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科主治医师遭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叫潘奇,女,出生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未婚。一九九九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目前为临床内科主治医师。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自幼体弱多病,一九九六年大学三年级时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自此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姚家看守所的迫害

我离开学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七月二十日中共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邪恶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电视广播铺天盖地诬陷师父和法轮功。为了证实大法还师父清白,七月二十日我与一些大法弟子在大连市政府门前反映情况,被警察驱赶、殴打,带到车上拉到一个很偏僻的不知名的学校,没饭吃,晚十点多警察逼迫每个人都将姓名、地址记录后放回。

为抵制谎言、迫害,九九年八月九日,七、八个同修在海茂五二三厂小学校园内集体炼功,海茂派出所以王国玉为首的警察将我们抓到派出所,拘留在姚家看守所共七天,我坚持炼功,被戴上一种他们称为地牢的刑具,已经生锈,他们自己也说很久也没有人用过了,我两手两脚被固定在一个日字形的框子里,躺不下,站不起,想移动位置的时候,手腕和脚脖子就被磨得很厉害,只一天一夜就浑身哆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妈也被上了这种刑,因为她修炼人显得很年轻,当时她来月经了,弄得一地血,警察还骂她。

同时被关的还有我姐姐潘岭,她与另一名同修被背对背铐在一起,两副铐子绞在一起,一个人要上厕所,另一个人就要配合行动,有时被扯得很痛。

当时整个一层楼里都非法关满了大法弟子,横七竖八地排着。男女警察及犯人见到大法弟子背法就打,一个或者两个人监视一个大法弟子。因为行动不便,为了减少麻烦,大家几乎不吃饭或者少吃饭,晚上也没有一点铺盖。

我七天后回家,才知道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几乎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家中人很是恐慌。

一九九九年十月末,我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就有士兵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要到信访办上访,就被带到前门派出所,因为他们不给解决问题,只是询问大法弟子的姓名、地址,然后遣返关押,所以我拒绝报姓名、地址,他们将我的一只手从肩上,一只手从腰下面在后背用手铐铐上,过二十分钟左右松开后再问,问完后再铐,反复几次,我的手青紫麻木。他们又将我双手铐吊起来,绳子固定在铁笼子上,我用力时才能脚尖着地,恶警将门关上,灯也关上,所有人都离开了,当时觉的好象自己在变形,四分五裂,不知多久才放下来,折腾一晚上,到凌晨时才让我休息一下,我的手才能慢慢动起来。

恶警欺骗我说,如果我把姓名说出来,他们就把在派出所抄到的大法书都让我拿走,能拿多少,拿多少,否则要毁书,我就说了姓名,他们立即将我拉到大连驻京警察所在地,然后押回大连关在金州看守所。

金州看守所伙食极差,一个很硬的玉米饼和一个咸萝卜片就是一顿饭,没有足够的时间、也不能随意大小便,有的人就便秘。六天后,恶警不通知家属,就将我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马三家劳教所的迫害

在马三家教养院,我遭受被监控、殴打、强体力超时劳役、体罚、电棍、不让睡觉、冷冻等方式折磨,恶警达不到目的后,王乃民、王素征、张秀荣、黄海燕将师父像片放到地上,将人抬起来压在师父的像片上,用脚踩着不让动,又用了电棍,让骂老师和大法。企图从精神上摧垮大法弟子。在高强度压力下,我妥协过,这让我感到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作为一名修炼者自杀是有罪的,但要摆脱当时的困境,我曾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反抗迫害,但是没有成功。恶警所长苏境在我刚“转化”时找我谈话,我就将这一切说出来了,他们想将我“树立”成一个典型上电视欺骗世人的计划没能得逞。

我写了一封信《我的自白书》,表明我坚定修炼的信心。拿给恶警大队长王乃民。得到的结果是加期三个月,并说我有精神病,拉到医院,开了四百余元的药(全部自费)强制服用,我找王乃民说我没病,为何让我吃这种药,她说:“你睡眠不好。”我说:“睡眠不好,也不能吃这种药。”其实我常常被剥夺了正常睡觉时间。她说:“这药很贵。”我说:“吃完很不舒服。”她说:“你想干啥,就干啥,躺着、睡着都行,但得吃药。”几个已“转化”的人将我摁在一个木板上,有人骑在我的身上,捏住我的鼻子在我呼吸不畅的时候,一张嘴呼吸就将药灌到我的嘴里,弄得衣服上都是。我常感到腿脚发飘,站不稳。她们说“转化”了就没事了。当时大法弟子苏菊珍也被灌药了。

三个月后,我没“转化”,院里发话要无限期关押直到“转化”,或者判刑送大北监狱。在家人努力营救下,我在超期关押4个月后保外就医,2001年2月离开马三家。

被劫持到大连教养院

二零零一年六月份,我与姐姐在大连东财校园内讲真相被保安、警察抓捕,送姚家看守所,因为我不认错,管教队长吕一妹将我两手、两脚分别铐上,手脚之间连根短链,链的一端固定在床板上,身体一直呈卷曲状态,正常规定最多十四天,超期对身体有害,我被铐了四十天。我两次绝食抗议迫害,狱医带人灌进大量浓盐水和粥,共十四天,恶警将我劫持到大连教养院,因体检不合格,那时我站都站不稳,扶墙一点点挪,十五天后我被释放。

