整体可能有大的考验。

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大肆抓捕各地辅导站辅导员。我听到信儿,赶紧到市委办公楼前声援营救,那时楼前人山人海,到晚上十点钟通知放人了才回来。第二天早六点听到信儿说天津抓人打人不放人,就与几名同修自愿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晚上到北京刚出火车站就被布置好的警察堵住,把我们拉到了丰台体育场。我们乘机跑了出来后,分散走失了。我一人机智果敢的经过各种盘查来到府右街西胡同。这里阴森恐怖,大法学员被一车车拉走。我不知怎么办,就离开那里。路上遇到各地大法学员,有的在传假经文。

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我来到很远的西边一个四合院的窗下,就席地睡下。第二天醒来发现满身象筛片一样的红点,全是蚊子咬的,可却不觉的疼和痒。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当我来到接近中南海北边时,就看到很多大法弟子象潮水一样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中南海進发。前边路口有公安排着几排挡路,那场面只有在电影、电视里见过。我也随着人流走,那场面就象走方队,前面被警察截住装上公交车拉走,两次我都被警察甩在外边,没带走。这时旁边站立的人群中走出两位同修大姐把我拉走,让我跟她们走,進了公园。我离她们不远处保持一定距离,后又走散了。就这样在北京呆了四天。最后与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在七月二十四日被专列送回家。从那以后天空出现厚厚的云层,空气中浑浊的物质到处飘荡,彗星撞地球被土星挡住就是那时发生的事。当时不知怎么做好。

到了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听说江魔要给大法“定性”。我与同修商量,就又自愿乘车去北京。临走时家人把我心爱的女儿打发来找我,不让我去。我这心真象刀割一样,知道这一去不一定能回来,即使这样我也决定为捍卫宇宙大法,不惜付出生命。我就把我女儿劝回家,当时有一个心愿:能在天安门广场穿炼功服打坐多好,多神圣(我有一套黄色的炼功服)。这样带着萌生的心愿来到北京,一住半月,在这半月中与各地大法学员接触、交流。安排他们吃住、接站。当时冒着危险,心里也怕,可慢慢就磨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晚听说二十七日大法被定性迫害,我们当晚乘车赶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维护法,凭自己怎么悟就怎么做。一看广场呆不了就退回来,可住的地方被警察发现,回不去了,就与几个同修在野外露宿了。第二天上午到天安门广场,公安抓了不少大法弟子,下午我又辗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又与别的同修走散了。我想还不错,省的有什么牵挂,我只身一人来到广场(因当时家人看的紧,炼功服没带)。我一看广场稀稀拉拉的有外国人在照像,我就直接奔国旗杆走去,脑子里灵感一闪:这就是我完成宿愿的地方。好象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样,周围的人立刻散去围了一个大圆圈,我脑子一片空白,向前走几步,离旗杆十几米远的地方盘腿打坐炼功。等我打完手印加持炼功时,便衣警察才反应过来,跑过来把我架走。这时我睁眼看到有几个外国人在对面为我拍照,便衣警察上前就给抢过去。我被他们用车拉到前门派出所把我放到地下室算重点,也不知他们用什么衡量的标准。

地下室里有不少同修都认识,他们的举动震撼天地,都被当作重点。到半夜我地区市公安局来人把我领走,在驻京办事处呆了四天,一天只给一个面包吃,回到当地后由区公安分局送我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呆了四天被转送拘留所,(一般正常程序是拘留所送到看守所,这种逆向程序连拘留所所长都觉的不可思议。)在拘留所呆了十一天被送到区党校转化班,到那儿一看有二十几位同修也被送到转化班。我们互相鼓励,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公安局每天把我们集中起来写体会。有的证实大法,有的写自己的感受。第一天我写下了对大法的感受,洪扬大法。第二天写下了师父的诗《登泰山》。

到了第三天就没啥写的了,心一横写下了心中的大愿:

