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恶警说:宁死也不“转化”

——佳木斯崔秀云7年来的经历


【明慧网2006年8月23日】我是96年10月12日得法的。得法前因生孩子得了风湿病,后又得了血管神经性头痛、心脏病、痛经、手腕长个大筋包,中药、西药、偏方都用遍也无济于事,整天在痛苦中挣扎。得法后,按着真善忍要求自己,不久,手腕筋包没了,风湿、神经性头痛也不见了,所有的病都好了,身体完全康复。

99年7.20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编造谎言毒害、欺骗世人,众多世人被蒙骗,众多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到全面打压迫害。

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点,郊区分局110巡警队的警察突然翻墙闯入院内急促敲门,我问是谁呀?门外人非常蛮横的命令我开门,我追问一句:你是什么人?凭啥要我开门呀?外面人说:警察。我问哪的警察,他们停了一下说:中山派出所的。我们是归南岗派出所管辖,我说有什么事明天来吧。他们不由分说象土匪一样把门拽开,闯入屋内,不出示任何搜查证件,非法抄家,把我家翻个底朝天,炕上地上到处翻的乱七八糟,他们甚至逼我说出附近还有谁炼功。我没有告诉他们。

当时天气较冷,他们把我拽外面询问了半个多小时。他们说是中山派出所的,我却被他们带到郊区分局110巡查队,可见他们谎话连篇。

我被关在一间屋里,外面两个人看守还锁两道门。我刚躺下队长孙福坤进来让我起来,说我跑这享受来了,让人把枕头拿走。他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他就命令人拿铐子给我铐上。两个小警察把我铐在了床上。当时我很吃惊,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未违法犯法,就因为炼功、做好人,达到身体健康,却被带上了铐子。他又说什么国家不让炼你为什么还炼。我说:“我们不做坏事,做好人,再说我有俩孩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又有一身病,炼功后身体健康了,不用花一分钱。即使国家不让炼,我也不能不炼。有病没有钱,医院也不给我治呀,那我不得等死吗?我炼功后身体才好的。”他走时说明天上午要好好跟我谈谈。

他走后我让小警察打开铐子,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应该被铐。小警察说不敢开,我说我是好人又没犯法,我这么大岁数只因炼功就在这铐着,你这小伙子躺那能睡着吗?他说我现在给你打开,明天早上再铐上。

我被关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来了好几个人说了些不好听的,其中一人进来三次,最后问我,你们炼功有什么好处,我说就拿刚才来说吧,你来了好几次说了那么多不好听的,可我不会怨你、恨你,你说这样的人不好吗?他听了,一声没吭走了,再也没来。恶警孙福坤、李万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逼我在扣押清单(从我家搜走了《转法轮》、真善忍法轮图、师父法像,讲法录音带等)上签名,我不签,他们暴跳如雷。问为什么不签,我说:“那是我的,我还要呢!你们为什么扣押?”他们又威胁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让你签就得签,象你这样的就得把你送进去,让你好好在里面炼,你不签也照样送你!恶警李万毅还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你签吧。我坚定的说:“你不是!”他问为怎么不是?我告诉他,“我们炼功的都非常善良,态度和善,没有有你这种行为的!”他当时一声不吱坐下了。

就这样我又被带到南岗派出所。在那里恶警非要我写“不炼功”,“不去北京”的保证。我说:“我不可能不炼!”恶警严卫东说:“你要炼就拘留十五天,局长批了。”我说,我在家炼功碍着谁的事了,我们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为什么要拘留我?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家了。

回家越想越不对,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在家炼,夜半三更翻墙跳院,私闯民宅,非法抓人抄家,这不是土匪吗?我记得上小学时课本上描写日本鬼子如何如何,现在的警察与他们描写的日本鬼子有何区别?我还真应该去北京证实法,找中央领导说说我修炼的经历、大法的神奇和他们的这些警察的行径。

2000年12月8日我踏上了去北京列车。刚到北京天安门就被便衣跟踪了,好不容易甩掉了,又被几个穿军装的军人挡住了路。他们盘问我,于是我打起横幅,被一群便衣警察拽上车带到天安门派出所。

恶警问我姓名住址,我不说,后又被送到怀柔县看守所。不报姓名住址的很多同修被打。在看守所的号里我们绝食、炼功,两个男犯把我们一个个拽到一个很大的阴森森的冷房子里。12月,北京的天气是很冷的,当时我还没穿上鞋就被拽走。在这冷房子里让我们靠墙“开飞机”(一种刑罚)。我跟男犯讲真相,他俩明白了,不使劲摁我,冻了我们半个多小时后,又送回号里。我被送驻京办后开始绝食。佳市得知我在北京,就派人来接我,同修问我绝食到什么时候,我说绝食到无罪释放。

