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守所、监狱抵制迫害的日子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遭绑架

2004年10月日下午,我骑自行车带着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去北京通州区农村讲真相。当我给了一名女青年真相资料后,她悄悄的打手机报了警。警车来后,拦住了我的去路。两个便衣飞快的抓住我的双臂向后拧,另一名恶警凶狠的用飞脚猛踢我的双腿,大约半个钟头后,把我按倒在地,恶警把我裤子拽掉后,并拉我双腿使我后背着地,被石子划破流血。但仍无法把我弄上车。恶警又打手机,叫来一辆警车,他们用绳子捆住我的双腿,又用手铐铐在腿上的绳子上,使我整个身体成了四十五度。

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后,我连续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凶狠的打我的脸,拿电棍电我全身,电我嘴不让我喊,一直到半夜又把我送到通州区派出所进行迫害。

强行给我检查身体时,我不配合,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狠劲打我的脸,用双手狠掐我的脸,打的我顺嘴流血,我躺在地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他们才停下。两个便衣把我抬到看守所的登记室。看守所的一名恶警命令两个便衣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并抢走了我口袋中的400元钱,然后又把我抬进了一个监室里。

第二天,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迫害,第三天恶警董亚新找我训话,我进他的办公室不喊报告,不抱头,不蹲下,反正一切不配合。恶警就叫来几个恶人将我砸上了鈎链,所谓的钩链就是手铐和脚链铐在一起成四十五度角,只能坐,不能躺。

到第四天我的双手都红肿了,恶警给我又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就这样持续七天,他们才把我放开。他们在给我插管灌食时,我还给他们讲真相。当他们阻挠我炼功时,我就连续喊“法轮大法好!”,继续绝食。恶警无奈的说:“喊法轮大法好喊的挺好听,你使劲喊吧,只要你吃饭,就顺着您”。

二、换看守所迫害

1、通州区看守所恶警将我折磨的不象样了,也没得到我的只言片语。于2004年11月5日将我转送到北京公安七处,恶警们让我签字我不签,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进监舍牢头让我抱头,我不抱,让我下蹲,我不蹲,他们就狠踢我的脸,打我耳光。我不按手印不签名,三个恶警将我按倒强行抓我的手写。回监舍我就炼功,讲大法好,谁也挡不住。

2、又转回通州看守所受迫害

零五年一月五日,恶警们又把我转回了通州看守所,到那里后,我就开始背法、炼功,不停的发正念。四号监舍有个姓杜的号长,安排了三个恶人当打手,每天欺负同室的犯人。但从不打我,他们都说法轮功是好人,不能打。

通州区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有句顺口溜“吃饭没碗,睡觉立板,水洗屁眼,随时就会挨板”。吃饭没碗是叫没钱买碗的人先吃窝窝头,(窝窝头是玉米渣做的)不让你用碗喝水、喝汤。睡觉立板是监室地方小,在押犯人数多无法睡觉,号长就叫新来的人整夜站那值班,多数人被站的两腿、脚紫肿,站那睡着了也挨打,就是能睡觉的人身体也是立着睡。解大便白天限制时间,超过三分钟,号长就叫人往身上泼冷水,每天只能方便一次,还得统一到下午六点排队等待。号长让打手控制手纸,没钱交号费的不让你用手纸,叫你用凉水洗。晚上厕所锁门,每人各用个饮料瓶解小便,若谁闹肚子需要解大便,那就拉在自己的衣服里包着,等天亮起来再把大便倒厕所。多数交不起二百元号费的人,不但遭此凌辱,还要承受恶人用板子打光屁股、头顶墙架飞机的酷刑。

