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被抓的第二天中午，已有五、六十个同修被抓，牢笼已快装不下了。看守我们的警察就一直给看守所打电话，到了晚上，我们要求无条件释放，拽着牢门不让警察把我们拉走。僵持了很久。在棍棒下，最终警察拽开了牢门，把我们强行押上了带铁栅栏的囚车，并拿枪对着我们，将我们拉到北京朝阳区看守所。
恶警把他们认为重点的八个同修留在看守所关押。我是第九个，他们问我姓名，我说我拒绝回答。他们也没有多说，直接告诉我，你的编号是2611。我问他：“我为什么是2611？”一警察说：“你是关在这的第2611个人。”然后我被等候在那里的朝阳区管辖范围内的一个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及两个保安押到车上，拉到他们派出所。
后来我问过派出所的警察为什么把我关在派出所？他说是因为看守所关不下了。我又问：“那么看守所人数越来越多，怎么办？”他说：“那就送走呗！”那个时候，我还认识不到恶党的邪恶程度，所以也没有仔细思考他的话。
从被捕之日，我就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那个派出所里面有30个警察，50个保安。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想套出我的姓名，来自哪里。我一直拒绝回答他们。那时，天安门自焚事件刚发生不久，电视上恶毒的诽谤、煽动，使很多人都怀着一种气恨的心理对待我。我那时还不懂得主动的讲清真相，只是人家问到了，我就讲讲为什么自焚的不是炼法轮功的，因为大法书中告诉我们“炼功人不能杀生”等等。
时间长了，有些人就不再问我姓名。有一个专门给警察做饭的外地人，在晚上人少的时候，不止一次告诉我：如果我最后还是不报姓名，警察会把我送到石家庄劳教或是送到东北去。我当时以为他在吓唬我，想让我报出姓名。所以也没放在心上。中共集中营曝光后，我才想到那时做饭的外地人说的是真话。
在被关押期间，派出所的副所长曾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人做官，我没有回答。他解释说：“如有人做官，报了姓名，回家就是判个几年，如果不报姓名，弄到没有人烟的地方，说没就没了。”我当时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副所长和我讲的也是真话。
我曾问过派出所的正所长，我说：“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如果你做不了主，就把我送回朝阳区看守所，让能做主的释放我。”他当时说：“如果你回了朝阳区看守所，你还出得来吗？”我和这个正所长谈话后不几天，我被他们强行带到了医院，检查心脏、量血压，然后我被带回车上。副所长和医生交谈了很久。回到派出所，很多人问我检查结果，我说一切正常。
我被检查身体的第3天，忽然觉得快不行了（师父演化），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能死，我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呢！我要活下去！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直到晚上11点多我才好起来。晚上，我和看守我的两个保安说：“我今天差一点死过去。”可能是保安告诉了警察。随后派出所的两个所长都直接来和我说：“你明天早上就可以离开派出所了。”他们先是要电话通知家人来接，我拒绝；又要我写一个我是在炼法轮功的字条，我不肯写。我说：“你们的抓捕是非法的，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双方僵持了很久，最终他们同意无条件释放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平安回到了我生活的地方。
中共恶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后，随着事情发展，我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才意识到，被关在恶党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可能多是2000年元旦前到2001年去北京上访不报姓名的那些同修，因为我曾听警察说，2000年元旦到2001年农历年前后，不算上在天安门广场抓捕的，光是从北京各个路口、车站、公交车堵截的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多时一天就超过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