那是2001年1月1日,南岗派出所艾小伟等3个恶人来京绑架我们3个大法弟子回佳市。艾被恶党迷得太深,竟然谤师谤法,我跟他讲真相他不听。夜间他们怕我们跳车把我和同修用一个铐子铐在一起,我的手、胳膊在空中吊了七、八个小时,坐不能坐,我继续绝食,一夜没合眼。恶警们吃饱喝足熟睡一夜。第二天艾小伟还说,回去把你送进去让你好好炼,好好学。顺便说一句,艾小伟已遭恶报,刚30来岁就患糖尿病,不能上班,后来腿又被撞折了。

2001年1月3日回到佳市,我被送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我继续绝食抗议迫害。1月7日邪恶之徒给我灌食,导致我生命垂危,他们把我拉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晚来一回就完了。这样,我被放回了家。

我在北京期间,恶警严卫东多次去我家,逼我儿子、父亲给钱。在他们的逼迫和恐吓中,老人精神受到极大伤害,导致卧床不起。

2001年10月8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南岗派出所恶警沈海波绑架到南岗派出所。他们要给我录像,我不配合邪恶要求,他们就拿我家钥匙到我家抄家,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他们什么都没得着,就拿一些白纸来凑材料,可笑到极点。这次又把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我绝食绝水抗议。第七天提审时恶警说我和政府对抗,我说炼功怎么是和政府对抗?我们是讲真话。到15天我要求释放,监室恶警马登云说:“你们法轮功没有日期,愿意放你就放你,不放你就在这呆着!”我继续绝食绝水。

2001年10月25日绝食绝水18天,我生命垂危,被拉去中心医院抢救。医生开了两组抢救药一组没打完,看守所看法轮功的进抢救室就骂,我对着他发正念,他立刻不骂了,说别打了,要死回家死去。就这样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家门锁着,我家钥匙被南岗派出所的恶警收去了,他们把我放在大门口的石头上,把邻居叫出来后就开车走了。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又回家了。

2002年2月3日晚,我因发真相材料又一次被恶人举报,被南岗派出所恶警严卫东、沈某、孙靖宇绑架到派出所。孙做笔录,我不配合,问什么都不回答。反过来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你是好人,可我要放了你,我的工作就没了,谁给我开工资?江魔毁了多少只为钱而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

我犯心脏病,不能坐立,脸色苍白,孙就自己胡编乱造写了好几篇,原所长张德利,领着四、五个警察抓着我的手,掰开按手印,张德利还打了我一耳光。我说,张所长你不要这样对待我,这对你没好处。但我不会怨你、恨你,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他们连夜把我与另一同修送进看守所,临出门张德利又踹我胯骨一脚,踹腿一脚。

看守所不收我,南岗恶警把我扔在地上开车就跑了。看守所给南岗派出所打电话,他们不来,后来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南岗派出所只好来领我去检查。他们说,二二四医院与他们有关系,要去那里。到后,他们把我从车上拖到医院大厅,放在水泥地上,后又抬到楼上做心脏检查。医生说我的心脏有病,还挺特殊。恶警孙靖宇又拿检查结果二次上楼找与他有关系的人造假,拿着假报告把我拉回看守所。看守所问检查结果怎样,恶警说没病装的。恶警们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管我的生命如何,硬是把我送进看守所。

我在看守绝食,被恶警用铐子铐上,固定在地上。恶警伪善的让我不要绝食了,说我有病所里知道,正给我办呢。还说他们送我来那天他一直在场,他不同意收我。可现在过年了找不到人,他们只得留下我。让我先吃饭,他们会给我办,我要不吃就把我钉在地上,还不给办回家手续。过完年就给办,等等,最后说,只要喝一口就行。我被伪善欺骗了,喝了一口奶。

2002年4月9日,看守所不但不放我,还把我和另两个同修送了劳教所。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收。看守所说在这里寄存两天,把车开跑了。当时我走路困难,心跳得张嘴喘,第二天,严卫东和南岗所李所长,内勤丁某想尽办法找关系托人让劳教所收我,颜卫东骗我说,劳教所不收,看守所也不送你回家!因为我身体状态非常严重,劳教所怕担责任拒收,就这样我被他们拉回南岗所,说骂师父就可以回家,我严厉的抵制了他们的行为。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002年4月11日又把我送回劳教所。我提出要回家看看卧床的父亲,因我被迫害父亲受到精神刺激病在床上,没有人性的严卫东就是不让。就这样我没能回去看父亲一眼,父亲于2002年腊月二十四去世。我儿子和侄子拿着“死亡证明”去劳教所要求让我回家看上老人一眼,劳教所还是不让,还说没“转化”更不能回去,甚至都没有告诉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下,有多少大法弟子的亲人因受迫害去世的,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虐杀,真是天理难容啊!

