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滩涂上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在东海之滨,有一片美丽的滩涂,是丹顶鹤栖息的好地方。然而,却有一个黑窝占据在这里——江苏省方强劳教所。它臭名远扬,不是因为它玷污了美丽清纯的仙鹤,而是因为它每天都在发生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

1、被诬陷遭迫害

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也是我被当地610绑架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的第366天,早晨六点多钟,邪党当地伪法院的人和当地公安分局的人就开始唱双簧了。早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十六日,他们秘密开庭,违法审理,起诉诬陷我的所谓罪名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我拒绝法院给指派律师,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因为我只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并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的实施。其实判决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就下来了,为什么拖到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宣判?先是法院的人宣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然后公安分局的人宣布劳教两年,迫害的诬陷借口也由“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改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扰乱社会秩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为法院、公安的国家公务员,拿着人民给的优厚俸禄,本应伸张正义、维护善良,然而,他们却狼狈为奸,加害我这个遵循“真、善、忍” 的普通百姓。这就是邪党披着“为人民服务”的外衣,干尽残害善良民众的丑恶嘴脸。难怪时下流传着:只有你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党干不出来的罪恶。就这样,在当地区公安分局前副局长×××和610暗箱操作下,当天我和另外三个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恶贯满盈的江苏省方强劳教所迫害。

2、结识同修奚旭东

刚到黑窝的入所队,我认识了一个常州的大法弟子,已退休的高级数学教师、六十八岁的奚旭东。老人是因为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上,高举“法轮大法好”横幅而遭迫害的。老人话不多,然而在他那白皙而又清瘦的面容上,平和中透着坚毅。我时常被他为真理舍死忘生,而感动的流泪。邪党怎就一个“邪”字了得?竟把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也要劳教迫害。十余天后,我被分到一大队迫害。

3、揭“天安门自焚”谎言

二零零一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警察突然召集看电视,内容竟是“天安门自焚”伪案。邪党连遮羞布也不要了。我就用观后感的形式,逐一揭露了中央电视台卑鄙造假的行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广场,广场内没有可燃物,瞬间从哪儿冒出那么多灭火器?每逢节假日,天安门广场人流如潮,为什么新年除夕的下午,广场上除了警察就是自焚者?所谓学法轮功七八年的老学员“王进东”,腿还翘很高,且成“V”形的散盘?大法弟子们表达的心声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而“王进东”喊的话不伦不类。那“王进东”表演的分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倒恰似邪党惯用套路虚假的英雄人物。电视里声声称是突发事件,但镜头拍的却很全,有远景、近景、还有特写。邪党的广场监控器也邪乎,它能跟踪拍摄,这也是邪党的特色?河南开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普通话普及的还真好,上场表演自焚者无论老幼,张口闭口都是很地道带京腔的普通话。北京积水潭医院更让人拍案叫绝,竟从埃及古墓学了一招,用“木乃伊”包扎法治疗烧伤患者。林林总总,漏洞百出。

4、奴工迫害

一大队离所部最近,是黑窝树的邪恶先进典型,搞造型、作秀、造假是它的拿手戏,以教导员王飞为首的一伙恶警,自然就成了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马前卒了。我到一大队正是隆冬,不久就开始挖河工。天不亮就起床出工,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月亮还悬在空中,银白的月光洒在空旷的田野上,又平添了几分瑟瑟寒意。寂静的旷野中,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在凄楚的叫着,那些劳教听出的鸟叫声是:方强好苦,方强好苦。工地离一大队监区要走三十来分钟的路程,就这样又一天的奴工开始了。细心的亲人,虽然早已给我备了一双雨靴,然而雨靴很快就被芦苇茬扎破了,淤泥灌进雨靴里又冷又滑,只好光着脚踩着两公分厚的冰抬河泥,芦苇茬扎破脚是常有的事。

一大队分大田组和缝纫组两部份。南京一位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刘伍堂,一直在缝纫组,开始挖河却把他安排到了大田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们想用超强奴役来摧垮大法弟子的意志。

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四弟和我的同学,带着我女儿去探望我。中午,他们在一大队监区的大门口等候张望,当我们收工快到大门时,我所在的那行队,也就是仅有的十几个人,他们已经搜寻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我,我被迫害的连亲人都辨认不出来了。当我给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才认出了我,顿时他们三人全都哭了。