道德沦丧的社会排斥好人

每次的关押都给我带来刻骨铭心的伤害,工作没有了,身体很虚、疲劳,打不起精神,家里人的不满,社会上人们的疏远。从看守所出来不久,我参加了主治医师的考试,过关了。我知道如果不是镇压,我会成为铁路医院这样正规医院的医生,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为人民服务。可这些作为普通人正常的生存权都成了奢望。

回家后,我在我家开的智强网苑工作,海茂派出所说修炼法轮功的不能开网吧,没办法就关掉了。

因为讲真相、坚持信仰,多次被关押,造成我被多个单位非法开除:大连甘井区医院、大连市大连湾地区医院、大连甘井区北市集团医院、南关岭地区医院、大连新世纪医院、大连开发区医院及大连牟氏医院,这些医院的领导与我谈话多数让我放弃修炼,派人监视我不准我与人谈论法轮功,怕被罚款、怕影响奖金、怕警察来查。

也有的是因为我被非法关押而自动解除聘用关系,比如在大连北市集团医院时,张院长因我修炼法轮功而将我的学习机会让给别人,他说培养我将来被抓了,不如培养一个护士,过年时,我唱了一首大法真相歌曲,就把我开除了。我曾在开发区医院急诊部做一二零医生,与一个司机接患者,患者曾给了三百元钱,司机要与我私分,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从不要药品回扣和不正当的钱,就没答应,他向院长李学忠报告我修炼法轮功,院长、院办来人让我写认识,我不写,他们让我离开了。中共的邪恶统治使人们道德沦丧,排斥好人。当时急诊科主任张惜莲见证了这一切

恶党要肉体销毁坚定的修炼者

二零零四年四月五日,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刘辉等十余人将我在开发区东特门诊宿舍中绑架。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被迫绝食,恶警把我按在椅子上灌食,食物里面还有药、盐,味道很刺激,不灌还好,灌完就恶心,天旋地转,王医生说是痢特灵,怕我拉肚子,但是这种行为很让人感到奇怪、让人生疑。十天后我出现肾衰症状,刘辉让我妈妈拿五千元接人,妈妈见人好象不行了,就不答应接人,他连钱也没敢要就走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罗干来大连,以陈欣为首的国安特务对大法弟子电话监控、跟踪、绑架,在下班路上绑架了我、我的朋友田耘海、孙立文、臧连梅等。恶警为此会得到奖金、提升,但最后他们为此会毁掉自己。

在看守所,我不吃、不喝,也很少睡觉。当时管教为王涛,她让苏医生给我灌食时,将管子插到气管里,食物都喷出来了,当时我听到天忽然下起大雨,别的什么也听不见,因窒息而觉的死亡的临近,当我被送回室里,大雨就停了。我向孟所长、王涛管教和我能见到的负责人反映情况,面对这样的医疗事故,却没人管。

大法弟子迟玉莲、李秀梅被灌食后死亡,我想今天我要是挺不过去,恐怕得到的也是一个跟大法弟子迟玉莲、李秀梅一样的所谓“因病死亡”通知证明。隔天苏医生又给我灌食,并将管子粘头发上,手脚固定,当我答应少量进食时,我的胃、口已受到严重损伤,十五天后我被家人接走。

我去甘井子检察院提出对看守所草菅人命进行调查,并寻求保护,人们一听都不管。

我的同修被迫害的情况

我的朋友田耘海被甘井子检察院、甘井子法院以审判长王丽娟为首的法庭非法判刑10年,劫持到盘锦监狱一监区六大队。田耘海因阻止恶警打大法弟子而被以张国林、吴风刚为首的恶警以殴打并被用电棍、老虎凳等酷刑折磨,穿单薄的衣服绑在铁椅子上达五十余天。田耘海为抵制迫害非法关押已绝食多月(从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九日开始),张国林不让家人正常接见他,说死了白死。田耘海目前已被转入五监区病监,病监负责人张慧宇队长也称目前田耘海是越来越弱了,院长张亚伟、狱医高俊满采用强制性灌食、输液,但都说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田耘海目前走不动,只能由人背着,说不出话。

我去找狱政科科长胡美发,他找新生分局的人威胁我,搜查我带的包,企图抓人,我坚决抵制,经人调解才幸免被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牟氏医院院长刘汝霖多次找我谈话,逼我放弃修炼,我没答应,最后他就将我除名了。

大法弟子孙立文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臧连梅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监狱城,他们都很坚定。

因为曾经被跟踪过,同修在路上见到我只能与我对视一下。因为多次关押,目前我的身体不如以前,右边身体是麻的,体力、体重都没恢复。当地派出所、街道还常到我家骚扰,找家属签字,填表格,否则就会抓人,家人都害怕,发脾气。

红色恐怖弥漫中国,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随时都面临着被绑架、被迫害送进监狱酷刑折磨,死亡,甚至被送到类似沈阳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器官。

我的姐姐于二零零五年末去日本,我想去看她,办出国手续办不成,要到派出所、街道开所谓“不修炼的证明”,我曾问他们:“为啥不让去?”他们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其实他们怕我把监狱中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向世人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