心愿

大觉已醒
得法世间行
凡事怎能碍我
往前走圆满功成

写完后轻松多了,再也不想写了。公安局一看我们写这个,立即就把两个学员非法教养了。有的害怕就写了“不炼了的保证”。有的修的不扎实,在各种名、利、情的干扰中写了“保证书”离开这里,有陆续来的又走了,有呆一天就交二千元伙食费,可见这些职能部门多腐败、邪恶,这样在这呆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我们四人,每天由公安局一个刑警大队长值班看着我们。

一天,我的哥哥,姐姐,妻子孩子来看我,让我写“保证”回去,我给他们讲了很多道理。哥哥不听,劈头盖脸打我一通走了,妻子、孩子用情干扰我,我也没动心,我闭着眼,妻子坐我对面,烧红的炉盖子用手拿起来打我,(她已被邪恶控制失态,她的手也没被烧伤)我一躲,打在墙上,落在床上,当时床上的毯子就冒烟了。同室的同修赶紧扒拉到地上。我默不作声,闭上眼睛。她急了,哭着用手扒我的眼睛,由于用力太大,把脸抠下来一块肉,(后来伤好完整如初,没有落疤。)看看不管用,又开始掰手指,手指的角度被掰的几乎贴着手背,没掰断,真是奇迹。

这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以后家人一看用情打动不了我,就不来了。接着公安局就安排律师给我们四人上课。每天换一人,我们利用上课时间向律师讲真相,律师一听我们讲的有道理,就应付差事的不上课了。其中一人说:下次轮到我再来,看到你(指我)不走,我就不来了。结果有一天轮到他上课,一進屋看我没走,转身就走了,从此就不再上课了。“转化班”名存实亡。有一天,来了两个过去的老学员,过去是辅导员,说是师父安排他们来的,用邪悟的理论来劝我回去,说是你们到北京上访,破坏了修炼环境。我就用法理开导他们,破除他们的谎言,他们一看说不过我,就悻悻的走了。

值班的队长长期与我们在一起,看我们时时处处为他们,为别人着想,都很感动。其中一人有一天晚上把我叫到他的屋里跟我叙谈,他喝着酒,借着酒劲说:“我一拳能把人打死,我练过武,我是咱们地区公安警察有名的四大狠人之一,你听我劝,写个保证回家吧!”听这话,我就表明了我的立场,他一听沉思了一会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安局马上商量要送你们,我是从教养院调出来的,知道那里的环境恶劣,那是人间地狱,你们别遭那个罪。”我说:“我们有师父保护,一正压百邪,没事的。”最后他看劝不了我,就抱着我哭着说:“你以后進教养院有啥难事,告诉四哥一声就好使。”我说:“谢谢你,没事的。”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他说过不愿意看到我们被带走的场面。

没过几天我哥又来了,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知道他打我遭报了。他说:“听说最近要教养你们,我是为你好,打你不记恨我吧。”我说:“记恨啥,我理解你,公安局说的不算,是我师父说了算的。”他说:“如果两星期内不被教养,那我就信你,再也不劝你了。”就走了。后来没被教养,二哥就不来了。

不知不觉到了二零零零年一月快要过年了,党校女校长说:“你们不能在我这过年哪。”一天,党校院内来了不少汽车。公安局长带来一帮人气势汹汹的進屋来,当时我姐也来了,她是银行部门的领导,她和局长来到我屋里说:“我跟局长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就放你回家。”我心里就想着法“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就解释给她,局长一听转身走了。他一走,姐姐说:“你在这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也对得起你师父了,看姐姐面,赶紧回家吧,要不今天就教养你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她当时差点晕过去,我赶紧扶住她,把她扶到床边坐下。(其实我心里没底,我也是试试再往前走会是什么样,我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我的选择,当我决定的时候,脑袋一炸,明白了很多)。

这时,局长進来说:别说了,现在他写“保证”也晚了,赶紧收拾东西上车走。我就这样上车,车开到拘留所,在那过了年。过年后,其他同修都走了,剩下我一人。我在那很悠闲,其中一警察跟我说:你在这呆着多好、多自由,外面对你们管的很紧。没过几天,有几十名同修被非法抓進来,分住各屋。没我呆的地方了,我就搬到行李房。所长说:“这屋只许你来。”就走了。在这里除了背法,炼功。然后到各屋门口与各大法弟子交流。

