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大法弟子揭露当地迫害


【明慧网2006年7月23日】以下是几位安丘大法弟子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1、我于98年幸运喜得大法,没得大法之前患有头痛等各种疾病,都是多年难以根治的,得法以后这些病得到根治,我所受到的益处全部是恩师的苦度和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呵护。

99年“7.20”大法遭到迫害,2000年1月26日我和几个同修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好,在北京被安丘的一个姓牛的恶警和以前的镇派出所所长刘洪波打骂,戴着手铐坐着镇派出所的警车到临浯派出所,到了那后刘洪波又打同修并勒索钱财1000元,以前的村支书封金栋又勒索钱财1000元,没有收据,这才放我们回家,还经常骚扰我丈夫,腊月二十八、九还派人在我家门口监视我。

从99年“7.20”到现在对大法的迫害已7年了,邪恶仍在继续迫害,今年5月12号上午十点左右我在家改字,同修干活回家顺便过来,自行车放在门外,快九十岁的娘坐在门口玩,安丘的恶警下来作恶,走到俺家门口问老人这又问老人那的,一会闯进我家,由于师父的保护,他们没闯进屋,我听见狗叫,就从屋里出来了,他俩已经走到屋门口了,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说外面的老人说,她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他问我这是谁的家,我说是我的家,他们俩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他是专管这些事的,过后听常人说是安丘恶党派下来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中国大陆共产恶党随时抄家、蹲坑、勒索,我们没有了人身自由。

大法弟子:赵立溪
2006年6月12号

2、我是97年7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患有头痛、腰痛等多种疾病,身体不好脾气也差,动不动就烦恼发火,得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病症痊愈,而且心性也好了,做事能处处考虑别人,因此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快速向良性发展,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天有不测风云,做梦都没想到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竟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诬陷大法、污蔑师父,并把如此好的功法定为“××”,大法学员遭到严重迫害,并实施株连政策,同事和亲朋也遭受迫害。我不放弃修炼,单位就停止我上班,并扣发工资,我丈夫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想制止我炼功学法,我不从,他就狠狠的打我,并骂大法和师父,于是在3月份我进京上访,去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

在北京遍地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处处都有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和便衣。第二天,我们在天安门前被恶警抓捕,绑架到了安丘驻北京办事处,在那里我们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然后,按地址把我们拉回原籍,审讯逼供结束,我们被关进了拘留所,5天后单位交了钱我才被放出来(大约是五千元)。

回家后单位对我看管更严了,正式停止我上班,不发工资,大儿子也不让上班了,在家看着我,而且在潍坊上中专的小儿子因我炼法轮功学校要开除他,丈夫在单位受到更大压力,只要见我炼功就往死里打,我被他们至少打晕过5次。

2001年11月28日,公安局以谈话为由将我从家中骗到办公室,不由分说拖上车送进党校洗脑班强行转化。

在洗脑班放污蔑大法与师父的录象,并有近10名犹大和“610”人员对我围攻,我不转化,“610”办公室主任王子清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打倒在地,并狠狠的往地上撞我的头,撞的我眼里直冒火星。潘效鲁逼我转化不成就恶狠狠的说:“我看你是想换换地方了!”然后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小屋里冻我,大约关了两天,我开始以绝食抗议他们的非法迫害。

我绝食,他们就拖我到医院灌食,我已绝食十几天了,本来身体就很虚弱,有两次我被灌完食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间窗户上没有玻璃的小房子里,反背铐在铁床上,总是第一天上午铐上第二天上午才放下,寒冬腊月又冷又困还有这钻心的疼痛,时间长了我几乎失去了知觉,当时只觉得心还在跳,知道我还活着。

2002年2月(记不清是几号)我从洗脑班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在外打工。这期间我回家十几次叫门,可是家里人就是不开,最后一次又没叫开我就走了,没想到这次丈夫偷偷跟在我身后跟到我的住处,打的我身上几处流血,衣服都湿透了沾在身上,腿不能行走了。他又打了110,我被拉到南关派出所,到了那里我就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第二天他们放了我,用车把我送回家。

我的腿不能行走,丈夫不让我进屋,我被关进了地下室,孩子哭着送饭给我吃,6天后我能走了,就住进我们的旧房子里,我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能自己走路为止。

自迫害以来我被抄家一次,从2001年开始扣发工资直到2004年2月办了退休才停止。

大法弟子:陈秀文

3、1999年7月20日这个邪恶灰暗的日子,是凡中国人都知道就是这天,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展开了全面迫害。一时大法蒙难,师父受辱,大法弟子失去了修炼环境和人身自由,怎么办?我也和众同修一样毅然走上了去北京和平请愿之路。2000年阴历3月11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左边,由王海清打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和唐宗艳等把横幅拉正,就这时从我们的前后如狼似虎的窜上来两个便衣。这时警车也开来了,对我们拳打脚踢,连推带拉的塞上了车,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进行了所谓的登记,就把我们推进了安有铁栏杆的屋里。大约过了多半天的时间,就由恶警都剑勇把我和同修桂荣带到了安丘驻京办事处,一进屋就把桂荣跺了3脚,把我和早去的小马铐在一起,接着把我也连跺了3脚,第二脚把我跺的“哇”的一声,事后同修们说:“真担心你承受不住。”第三脚我的下巴都碰在桂荣的后背上(因小桂在我的前面坐着)我的下巴殷殷渗血。跺了我和小桂又去跺唐宗艳,跺了人还用穿着大皮鞋的脚顶着小唐的下巴狠劲的揉,打完唐宗艳回来,又在我的后背上跺了两脚,转到前面又打了我几巴掌,打完后狠劲托起我的下巴说让我谢谢它。

