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我第一次被强迫拖进洗脑班，强迫写四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决裂书。他们轮番做转化。当时大法学员有十一人，可是做转化的有二十多人，天天有一群人围攻我，逼着写，我不写，他们就找来我单位的领导做转化。看我还不写，又找来我亲戚围攻我，中午顶着烈日让我在操场走步两小时，然后又开始播放污蔑大法的录象。半个月过去了，看我还不写四书，又把我丈夫找来和儿子找来，我儿子看我在烈日下走步，质问洗脑班的人：我妈犯什么错了，让我妈走步？洗脑班的人把我儿子关起来，让他骂我师父、骂大法，否则不放人。这样我儿子对大法犯了罪。我丈夫当着很多人的面打我、骂我。他们还逼着我丈夫写四书，然后叫我签字。当时由于我学法不深，那种压力我受不了，没办法，我就在四书上签了字，第十九天我回家了。
回家后，我越想越后悔，我给大法抹了黑，给师父丢了脸。真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我想来想去，我还得从新做好，我得去证实法。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证实法，在天安门被抓，我绝食抗争。二十四日又被送进承德洗脑班，洗脑班的主任李小磊破口大骂我，我单位保卫处长王树青狠狠的踢我一脚，随后杨大朋等六、七个人进来把我按倒在床上，揪头发的、压肚子的，按腿的，按胳膊的，撬牙的，往鼻子里插管的，开始野蛮灌食。管子从鼻子眼里插进去，经过食道一直到胃里，说是灌的奶粉，其中掺了什么不知道。灌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人说：这一盆全灌进去了，有五、六斤，这下可够她呛。当管子从鼻子抽出来时，带出了好多血。李小磊冲我说：看你那个样，象个鬼。这群人走了，我吐了一阵子血。这时，我觉得我的嘴合不上了，老是张着，觉得又干又渴，眼睛也睁不开了。每天一到半夜就开始吐血，吐了二十多天，手和脚都是青黑色的。在第二十三天晚上，我想：我不能呆在这了，我得出去，我住的房间窗户上有铁栏杆，大约十厘米的距离。后半夜我起来站在窗前，我把一条腿伸出去，我人就出去了，我跳到地上走脱了。我打车到了亲戚家，从那以后我开始流离失所了。
我走脱后，洗脑班的人到处找我，还到我家去要钱，威胁我丈夫说：不给钱就开除工职。我丈夫害怕，就如数的给了他们六千元钱。他们抄了我的家，翻的乱七八糟，我有一万元的存款单也不见了，至今没有下落。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我在商店买东西时，又被双桥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又被送进洗脑班。这时，洗脑班的杨大朋已调走，有人就给杨大朋打电话，说我被抓回来了，一会儿，杨大朋来了，见我就开始骂。并高兴的说：可把你抓回来了，因为你逃走，我工资没长上，还降了一级。接着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又打脑袋，打了好一阵子，打够了，走了。晚饭后，七点多杨大朋又来了，还带来一个叫彭红的。把我带到地下室的洗澡间，那里长期锁着，阴暗潮湿。他俩把我一个推过来，一个推过去，推倒地上拽起来，再推倒地上，再拽起来，推了好一阵子。然后杨大朋把我一只手铐在暖气管子上，彭红拽住我另一只手，杨大朋将一玻璃杯酒给我灌下去。彭红又拿一个脸盆扣在我头上，杨大朋拿棍子开始敲脸盆，敲的我晕头转向，脑子嗡嗡响。这时洗脑班的李景芳和一个矮个的男人进来了看了一会，还说了几句风凉话走了。杨大朋又找来鞋刷子在我脸上刷来刷去，一直到零点了才让我回到住处。第二天，我感到天旋地转，卧床不起了。在这期间，洗脑班的人又去我家要钱，让交五千元钱，当时我儿媳在家，对他们说：你们把人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也没经过我们，现在来要钱？不给。他们说：不给钱我们去告你。儿媳说：你们告去吧！我等着。他们厚着脸走了。两个月后，我不写四书，不转化。他们把我送进了河北省高阳劳教所继续迫害。
以上是我在承德洗脑班受迫害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