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被关押在二中队，那里还非法关押着80多名法轮功学员。2001年1月9日，与我同时被关进监狱的还有10多名大法弟子。当天中午恶警就开始了对我们进行迫害。他们以搜身检查为由，把我们每个人的衣服全部脱光，一丝不挂的暴露在雨雪交加的露天地上站着达半小时之久。然后，把我们十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头发从耳朵以上这个部位剪掉，恶党人员叫“锅盖式”，整个头就象有一个锅盖扣在头上，以此让那些犯人来取笑、侮辱我们。
在此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被四个犯人包夹着，控制着我们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把我们控制成木头似的，完全没有一点自由。在整个被关押期间，我们每一名大法弟子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一言难诉的。
2001年1月30日，恶警强迫我们去看恶党制造的新闻“天安门自焚”。在看的过程中，我们数十名同修几乎同时发现整个事件中有很多疑点，于是当场站起来向看守我们的所有犯人和干警揭露这件所谓的“自焚”事件是一起陷害法轮功的事件，是一个阴谋！我们在指出这些疑点的同时，并告诉他们“真修的大法弟子是决不会作出‘自焚’这样的事的”。
就在我们讲清真相时，突然不知从何处冲出来七八个男女警察，有的拿着摄像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有的拿着手铐和刑具向我们扑来。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一名姓杨的年轻干警叫着：“把法轮功全部铐起来……”。一场血腥的迫害发生了，我们多数大法弟子被他们毒打致伤，有的同修胸部被犯人打伤；有的下身被他们抓伤；有的被他们反复从一楼拖到四楼，有从四楼拖到一楼，流血不止；有的被用手铐吊在四楼的刑罚室里长达二十多天。同修刘春书身怀六、七个月的孩子，被五六个犯人打倒在地，脸上、身上到处是伤痕。有位不知姓名的同修被打成重伤抬出去，我的腰部和头被恶人打伤。
自从1月30日晚这场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是在大小会上恶警们都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虐待。在一次大会上，一恶警头儿在台上骂大法、骂师尊，我立即站起来制止，不允许他谤师谤法，结果就被姓杨的女警抓住头发拽倒在地上，有几个被蒙骗的犯人在杨的怂恿下，对我拳脚相加，紧接着几个男警拿来照相机不停的拍照。我又被五花大绑，用脏东西堵着我的嘴数小时。
在一次会上，我们大法弟子不服从邪恶的安排（强制我们写三书），一位小同修就被几名犯人殴打。我不能容忍，上前制止她们，结果我又被一顿毒打，头被按在地上，手被反绑起来，还用一只脚踩在我的背上直到会结束。
大法弟子每天都在遭受这不同的虐待，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声》，结果不仅又遭到前面的毒打，对我五花大绑拖回监舍，不准任何人给我松绑，不准睡觉……。并以此事对我非法判刑五年。在重庆市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五十七天后，把我劫持到永川女子监狱二监区继续迫害。
在永川女子监狱，我们继续给这里的犯人和警察讲真相。在一次全重庆市监狱局组织的所有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开一次所谓的“现身说法”大会。很多同修被劫持进会场。那位局长要求那些所谓“转化”的学员举手宣誓说：不再炼功。我立即与其他几位同修说：你们千万不能这样……顿时，会场大乱，我与那几位当场被武警、恶警拖出会场。后来我与其他几位同修被关入小号“禁闭”长达二十几天，让我们睡在阴暗而潮湿的水泥台上，在这期间，不给我们用水、用纸等等。一位年轻女同修来了例假，也不给纸和卫生巾。
在永川监狱里，大法弟子长期受到恶警们的强化洗脑迫害，恶党人员不让我们的头脑里有一点安宁的时间，不转化就不准上厕所、天天罚站、不准接见亲人、不准买食品、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等等，致使有的同修在极度的失去自由和种种压制中，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异常现象，住进医院，保外就医，还有一位姓肖的同修被迫害致死。恶党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难以说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