同时还打了同修王金义,一脚跺在王金义的脸上,顿时眼珠充血,眼眶青紫渗血,整个脸都肿起来了,这时同修张月兰向它讲真相说:“你不能这样无故打人,造下业对你自己不好。”它非但不听,隔着床探着身子,“啪!啪!”——在张月兰的脸上就是几个耳光,当时老张的脸上就是几个手印子,可见下手之狠毒,六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被打,都剑勇眯着眼睛幸灾乐祸的说:“这屋里你们17个人,都被我打了。”

第二天,又有两个同修被带去,一个年轻的姑娘刚一进屋,被都剑勇一脚跺在肚子上,跌了个仰面朝天,头摔在地上,她自己几次都没能站起来,是王金义托着她的头才起来,起来后,两腿直愣愣的,可见摔的很重,同她一起去的同修带去一本《转法轮》被都剑勇发现了,逼着交出来,当时我们就一个心愿:不能让大法书落到邪恶手里。都剑勇气急败坏的指着我们说:“不交把你们的衣服都扒光!”

同修宋秀梅的脸又红又肿,并且肿的很厉害,我问她谁打的,她说信访局长李奎仁打的。那天又进去了三个同修,刚进门恶警就叫掏钱,我和小桂刚进去时也是先叫掏口袋,显然是冲着钱来的。

一天夜里,不知把我们拉到一个什么去处,好象上了三层楼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两张床,能容下3、4个人却塞进我们十几个人,站的不能蹲下,蹲的不能站起来,当时我和宋秀梅铐在一起,她在床前的床底下,我在床头的床底下,连动都不能动,十几个人被闷的汗水直流大口喘气,直到天亮才出来。

我乡镇去了4个人拉我们,其中有一个叫刘付存的副乡长,所谓的分管法轮功的。一路上对我们连打带骂,我们仨人在车的后排,我在中间,左手铐着杜智香,右手铐着王金义,正走着,刘付存大叫一声:“停车,把车座子掀起来,不能叫他们坐着!”司机说:“不能掀。”刘付存恼羞成怒,“啪!啪!”——就在王金义的脸上就是几耳光,并把他按在车座空里,因和我铐在一起,只好弯着腰随着他。走了一段时间停车问路,刘付存回过头来往王金义脸上啪啪又是一阵耳光,连打带骂,骂够了王金义又骂我,骂的很难听,又走了一段时间,刘付存回头朝王金义脸上又是一阵耳光,杜智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不能这样接二连三的打人……”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招来了刘付存的一顿臭骂,也是骂的很难听,一路上王金义被刘付存打了6、7次之多,脸一直肿着。

大约夜里11点左右,把我们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刘付存逼着我说:去北京是同修翟连英叫去的。软硬兼施,瞎话连篇,在办公室暴跳如雷说:“老翟都承认了,她为什么不承认?”我不配合它,夜里1点多才叫我去监室,为了抗议非法关押,我和同修们绝食绝水9天,第11天上午才放我回家,王金义从北京回来关在安丘市看守所,看守所向他勒索2000元钱才放他出来。

2000年6月18日,天下着雨,郚山派出所的恶警无故将我和同修王合抓到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推上了车,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它们又去潍坊抓来了在那打工的姐姐(同修)。在那里,法不让学,功不让炼,为了抗议非法关押,我们绝食6天,一天夜里,我们集体炼功,被邪恶们知道了,三个恶警拿着电棍胶皮棍冲进了监室,我在冲着门口的地方坐着,进门就在我背上抽了一胶皮棍,其他同修也次数不同的挨了电击,有个姓田的同修盘着腿不拿下来,它们就连续电她,早晨醒来一看,她身上有7个黑紫块。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发现同修桂荣被反手铐在铁椅子上,不知是什么时候铐上去的,身边站着两个恶人,怎么迫害她我不敢看,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就这样,我们被非法关押了10天。

回家后继续被监控,农村的同修每天交30元钱给监控他们的人,我由派出所直接在我家周围昼夜监控,就连给死人送葬的时间都不放过(2000年阴历的6月初4,我娘家大娘去世,我去送葬,乡委都派人跟着)。