二零零五年二月五日,伪法院开庭对我迫害,恶警给我戴手铐让我蹲下我拒绝,他们就用脚踢我双腿,强行给我戴上背铐,把手腕勒的很紧。上法庭时,两个恶人每人架我一支胳膊,让我低头。一恶警用拳头猛打我的前胸数次,致使我右胸结一硬块发紫,三个多月后才消失。每当恶警打我时,我就喊:“首都警察打人了。”我只要一喊,恶警就不敢再打了。在法庭上,伪厅长说:“只要你与法轮功决裂,就不会判你刑。”我回答:“我无罪,法轮大法是正法!”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通州区法院强行给我发了非法判决书,强加于我三年刑期,我不服要上诉,但恶警不给我纸笔,无法上诉,我绝食绝水抗议邪党不讲法律,绝食第四天,恶警张伟和董亚新把我叫去说:“让你上诉,只要你吃饭,就给你纸笔。”我说“你说话要算数,另外你们掏走我四百元钱得还给我,不然我就不吃。”他问我:“你又不知道是谁拿的,咋还?不过这钱真找不到,我私下给你,只要你吃饭,别再胡闹了。”他又说:“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只因我在六一零办公室上班,带队抓过你们法轮功,那也是工作,可你们就给我上了网,出于内心,我也不愿这样做,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你想炼自己在家炼就行了,干嘛要到处撒传单?你回去给你们的人说说,把我的名字去掉吧。”我借机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认可,但他们说话是不算数的,只给了我纸笔,钱却不给我,我又绝食四天,最后晕倒。恶警们害怕了,把我按倒插管灌食,我不配合。最后他们说只要吃饭,钱一定给你,但只给三百元,你写个条子。我想先给三百元再说,我就写了条子,给他们个台阶下,我先收回了我的三百元。

我自此后每天坚持背法发正念,坚持每天炼完五套功法,恶警们通过探头看到我炼功就来阻止,我不听,继续炼。他们强行不让我炼,我就绝食,他们没办法只好说:“你炼吧,有本事,你把天炼塌。”

零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市中院两个恶警找我询问,其中一个暗示我说:“你当时拿的资料和光盘是去扔掉的吧,你只要写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就好说。”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是做好人的,无罪,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为什么不让讲呢?”他们只好按我所讲的记录了下来。当时如果我按他们暗示的去说,也许判不了刑,但我绝对是不能那样去做的。

零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院强行给我下发了非法判决书,维持原判。因此通州区开始给我照相,让我按手印,我都不配合,恶警们就找了几个彪形大汉给我戴上脚链和手铐,又把我按倒在地上,恶警副所长脚踩我的脖子,恶人掰我手指,并拿电棍往我手上电,强行画了押,

三、转押监狱迫害

零五年五月十七日,恶警准备将我送往天河监狱,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在警车上和我同坐的三个女刑事犯对我说:“这里有个女法轮功认识你,她听见你喊法轮大法好了,她让我们告诉你,她是前几天被跟踪绑架来的,她是不会背叛大法的。”当天上午到达天河监狱后,恶警们强迫我体检身体,我不配合,恶警们就给我戴背铐,通州区派出所副所长骂我,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看守所恶所长骂人了”。

这个副所长气的脸通红,并指使四个彪形大汉的犯人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抽我左胳膊的血,然后这几个坏人把我架到透视台上做透视,他们无法控制我上透视台,又怕我弄坏设备,野蛮的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恶警命令坏人把我抬到一边,等药劲上来再查。于是我就闭上眼睛发正念。停了一会儿,恶警说药劲起效了,快把他抬上去。可当把我抬到透视台上后,我突然又迅速的跳下来,恶警说:“这法轮功,还骗人呢!”其实那药物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中午一点左右,通州区将我移交给了天河监狱的一个大队。到那后,狱警长考问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刑事犯人让我学规范报告词,还让我抱头蹲下,我都不配合。他们骂我,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恶警指派一名大学生犯人包夹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每天我什么活都不干,坐那就背经文发正念,打坐炼功。

四、转原籍迫害

零五年五月八日,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晒的人们喘不过气,这一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防暴恶警成群结队,头戴钢盔身扎佩带,各个手持高压伏电棍叭叭乱响一片。武警手持冲锋枪,警笛响声震耳,那阵势真象是赴刑场一般。恶警将河南籍将近二百名刑事犯人和我集合起来,命令所有在押人员抱头蹲下,我不抱头,恶警来给我戴脚镣,我拒绝不戴,一个恶警就凶狠的往我下身踢去和猛踹。要不是正念的作用,我想真的就会失去肉身。我高声喊:“首都警察打人了。”这时来了一个带队的头来调解,并和气的说:“对不起,这是上级的命令,请你配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请你谅解”。我说;“我又没犯罪,为啥给我戴脚镣,那个警察还是首都警察哩,啥素质!脚往我致命处踢,想踢死我呀。”这个警察说:“委屈你了,配合一下吧。”后来踢我的恶警说:“就你这样,如果是前几年不整死你才怪哩。”

