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我正在地里做事，两辆小车突然开到我面前，从车上下来13人，把我绑架到乡派出所。先关押在一间小房里，后带到乡综治办，屋里有四男一女，其中乡派出所所长曹仁刚，我一進综治办的门，曹仁刚凶狠喊：“跪下！”我不为他的恐吓所动，他又加大力气喊：“跪下！”此时一个男人从后面把我踢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后，曹仁刚又向我问话：“是谁为主到你家开法会，什么内容？什么目的？”我仍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说，此时曹仁刚火气更大了，站起身对准我心脏右侧猛踢一脚，当时我浑身发软，倒在地上，怎么也坐不起来，心里想：“师父啊！弟子有难，不能在邪恶面前躺下，我要站起来。”不久终于站起来了。
就在这时，乡政法的邓捷芳推门进屋就问曹仁刚“讲了没有？”他说：“没有。” 邓捷芳狠狠的扇我一阵耳光，眼神示意一个叫黄震等两人又毒打我一顿。就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把我关在一间屋里，双手铐在窗户上。晚上邓捷芳又来恐吓我：你再不交待，就叫人把你的头发一支支扯下来变成光头，让你无法见人。
当天晚上下了大雪，这些人也不给我饭吃，不给火烤，更不准我睡觉，双手被铁铐到天亮，连大小便都无法解。第二天把我押送到县城，没有地方接收，曹仁刚就逼着我丈夫写保证，并交押金一千元，还对我说：“只要你不炼功了，可随时取回押金和你的东西。”在中共的统治下，做好人就要被无法无天的没收财、物。
回到家里一片狼藉，各种家俱扔的满屋都是，拿不动的砸烂了，值钱的拿走了。一些老年人都说，象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三光政策”，乡亲们都很同情我，以后知道恶警要来我家时，村里的大人小孩都采取各种方式保护我。
2001年7月，正是农村双抢季节，一天晚上11点多钟，乡政府来了三人闯进我家乱翻桌柜，搜走了一些大法书籍，当即把我抓到县城派出所关押三天三夜，释放时还要交伙食费，我当面拒绝就走了。
同年10月21日下午，我赶集刚回家，乡政府的许贤勇、李万立为首一伙人闯进我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连我婆婆家也不放过，后搜到一本大法书，当即许贤勇打我几下耳光，并强行把我带到乡政府关在一间房里。
管政办的彭宝庆、许贤勇等四人一進屋，彭宝庆就气势汹汹的说：“她（指另一位同修）交待了，看你交不交待。”我回答说：“交待什么？”话音刚落，彭宝庆的拳头打过来了，接着许贤勇和另一个人对我脑袋猛打，第四个人来打时我已经支持不住了，口吐血水，眼前一片黑，昏倒在地。
当我醒来时，听见有人说拿水来泼，我慢慢睁开眼睛，彭宝庆又要我骂师父，并说：只要你骂一句，就不打了，还放你回家。我不理它，拒绝了。彭宝庆谩骂师父，我理直气壮的正告它：“不准你侮辱我师父！” 彭宝庆凶狠狠一甩手说：“走，坐牢去！”
当天晚上把我和另一位同修架上小车，送到城关派出所。一个值班员看见我这模样，直问彭宝庆一伙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打成这样？你们也太狠了！” 彭宝庆不敢回答，我说：“是他们打的。”这时彭宝庆很不自在的说：“她是炼法轮功的。”值班员又说：“炼法轮功也不能打成这样，我不接收，你们自己安排吧。”
这时彭宝庆和值班员争吵起来，并打电话请示上面，一会叫值班员听电话，他把我的情况讲了，并说有生命危险，要彭宝庆负责。彭宝庆一口否认没有打我，说是我炼法轮功有病不打针吃药造成的。我气愤的冲他说：“我没有病！”
最后彭宝庆只好找到我的亲戚，把我送回家，并假惺惺的对我妹夫说：“她是有病不吃药打针造成这样，一定要去医院看病吃药”等鬼话。恶党的官员，在当事人面前说假话，竟脸不改色，若无其事。
在2002年农历正月初八，彭宝庆、许贤勇一伙人又闯进我家；之后经常闯进我家干扰，就在去年9月的一天，乡政府几个人窜到村里，到我家又砸门又到处搜查，把一些家俱摔烂了，把师父的法像也抢走了（我当时不在家）。
近一段时间，我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揭露当地的邪恶迫害，对我触动很大。回想过去每次遭到邪恶迫害时，我只是默默地承受，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有时反抗就遭到毒打，所以恶警更加为所欲为进行迫害，不知道在向众生讲真相中如何去曝光邪恶的罪行。
这些世间恶人，都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人的坏思想干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丑事曝光在其亲友面前，他们自然就失去了干坏事的场，恶人也就恶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大家都把自己及身边的同修所遭受的迫害写出来，公开发表出来，就会彻底解体邪恶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