到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派出所把我领走,我不走,我说:“你们警察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我不听你们的,看你们能把我怎样?”他们就求我似的说好话央求我出来。原来是拘留所所长与区分局因为我闹矛盾,硬是让我回来。当地派出所还不死心,就让我到一个工厂的招待所住下,他们本厂有几个同修也在那里被软禁着。

白天可以回家吃饭,晚上回来住,家人就怨我不写“保证”回家,我就给她解释明白了。她就找派出所,派出所说归街道管,她就又找街道。在那里她写了看管我的保证。到二零零零年三月末我被释放回家了。前后我被非法关押了五个月。

四、助师正法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我看到迫害大法的形势还没有被正过来,就摆脱家庭的拘留继续進京上访。当我走出离汽车站还有一半的路时,我头上象有个紧箍咒一样的东西“啪”一下炸开了,全身轻松。临走时我与当地同修交流:作为大法弟子,在师父被冤枉,大法遭蒙难之时,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话。同修也认同,但没有人再敢出来。我就自己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感觉真是一场灾难过去了,又太平了。

师父讲法中说过:“从今年三月份以后,这个形势逐渐的就变化了,恶人没有那些邪恶的因素的操纵就没有精神支柱了。现在它们认为,对大法的考验,已经合格了,这些事也在结束当中了,只是还有一部份人没走出来。”(《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在那儿写了上访信。到了信访办,看着这大门,心想这一走進去能不能再走出来,心一横進去了,把信递進去。负责人说:“国家已经定性完了,你自己回去愿怎么炼怎么炼,还上访干什么?”我说:“国家没有把不正确的规定撤掉,我作为大法学员就应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那人说:“如果你非得让国家把它的规定撤消,找个说理的地方,那我就找个说理的地方给你。”我一听他说“非得”特别重,我悟到是在点我呢。没往前抢,就回来了。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晚,我在家,被民警骗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说:“我今天值班,你陪我聊聊。”第二天,强行送我到看守所,被恶警非法判教养一年。在教养院,白天干活收工回来,晚上教养院让我们在一起交流,按他们的要求想顺利的达到让我们放弃修炼的目地。我们几人配合,艰难的做着反“转化”的工作,到十月一日放假期间,我们四十多人坐在操场上切磋交流,整体升华,“邪悟”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后全部回到大法一边。

教养院害怕了,他们就不让我们大法弟子出工了。这时,因为有的大法弟子被犯人打的耳膜穿孔,有的被打到鼻青脸肿,有的被队长用烟头烧伤指甲盖。我悟到应该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写出来,反映给院长。当晚就写出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把写出来的稿子拿出来让同修看一看,其中一人看后拿走了,不一会把四十多名大法弟子的名字都签上,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共同的心声。我准备着如何把这信送到院长那,只要在法上,师父都会安排的。

结果第二天,两位院长到各队检查,我及时把信递给他们,他们问了我的名字,把信看了看就走了,下午大队长把我找去,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不信)他就让我再背写一遍。我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说你就这样拿去吧,是我写的(因为我给他讲真相他明白了很多,做什么他对我都高看一眼,他也是教养院四大狠人之一)。他就拿走了。过一会他又来了,说你再写一遍,我又开始写,可怎么也写不出来了。我说写不出来了,你信不信都是我写的,原来他们不相信我能写出来。

回想起来这封信与到北京上访的那封信,当时因为在法上写的井井有条,完整无漏,平时怎么也达不到那个水平。就因为这信后来给我加期五个月。我质问大队长为什么给我加期,他无话可对,说你心里明白。后来这里集中关押大法弟子已达到一百多人,在这期间有的修的不扎实被邪恶钻了空子,一百多人只剩下十几人坚定正念,反迫害。

由于我时时在法上,师父时时呵护着我,正念正行,运用智慧,神通,抑制邪恶,使迫害有惊无险。恶警大队长安排几个邪悟人员劝我“转化”,当时感到另外空间邪恶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我一面背着法,外表象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似的,可我浑身在颤抖着。他(她)们看我听不明白他(她)们的话,认为我精神不好了,激我,我没有被带动,不说话,平稳的过了一难。

