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到目前已有近十年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何祚庥在天津一家刊物上诬陷法轮功，大法弟子在天津上访，四十多人被公安无理拘捕。四月二十五日，我和同修张振远一起去中南海上访，当时，上访的大法弟子足有上万人，大家都有序的站在路旁。晚上九点三十分，我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号晚上，我去张振远家里学法时，听张振远说中共要镇压法轮功，我和张振远一起于二十号上午到达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公安送到丰台体育场。体育场被送来很多大法弟子，从早晨一直到晚上由公安看管，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下午，公安让各地区的大法弟子分组报到。傍晚，各地区公安让我们上车，我们拒不上车，许多人被公安连拖带打押上了警车，送到河北固安推下车就不管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下旬，我和本地区的同修张振远、刘淑霞、解广德等人在张振远家里学法时，被公安发现，没收了我们的书，把我们押到派出所，而且还扬言说，如果我们再学法轮功，就对我们来恶的。
自720中国政府开始镇压和诬陷“法轮功”以后，我经常受到警方传讯，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我感到疑惑和不解，心想：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要诬陷和打压呢？我逐渐觉醒，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不能再冷静下去了，和本地区大法弟子张振远、刘淑霞、路红旗、李岩、钟建霞、马淑春、刘淑华等大法弟子一起通过发资料、演说、上访等多种形式揭露中国政府被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在机场道口号称国门第一桥的华谊桥上，面对北方挂起了巨幅“法轮大法是正法”，让来华的外国友人看到中国大法弟子的心声，中国大法弟子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中国大法弟子在迫害中的不屈不挠。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李岩、钟建霞、李宝霞、王正义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正看到一群恶警毒打两个大法弟子，我在旁边高呼：“法轮大法好”，随即我就遭到一群恶警的毒打，李岩等几个人过来制止恶警的行为，也和我一样遭到恶警的毒打。恶警用警棍把钟建霞的上额打出了血，当场晕倒在天安门广场上。当天晚上，我们五个人被押送到天竺派出所，被关在禁闭室里二十四小时，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二零零一年一月一号晚上，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泥河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李岩三十天。
一月十六号，我们四个人拘留十五天期满，恶警不放我们回家，把我们押送到天竺派出所，又把大法弟子马淑春、刘淑华、王桂英、桂士华从家里抓到这里和我们一起，由恶警看管。610的人对我们进行洗脑和强制性转化，让我们和法轮大法决裂，和真、善、忍决裂。当时，610的人让我给其他几个人读诬陷大法的文章，我从兜里拿出《转法轮》（书是别的同修设法带进拘留所，我又带在身上）就读了起来。610的人跑出去叫恶警，恶警进来要夺我手里的书，我坚定的说：“你就是杀了我也不给你这本书。”别的同修也上来同恶警讲理，共同保护这本书，恶警见没有办法，又对我说：“你出来一下，有点事。”我把《转法轮》交给马淑春说：“继续学。”然后随恶警走了出去。我因为带头在派出所里学《转法轮》，因此恶警把我视为“法轮功”的骨干，被带到禁闭室单独关了起来。
农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大法弟子马淑春趁恶警不注意，从派出所跑了出来走上天安门申诉。天竺派出所加紧了对我们的看管，调来警里最邪恶的警长杨东光来对付我们。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杨东光和七八个恶警把我单独带到一间屋子里，关上门一拥而上把我打倒之后，又用脚踢，脚踩，我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们又把我逼到墙角，我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们，杨东光对我恶狠狠地喊道：“闭上眼睛。”我说：“连眼睛都不让睁开，你们真是邪恶到了极点。”听到我的话后，杨东光的邪气更大了，上来就打我的耳光，边打边说：“闭眼、闭眼……”，直至打累了才罢手。然后给我从背后戴上手铐，带到一间屋里，这间屋子有十三平米左右，西侧是窗，南西北面各放一张单人床，其他几个同修分别坐在这三个单人床上，恶警把我押到屋门后，面墙蹲下。杨东光对我说：“高宗震，手铐子紧不紧哪？”我说：“就是再紧，我也不能屈服你们这些邪恶的警察，不能被判我对‘真、善、忍’的信仰。”他听后邪气更大了，从背后提起我戴着手铐的双手，又给我紧了紧手铐，我立刻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他又把我押到西面那张床边，让我趴在床的下面。
一会儿，清晨去天安门的马淑春也被押回天竺派出所。邪气冲天的派出所长（姓毛，名不详），对他拳打脚踢，戴着手铐，趴在靠北那张床的下边。下午17点左右，恶警又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禁闭室，背墙罚站一整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夜里2点钟，恶警又单独让我们写几句话，当给我打开手铐时，我才发现手被手铐夹得肿起很高，我写道：“我不想搞政治，但我用心说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我愿用生命换取对‘真、善、忍’的信仰。”恶警看到后邪气更大了，又把我的双手从背后铐了起来，关进禁闭室继续罚站。第二天早晨，刘淑华因年龄大身体不好，鼻子出血晕倒在地上，我们才停止罚站，在我们遭受恶警折磨的同时，大法弟子钟建霞被天竺派出所的恶警打折两根肋骨。
恶警和610的人看对我们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到我家里用谎言迷惑和蛊惑我八十岁的老父亲和我的妻子，要我父亲和我妻子和他们配合，我父亲和妻子因为读过《转法轮》，知道法轮大法的好处，坚决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就经常到我的家里恐吓我的家人，说：“高宗震炼过法轮功，你们一家人以后都很难找到工作，孩子上学和今后工作的问题都要受到牵连。如果你们能让高宗震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以后高宗震的工作我们来负责，家人也不会受到牵连。”我父亲由于年龄大，身体又不好，经不起他们一次次的干扰和恐吓，于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摔倒在屋内。我妻子要求他们放我出来照顾我爸爸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妻子交两万元罚款，并不给开收据。三月五号晚上八点多钟，我被妻子接回家，我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于六号早晨去世。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我到处找工作，各单位都怕受到牵连和警方的干扰，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女儿高洋也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学校老师的歧视。二零零一年六月，好友仇立权看我生活这样艰苦，让我到他的公司（北京清美华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工作。在工作期间，恶警对我进行跟踪、电话监控，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在这期间，因为怕被恶警抓住把柄，我就带着我的女儿高洋在一旁看着，想办法避开他们的监控去发资料，并用嘴去说，向人们讲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二零零四年四月，恶警嫌我的公司离家太远，不易控制，对公司进行干扰，造成我再次失业，直至现在。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恶警把我抓到天竺派出所，说有人举报我发放讲真相的资料，问我资料的来源和交出自己存放资料的地方。我坚决地说：“我没有资料。”他们就派几个恶警到我家里抄家，当我女儿高洋得知我被恶警抓去后，赶紧就把资料转移到另外一个同修家了。恶警一无所获，又没有证据，只好把我放回了家。
我带女儿来到澳洲以后，亲身感受到了澳洲政府和人民的美好心灵和高尚的行为，一次，我和女儿在路上迷了路，有人主动过来给我们指路。我的房东也是看我才来，又没有工作，想尽办法帮助我们，处处为我们提供方便，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在中国，由于受中共邪党邪恶文化的教育，人们的思想里装的都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邪恶斗争文化，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敌视、互相防备。在中国，如果看见一个人迷了路，别说给你指路，不加害你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现在恶警发现我和女儿来澳洲了，威胁我妻子说：如果他们俩在澳洲乱讲话，不会让你们好受的，澳洲也有许多中国的特务，随时监视你们的活动。
但是我相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我要和澳洲大法弟子一起，和澳洲人民一起，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揭露中共邪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