到北京西站时,其中一个恶警手持电棍叭叭作响,令我抱头,我就不抱,这名恶警说你真不抱?我答道:我又没有犯罪,就是不抱。他竖起大拇指说:真是好样的,佩服,佩服。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的几个人说:你们法轮功真有骨气。

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夜十二点多,到达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下车后,就有第二监狱的恶警来接站,他们同样逼我抱头,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从没有给任何人抱过头。”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拉到了河南省第二监狱,关进了又脏又臭的禁闭室。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河南省郑州监狱一个姓窦的教育科科长来拉我,我一路上不停的给他讲真相。姓窦的对我发火,我一边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继续的讲。下午一点左右到达郑州监狱后,他们把我分到五监区。到这里后,没有见到一个警察,是三个刑事犯发号施令,检查我所带的行李,又搜我全身。检查完毕,把我带到一个监舍的小屋里与我交谈。我给他讲真相,他们表现的很和善,很家常。可到第二天他们就翻脸了。原来是派来给我洗脑的,一个是犯人头,另两个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

第二天早上有个叫安松昌,一个叫贾寅卫的恶人,把我带到一个很脏的屋子里,让我作三姿,即“站姿、坐姿、蹲姿”其中蹲姿最难忍,蹲几天后,能把腿脚蹲肿,而且蹲时还不让动,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当然,我抗议不做,他们就打我。我和善的对他们说:我来到这里是冤枉的,希望你们不要迫害我,这三姿我都会做,我是当兵的出身,难不住我。我想见见干部再说。当然他们是不会让我见的。

第二天恶人贾寅卫还是照常逼我做三姿,我想这样也好,我就静静的闭眼发正念,可他们不让闭眼,我脸上爬苍蝇也不让赶,我心一横,不做了。恶人威胁我说,不做再狠整你,你只要写“四书”就不整你。又威胁我说:“不转化,又不做三姿,那就给你吹吹气球(“吹气球”是另一种酷刑,就是用水管插进肛门里灌水)、骑木驴(“骑木驴”就是用木棒往肛门里插,整死你白整死,又没人知道,又验不出来伤)。这会儿,上头叫杀你,我立马杀了你。你刚来又不知道情况,你打听一下,凡是来到郑州监狱的法轮功都‘转化’了,只要你坚持,有你受的罪,先整你三月,再调换监区整你,看你转化不转化。”

另一恶人安松昌说: “××监区有一个犯人不想干活,把自己的胳膊弄骨折了,我们就给他弄到医院去治,你知道吗?那医院的医生都是犯人当的,是我们的铁哥们,只要我们说一声,他们给他接骨接上后再给他折断,反复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

无论他们怎样威胁我,我就不做三姿,他们只好暂时把我严管起来,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于是我就趁恶人睡觉之机,主动找同修交流,三个同修告诉我,这里的确很邪恶,王进东、邵运芳、雪红军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转化”,恶人们真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有个同修叫宋旭,绝食一年多了,瘦的只剩四、五十斤了。有个同修叫鲁顺民,不“转化”,已经被迫害两三年了。十二监区的老一把手和一个干事用电棍电他口腔,硬是电了一大晌。恶人们还用杠子压他的腿,用打火机烧焦了他的手指,连续十五天不让他睡觉,闭眼就打。再后来又调换了六个监区折磨他。同修孙豪杰做“三姿”,被蹲的两腿肿粗多天。同修吴朝刚不“转化”,恶人们用木棍往他肛门里插。

听了同修的一番话,我有所顾虑了,怕心上来了,万一自己承受不住咋办?这边恶人们还在研究怎样整治我哪。因此在强行“转化”我的第十五天,我妥协了,我对恶人说:“我同意你们,但是我有条件,答应了,我就依你们。一、我这是你们逼的,不算数,下去我就声明作废。二、我下队要与同修接触,让我学法炼功。”恶人安松昌可高兴坏了,就满口答应,并找来了其他同修写的东西让我抄写,我胡乱抄了几句,并写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也没看就通过了。(我知道我错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感谢师尊的慈悲,我再次声明作废)。