恶警还不死心,又安排两人用软的来劝我,(因以前关系挺好),他们对我太过份,我把其中一人拖出门外。这时外边大厅里大队长正在给一百多“转化”人员上课,听到声音都跑过来,大队长耀武扬威在我面前耍威风。我很沉静,心里一直背着法。当时心静的同时有几个思维。他看我没吱声,就泄气了,赶紧把其他人撵出门外,单独跟我说:“你要配合‘转化’,支持我工作。”我说:“……你看外边一百多人你做几个月给‘转化’了,可我几句话就能做回来,不让他们‘转化’。”他一听我说这话,就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硬了,说:“你好好呆着就行了,别惹事就行了。”

当时在里边我刚刚背会《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讲法中说:“过去的一年我有多种原因不讲话,我不讲话中我看到了学员们做的非常好,也就是说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做好。了不起!你一方面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一方面又坚定的卫护着大法,真的伟大!这是因为你们在法上了,这是因为你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师父的话鼓励着我,我就是靠师父,靠大法正念制止了邪恶,从此对我的迫害大大收敛,再没有人敢找我‘转化’了,环境宽松了。我就通过各种机会把接触的邪悟人员,用法理对照,开导他们,使他们心底醒悟,知道自己做错了,碍于形势,不敢声明(那时也只能那样)。

我总结一条经验:“逢强智取,遇弱生擒”。就象师父讲的那样:“在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关键是做事在法上,如意发挥大法赋予的智慧,依靠法理坚定正念,遇事不能照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这一年零五个月中,使我在邪恶最恐怖高压下,在坚定的大法弟子中第一个被释放出来。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被释放到家。回来抓紧时间学法、炼功,几天后身体恢复正常,(在教养院设想能活着出去就很不容易了)白发又变黑了。在同修的帮助下,发真相传单,挂条幅等。刚一开始的时候,怕心就出来了,同修也都说:你在那里边(指教养院)能放下生死,不应该有怕心哪,要按照师父说的话做,全盘否定旧势力。这样怕心在正念中逐渐解体。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师父发表的经文《如来》。

看到师父的话,我悟到不能再在家里了,应该溶到大法中,负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首先,我与几名同修一起,到北京对大魔头近距离发正念,那里邪恶的空间场使我们无法立足,停留两三天就回来了,当时我什么也不会,只是想尽心尽力按师父的要求做,这样接触上了协调人,安排做资料点的工作。

我做事别人安排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干什么爱依赖别人,由于长期接触机器设备,逐渐由不会用到会用,由单一变全面。当时明慧网鼓励“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单线与明慧联系”的原则。我与协调人在悟法上出现分歧,我主张把资料点化整为零,把整体分解开,按照明慧的要求做。协调人不同意。

我就单独成立了资料点。我与几名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及时制作、发送、张贴真相传单,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效果很好。这是按师父的法的要求做的。可是,协调人不理解,到处查是谁做的,好象这地区是他(她)们的地盘,虽然他(她)们也同样做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但思维、执著还是旧势力为私为我的那一套。所以,我觉的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做起来还是不尽人意的。同修也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我觉的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谁都在起着好的作用,不能象常人一样争来斗去的,我要时时以修炼人的心态处理面临的问题,由于工作的关系还得与他(她)们打交道。他们把没有经济来源的下线安排给我,在经济、资源等全方位对我限制(这里有旧势力参与和它们安排的机制造成的,后来几个协调人由于不在法上,先后多次遭到迫害,有的到现在没有回来。)有个协调人传话过来,让我把电脑等设备交出来,要么老老实实听话,要么离开这个城市。我真受不了了,心里嘀咕:我要与你们争,那有你们的地方。可又一想,可能这几年我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要不怎么这么不顺利,向内找,干什么都是大法弟子,我就决定不做了,把设备处理好后,回家了。回家后明白了,应该以家庭式的资料点才符合大法的要求。

我们都是被大法救度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所走过的路,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都是师父帮我们做,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走正自己的路,在大法中修炼。“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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