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阶段讲真相、劝三退遇到问题的一些认识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四月七日】4月2日,同修在《就劝三退遇到的两种情况请同修帮助交流认识》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讲真相、劝三退中遇到的问题,就此,谈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和认识。

我在常人中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博士毕业,在名牌大学当老师。朋友甲是历史博士,曾经读过我给他的九评,认为非常好,他也认为中共非常坏,罪恶可比纳粹。对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也略知一二,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朋友乙是法学博士,九五年前后曾与另一位同修(也是我的同学)一起观看过师父的讲法录像,但没有得法。

我和朋友甲同在北京,见面的机会较多,零五年我就曾几次劝他三退,但他总认为没必要。他认为中共是很坏,但毕竟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我的朋友中有这种认识的人还不止一个)。去年,在一次电话中,他还表示要和我辩论,认为中共正在“改良”,要看到“希望”。

通话之后,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在常人中是个博士,知识丰富。每一次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时效果都很好,他都接受,但到后来,他就能从历史中找出一些反证,证明中共的邪恶是历史的悲剧,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能够改良。再最后,我的讲真相,就变成了与他辩论历史、传统文化、政治等常人学问,最终不了了之。

读了《解体党文化》,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的中国人,都是在党文化中长大的,很有知识的人,受党文化的毒害也会越深,即便他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了解,但还是不能摆脱党文化,回归到正常思维。因此,我们讲真相,不仅要对这个人的主体表面讲,还需要在此前及过程中彻底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因素,解体控制他的党文化因素。没有了外来邪恶因素,他的主意识就能真正主宰自己了,这时候的选择才是他本人真正的选择。

朋友乙在外地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另一同修与他的个人关系更近,但也没有成功让他退出中共的组织。理由几乎与甲一样,认为没必要。上个月,乙来北京出差,我们三个人约好了聚会。有了上面提到的认识,这次我改变了方法。在他告诉我来北京之前的几天,我就对他发正念,清除控制他的邪恶因素,让他选择三退。在当天与他见面的路上,我一直持续发正念。见面之后,我直入主题,对他说“上次小张(同修)跟你说了,把团退了吧,你也不相信中共这个邪恶的东西”。他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一切看似非常容易,水到渠成。

第三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找部门一把手(新上任),要求对我的工作合理安排。因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他就答应向有关部门做工作。他还说,他不主张用意识形态看问题,在我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上开放的(与前任有所不同)。我就生出了一点欢喜心,尽管不是很重。结果,没过几天,他就找我谈话,要我在大法问题上表态,说是有关部门要求的。当时,弄的我心态很不好。回来后反思,立即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一方面归正自己,同时对他和相关部门发正念,不允许他们以任何借口迫害大法、干扰我。

上个星期,我又找一把手,我直接告诉他,单位对我工作的安排是一种迫害。他听后一惊,他可能没想到我敢这样说。我当时很平静,念也很正,没有任何的怕。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接受了我的说法。接下来,我又给他讲真相,效果也不错,他应该是都接受了。但后来,他又劝我学习前任总理朱镕基,学会接受个人的荣辱,并举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迫害信仰、危害道德的例子。当然又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最后无非要证明坏事也不只中共一家在干,其它国家、政权也都那样。我试图破除他的这些错误认识,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继续谈下去。不管怎样,有了这次经历,我想他至少对大法有了更好的认识。同时,我也将寻找机会,帮助他進一步了解真相,破除他背后的党文化因素。

历经这几次讲真相、劝三退正反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我对今后如何更好的讲真相、劝三退有了新的认识:讲真相,劝三退,一定要正念足,事前发正念,过程中不要就学术问题与常人争辩,如果常人谈那些问题,我们可以保持听的姿态,静静的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党文化因素。如果和他所谓的探讨,恰恰就容易中了党文化的圈套。

其次,不要在意对方的反应和效果,不要起任何心,一切顺其自然。对方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组织,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没有什么欢喜的,这是众生应该做出的选择,是为他自己选择光明与未来。对方暂时不能接受、不愿退出,也不要气馁,不要失望,不要有情绪化的东西,还是要把善意留给对方。这样,以后还可以找机会。即使自己没有机会了,其他的同修可能还有机会帮他。我们留下的善意,也会给下一次他接受真相、选择三退创造更好的条件。

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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