在后来,果然把我分到了迫害严重的五监区一中队,他们让我干重活,我不干,我抓紧时间找同修交流,我发现同修们的状态很不好,怕心非常严重,有的连话都不敢说,只闷头干活,基本上没人敢学法炼功,更谈不上发正念。我当时就感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悟到我们是不应该向邪恶妥协,尽管是文字游戏,也是向邪恶低头了。究起原因是没有真正放下最根本的执着:怕死,怕受酷刑。我马上想到,必须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创造修炼环境。于是我就带头公开炼功,传抄经文,鼓励同修们多发正念,积极交流,共同提高。我和八名同修都写了“四书”作废的严正声明,并递交了监区的恶警。零六年大年初一我和王凯坡,谢晓光同修再一次的把严正声明贴在了监区的狱务公示栏上。

刚开始,我一人炼功,他们也没有管,后来十多位同修都炼,恶警和坏人们害怕极了,他们就将大法弟子王凯坡、陈云龙、姚恒社和我等单独分开严管,每个同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骂和折磨。

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五点半左右,五监区的两个严管我的恶人叫我看电视暴力片。我不看,他们就找来坏人组织的头儿叫陈占洲的恶人逼我看,我说:“按规定六点半是看新闻的时间,现在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我不想看那暴力片。”陈二话不说,上来一手抓住我咽喉,把我脖子掐流了血,另一只手握拳朝我胸部狠打。这时我高喊:“陈占洲打人了!”

三天后,我在夜间悄悄的写了申诉书,(因为白天在监视无法写)我把申诉书投进了狱内设的信箱里,另备一份找到五监区的恶警,控告他们指使坏人打我,他们严重的违反了司法部的《六条禁令》,五监区的恶警郭建敏说:“你也别告了,你们是做好人的,和一个没有素质的人犯人计较个啥。你炼功传抄经文是违反纪律的,我们就没追究,咱们摆平算了。”我接着给他讲了真相:“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好人,根本无罪,你对大法弟子好,我们也都记着,但你们如果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给你们上网曝光,我把你们告上法庭,追究法律责任。”恶警接着说:“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是法院判你们的,与我们不相干。”于是他就把打我的恶人骂了一顿,又让其给我道了歉。我告诉它:“只要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别再迫害大法弟子,就原谅你们。”

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往外监区抄传经文,恶警坏人们也不管我了。

零六年七月,迫害我的五监区干部找到我说:“我们想让你早点回到家里去,给你少报几个月的刑期,但你得写个对法轮功的认识。”我说行,于是我就写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洪传全世界,大法弟子无罪,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推上人民法庭的审判台。其他犯人说:“你真傻,给你减刑你们都不要,我们想都想不来。”十月份,干部又找我谈话,说只要写“四书”给你减七个月的刑期,正好回家过年。我说我不写“四书”,什么减刑不减刑的,压根就不应该关我,我无罪。于是我写了一篇真相资料交给了恶警。

零六年十一月,五监区突然领导大换班,监区长和四个主要的恶警干部全部调换。新上任的恶警监区长刘万超逼我干活,我不干,我说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我是受迫害的,我无罪,你没来时,他们差一点把我迫害死了,还让我干活,我不干。结果他只好说:“你只要到工地就行,到那你看哪舒服,你就坐那歇着。”后来我就在工地房间背法发正念,从不干活。我不参加点名,刘万超就叫恶人打我,把我抬到大厅点名,我就不答应。总之一切不配合,后来也就不管我了。

强加给我的刑期只剩十天的时候,恶警把我抽调到九监区强行洗脑。犹大张少锋、田玉玺强行给我灌输邪悟的东西我不接受,他们逼我写“四书”,我不写,他们就发脾气,并且骂我还打我,我就给他们讲“转化”是错的,赶快悟会来,还给他们背经文《大法坚不可摧》,结果他们有些都转过来了。

九监区的恶警怕我影响他们区的“转化”,我还剩五天就要出狱了,他们又把我调回五监区。零七年十月五日是我闯出黑窝的日子,恶警不让通知家属来接我。早晨不到五点,我原籍镇政府的三个干部和一名派出所长开车来把我拉回去后,就把我软禁起来,原因是恶党的十七召开,怕我上访,派几个乡干部陪着我,限制我的自由。我强烈抗议,要求见有关领导,他们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等十七大会开完了你想去哪就去哪。十月二十二下午,邪党十七大会一结束,他们才把我放了,我自由后,就又投入到证实法的洪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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