2001年3月10日,又是一个难以忘怀却又不愿再记起的日子,这天市“610”办公室派了3个犹大到郚山来,进行所谓的转化说教。其他同修都关在乡委会议室的院子里,我被和它们关在一个屋子里,听它们的胡说八道,因我不配合它们,天快黑的时候,在家人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和同修翟连英拉到安丘市所谓的“610”学习班。在那里整天听它们灌输那些歪理邪说,它们软硬兼施,变着法的给我洗脑。因此,我从思想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由于平时学法不深,对师对法不够坚定,贪图安逸违心的写了“三书”,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也对不起自己的傻事,每当想起这些,就有说不出的痛苦与屈辱,认为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再有,王金义于2005年3月中旬在家被绑架并抄家,被劳教至今未归(已下落不明)。

云纪英
山东省潍坊安丘市郚山镇佃子村

4、我叫李秀玉,是安丘兴安街办韩家埠村村民,今年42岁,我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身体有很多病脾气暴躁,得法后身心受益巨大,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走路健步如飞,我深感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可是从99年“7.20”开始,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强制我们放弃信仰,我们被非法关押、拘留、遭受酷刑折磨、罚款……,其中的非人折磨难以言述。

由于当地政府不讲理,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被迫到北京上访,99年10月13号,我和本村功友到北京上访,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警察便衣到处抓人,我们当场就被抓到了北京派出所,通过身份证得知我们是安丘的,就把我们押送到潍坊驻京办事处,把我身上的700元钱全部翻走,又把我们押送到北京招待所(临时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铐了一夜,第二天把我们拉到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蹲了一夜老虎凳,又把我们押到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由于集体炼功被恶警拖到外面挨冻,遭电棍,直到11点才放回屋。我们被拘留15天,临走时交上115元,生活费自理,又送到计生办(洗脑班)关了6天,由家人担保交上2000元,在高压下被迫说了对不起师父的话,才放回家。回家后,工作组天天上门骚扰,其中工作组长王x亮、周学德,党校包靠组组长高政、辛宝祥、张高原,另一位姓名不详。

2000年正月19晚,镇长侯镇祥带领一帮恶徒闯进我家,强行把我抓到洗脑班,非法关押15天,其中集体绝食4天才放回家。

3月6号,我们再次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可刚到北京车站就被当地恶警抓到北京招待所,把我们7、8个人铐在一起,第二天送回洗脑班,刚下车,帮凶们就搜我们身上的钱,我们早已把钱收好,它们一分也没得到。我们集体学法,被恶警发现,进门要书,当时我把大法书藏在身上,它们把我拖到屋里,7、8个人抓着手脚,有一个恶警拿卫生纸蘸上开水烫我的嘴,嘴被烫起一个大水泡,我们集体绝食5天,最后无条件释放。

6月份,我和姐姐又去北京上访,我们一路步行走了4天,到了济南被恶警抓住盘问地址,我们坚决不说,无奈只好放了我们,走了8天,一路上历尽艰辛、跋山涉水,脚底磨的像针扎,身上背着的干粮腐烂了,到了德州又被抓住,一路上到处是拦截上访人员的警察,我们只好坐车前往,到了北京天安门又被抓住,抓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拳打脚踢,用鞋底打我的头,又抓到招待所关了一夜,第二天送到洗脑班,绝食3天才被放出来(现在姐姐已被恶党迫害的神志不清,在痛苦中煎熬)。

10月25号,恶警刘洪武、侯镇祥等人开车到我家门口,我正在门口站着,他们叫着:“抓住她!”我一看就往村东跑,我被追到一口井前,我回头对它们说:“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他们往前追,我被逼往井里跳,就在这时,围观的群众帮忙把我拖上来,它们给我强行戴上手铐。

拉到洗脑班,我坚决不配合,趁机逃了出来,在门外的大街上,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它们连扯带拖把我的上衣扒光了,真是些禽兽不如的土匪流氓!我被迫有家不能回,流落在外,在一家果园里住了几天,这时正赶上农村最忙的季节,都在地里出姜,家人为了我不再被抓,只好让我躲在果园里,邪恶之徒还到地里找。

11月13号,我和功友到某村发真相资料,被坏人举报,被刘洪武、李守正、吕常富抓到了派出所,把我们各铐在一棵大树上,然后就去抄家,接着把我们各自一间屋进行严刑拷打,刘洪武、李守正它们一个用胶皮棍,一个在我身上打,我的腿和后背被打的一片黑紫色,又把我铐在连椅上整整一晚,第二天把我们送到拘留所,我们集体绝食6天,家人被迫交上120元钱,才放回家。

2006年3月19号晚9点多,十几个恶徒两辆警车包围了我村的炼功点,妄图把我们全绑架,恶徒们把门撞开,破门而入,四个人抬着我往车上抬,我坚决不配合,在这连拉带拖之时,它们又把我的上衣扒光了,鞋也在挣脱中丢了,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它们不听,它们一看无从下手,我趁机逃脱,我赤着脚光着上身跑回村里告诉村支书,共产党耍流氓到如此地步,多亏村里的正义人士赶到,也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才得以脱险,但还是有两位功友遭此抓捕。

自99年“7.20”以来,恶徒们经常上门骚扰,家里人也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们以及相关人员,赶快停止迫害,为了你和你的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脱离恶党的一切组织,善待大法弟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