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迫害刚开始时，我原所在单位的于展波、县社副书记王宏武还有单位经理孙永祥就到我丈夫那和我家里找我（因为我早已失业下岗），逼迫我交出大法书、写保证，不断威逼迫害。
1999年10月，为了反映“法轮大法是清白的、师父是被冤枉”，我和另一位同修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我们赶到那里时信访局的牌子已经摘掉了，有多名警察守候在那里，得知我是黑龙江的，便过来两名早已等在那的本地警察，将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一同劫持到双鸭山驻京办事处，把我的600元钱搜走，在那里被关押四天，然后由集贤县富强派出所所长将我们接回，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公安局政保科张景良直接审讯我们，对我们威逼恐吓，又找来双鸭山“610”警察审讯我们，还强行给我们拍摄录像，在电视上播放，诬蔑我们“非法上访”，开除我的公职，利用这种卑鄙手段迷惑世人、诬陷大法。
在看守所期间，吴北青（前看守所所长）强行给我们戴脚镣子，公安局政委耿振东伙同吴北青抢我看的经文，二人狠命的掰我的手、拧我的胳膊，使我的胳膊长期抬不起来。一个月后，他们又把我们绑架到佳木斯劳教所。
在佳木斯劳教所我们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劳役，早五点出工，晚九点才收工，如果一个人完不成定额，整个监室谁也别睡觉，逼着大家陪着干。有时干到半夜。管教经常殴打、辱骂、惩罚我们大法弟子。强制给我们进行精神洗脑，灌输邪恶那一套。2000年11月才放我回家。
2001年1月，我再次被集贤县福利派出所恶警绑架，逼迫我写保证、说出与谁联系过，我不说，他们就将我关入看守所，过年也不让我回家，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非法关押，绝食八天，他们才放我出来，并且勒索我300多元。
2001年7月，我再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打出横幅，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是清白的”。一群军警特务冲上来殴打我，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车上，把我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关押，到了晚上又把我绑架到西城看守所，对我打耳光、搜身、照像、体检。见我不说姓名住址、不配合他们，又用伪善、欺骗手段花言巧语说服我，见这样还不行，就用电棍电我，他们就这样不断反复折磨我，为了抵制他们邪恶的迫害，我开始绝食，要求他们停止迫害、放我出去，他们就强行给我灌食，并将管子插到我的气管里，几乎夺去我的生命。这还不够，他们还指使众多犯人围着殴打我，眼睛都给我打青了。我仍然绝食抵制他们的迫害。
2001年9月，他们把我又绑架到北京调遣处。一进调遣处，恶警先是强迫叫我“低头认罪”，我不低头，他们就揪着我的头发、弓着身子，从大门口一直押到女队监室，又是不让抬头，扒光衣服强行搜身，剪头发，逼迫喊“报告”等，因为我不配合，被他们教唆犯人长时间暴打，使我肋骨被打变形（至今还突出着），又把我关在一秘密小仓库里，窗户糊上报纸不让外面看见，然后由一名警察、四名毒犯对我人身攻击，按住我往写有师父名字的纸条上坐，往裤子里塞，用绳子捆绑我，掰着我的手强行往保证书上写。
9月21日，我又被绑架到北京女子劳教所。到了这里先是由一群被欺骗而转化了的人包围，轮番围攻，颠倒黑白、造谣欺骗、歪理邪说、乌烟瘴气，24小时不让我睡觉，困了就用凉水浇、脱衣服冻、扒光衣服在走廊里走；强迫观看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电视、唱“同一首歌”、看诽谤大法的书，长时间用缝纫机做衣服，天天干活到半夜。就这样折磨了我一年零四个月才被放回。
中共逆天抗法，迫害大法弟子，天理难容，天将灭之。奉劝世人快快清醒，赶快退出中共，赶快得法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