在劳教所我经常犯心脏病,他们不但不放我还要强行“转化”我。两个犹大、一个刑事犯被安排在我的身边迫害我。恶警王岳荣狂叫:“两天给我拿下!”一会来一帮犹大,折腾一番又出去商量对策,一会又来一帮,我就是发正念,不给他们市场。二十多天过去了,一看“转化”不了我,就把我调九中队(严管队)。

一天南岗派出所来要我按手印,软硬兼施,他们坐在劳教所一楼的会议室,桌上放着录像机,我的两边是警察,进屋坐下后我发现了对面的录像机,我不配合他们,就是不对着录像机,也不按手印,在师父的加持下,两个高大的警察没有掰开我的手。我说:“我无非就是修炼,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在劳教所里一年一个多月,我经常犯心脏病,鼻子出血,血压经常50、30,60、40的,左腿、左胳膊、左肩都不好使。

2002年11月5日,严管队全部被调到院内,不许说话,要强行“转化”我们。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就是我,第二个是尹玲,尹玲是597农场的大法弟子,就因坚修大法,把她从家里强行抓走,扔下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无人照看。一次大法弟子因炼功被扣在床上,尹玲绝食抗议这种非人待遇,也被铐在床上,一个姿势待了二十多天,其间被劳教所的宋大夫给野蛮灌食,后来被迫害得四肢瘫痪,肾功能衰竭。

这次强行转化,把我俩分在一个屋里,我当时左侧身体不好使,她四肢都不好使,吃饭上厕所不能自理。我用右手喂她饭。上厕所,我就把床板拿开一块,下边放个盒让她便,一次我俩一块摔在地上,用了很长时间用了好大劲,才把她弄到床上,她说我还是少吃点吧,大便小便太费劲。尽管我们这样,劳教所所长殷世财还逼我们上走廊看“新闻”,喝的酒气熏天连喊带骂。大约2002年11月17、18号,恶警们看尹玲不行了,通知尹玲年迈的父母来接她回家,回家不到10天就去世了。

强行转化开始了,一个屋里一个大法弟子,其余的就是警察、刑事犯还有“转化”邪悟的,不“转化”就给上背铐,大背剑,整天听到走廊里传来哭喊声,惨叫声,我的心都碎了。我们屋还有两个邪悟的威胁,你不“转化”,她们就可以给你上刑。

2003年3月24日,我突然摔倒在厕所里,刑事犯王艳敏把我背回号里,劳教所宋大夫来量血压,没有血压,看眼睛说瞳孔扩散了,给我吸氧,打点滴,两只手扎了七八针,也扎不进去,最后一边打点滴,一边送中心医院抢救,并通知我儿子带钱(我儿子当兵五年回来,分配传染病院工作,因没钱送礼不让上班,只能借钱给被恶警迫害的奄奄一息的母亲看病),医院的大夫说血压没了,开始抢救,儿子哭得够呛,抢救后,又把我拉回劳教所,我儿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我1米64的个头,只剩70多斤。

2003年4月末,劳教所对没转化的大法弟子进一步迫害,说“转化”率要达到100%。恶警于文斌说:“别看你身体这样,已经办保外就医鉴定了,不‘转化’也不能放你回家,你‘转化’就可以回家!”我说:“我宁死也不‘转化’!我们是在做好人,有个健康身体,没触犯任何法律,往那‘转化’啊!?”于说:“想死没那么容易,你家不是穷吗,把你送医院住院,我让你儿子倾家荡产,借钱给你治,祸害死你!你儿子不能看着你死不让你活吧?我说:“你也是女人呢,生过孩子,你不觉得你这样太残忍了吗?”她说:“说别的没用,那你就‘转化’!”她们叫来一帮犹大和一帮警察,把我连扯带拽地拽到另一间屋里,一边走于文斌还打我的左肩说:“你不是这边不好使吗?就打你这边!”屋里床上全是毛茬板子,让我坐上面,一会又把我拽到地上,她们指挥犹大把我按在地上,犹大按着我的手,在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签我的名,我不配合跟他们使劲挣脱,一横一竖都扯得很不像样,我说:“要想让人服,得让人心服口服,这算什么?”于文斌说:“我们也不要你心服口服,就是要下地狱,我们下也不要你下!”当时我一听这话眼泪唰的下来了,这生命不是完了吗?她说要哭就痛快哭吧。

在师父的加持下,2003年5月26日我回家了。以后南岗办事处社区的恶徒张伟光和一个姓王的还是经常上家骚扰。

2004年10月18日,我正在家和两个同修坐着,恶徒张伟光来骚扰,并强行拿走了大法书,僵持了半天,我们不让他拿走,他几次要打手机报警,我不让他打。送走他,又送走两个同修,为了安全,随后我也只好出走了。我知道,如果我在家,他们不会放过我。

恶徒张伟光拿着我的大法书去领功讨赏,随后恶警严卫东领着七、八个警察拿着录像机,悄悄进到我家屋里,南院北院全是警察。从那以后严卫东天天去我家骚扰,还说给我定为在逃。从那时到现在快两年了,我有家不能回,两个孩子得不到母亲的关心照顾,过年都不能团聚。

以上是我受迫害的经历。我修炼法轮大法,修身养性,为的是做一个好人。共产党是不是看我们老百姓身体好,活的好就不舒服?要不凭那一点这么迫害我们?怎么就非要这么不得人心?7年来被迫害死的同修多的已经数不清。中国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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