六月份往稻田里施肥,每人要扛一袋一百斤重的化肥,远的要扛着化肥走700多米,而且是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走,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肥一起摔进水田里。这时带工警察的“快快快”声响起,初来乍到的还以为真的是人性化管理呢,紧接着就是警察的呵斥谩骂声。警察关心的是化肥潮没潮,至于人是否摔伤“人民警察”睬也不睬,他们只把人当作奴役的工具。稻田水深行走困难,一手把持装化肥的盆,一手撒着肥,撒的又要快,还要撒的匀。由于机械的、不停的撒,抓肥那只手的小指外侧都磨出了血泡。烈日炎炎,稻田里的水都晒的发烫。火辣辣的太阳,仿佛要透过被汗水浸湿的衣衫,把人的肌肤烤焦。带去的自来水早已喝完了,脸上大汗淋漓,而嘴里发干、发涩,口渴难耐,没办法,我只有俯身喝沟渠里的水解渴。一天下来,精疲力竭。邪党是从来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

5、生活上迫害

我在黑窝的一年时间里,曾在一大队、三大队、七大队遭迫害。一大队的伙食和其他大队的伙食一样糟糕,虽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连最起码的饭都吃不饱。早上是一个一两多的小馒头、一碗前一天晚上吃剩的米饭烧成的稀饭,七八天才可能有一次咸菜,就这点饭食要支撑五六个小时的重体力劳作;有的劳教嘲讽的说,中午、晚上都是九菜一汤。理解成“九”那可是自作多情了,其实就是韭菜汤,外加一圆铝盒永远都吃不饱的陈年米饭。当质问警察伙食为何这么差时,回答一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虚伪版本:政府拨的钱太少。而警察吃的伙食,却是克扣被关押人的伙食费和每人每月的劳教金。第二个变态版本:这又不是疗养院,伙食好又吃的饱,下岗工人都要往这跑。家里能给送钱的就买火腿肠和方便面来充饥,没钱的就只有挨饿了。

在七大队遭迫害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吃过熟馒头,馒头半生不熟的,还发粘。因为伙房的劳教根本就不会做饭,他们之所以能去伙房,那是家人拿钱买关系换来的。一般刚从入所队分下去的劳教,警察头头都会很“关心”的找他们谈话,主要询问劳教家里的经济情况,被警察猎取的目标自然也就知道如何去做了。

一大队虽然是邪恶黑窝的窗口,可严重缺水,高高的水塔是个摆设。夏天洗澡简直就是奢望,能有盆水擦擦就不错了。冬天洗澡更是活受罪,每组十几个人,洗澡就十分钟的时间,几个人挤一个淋浴喷头,有的人身上的肥皂还没来及冲就停水了。没有水洗脸无关紧要,但是每天的卫生秀是必搞的,地板擦的能照人影。被子叠的方方正正的,不准盖,那是用来作秀的道具。

6、纪念4.25和平上访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大田组十几个同修相约,为纪念4.25和平上访两周年,我们坐在花坛边一起背诵师父的经文——《论语》。警察发觉后,纠集了小组长、小岗、包夹等劳教,企图驱散我们,这时,同修们站起来,臂挽着臂围成一圈,不为恶人所动,坚持背诵经文,那些被警察指使的劳教,为了表现自己,疯狂的拽、掰、拉、冲、拖、打我们,顿时大院一片骚乱。我们就按师父说的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7、抗工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左右,一大队又被绑架来一个老年大法弟子,镇江六十二岁的王永新,当时他的老伴也因坚信“真、善、忍”,而被非法关押在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遭迫害。他到一大队时间不长,就开始拒绝出工。通过交流大家认识到,我们做好人怎么做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这是迫害我们的黑窝,强体力干活是他们迫害我们的手段。于是,同修们开始陆续抗工反迫害。

有一次整秧满田(育稻秧用的田),我那时正在抗工反迫害,到收工的时候,带工的队长顾春,有意制造矛盾,以我不报数为由,不让收工。我据理反问他:出工时我也没报数,你那时为什么不说,不报数大伙就不出工。顾春自知理亏又变损招,要每人说一句法轮功不好的话就收工。我当众阻止他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下流行为。当时十几个劳教,只有一个常州姓刘的吸毒犯(可能叫刘一平,外号叫四十五),他说了一句不好的话。现在的许多人,被恶党系统的洗脑毒害,已不相信因果报应了,但无论信与否,善恶有报都是不变的天理。祸从口出,就因为他说了那句不该说的话,后来有一天夜里,他和一个南京的吸毒犯互殴,被对手捣的嘴唇外翻,俨然一副猪嘴相,眼睛也变成了特大号熊猫眼,面目皆非。警察对这种事根本就视而不见。有时白天出工,劳教打架,他就把身子扭到一边去。所以,方强的八大怪,其中的一怪是:方强警察比劳教坏。

还有一次堵坝头,我抗工不干,顾春气急败坏,就令几个劳教拖着我去踩堵坝头的烂泥,我不配合,包夹周家平,为了表现表现多得点奖分,就抱着我往坝下跳。说来有趣,跳下去后三两下,很有力气的他却被搞到我的身子下面去了。我的上衣被他们撕开了很长的口子,浑身弄的都是泥巴。

8、灌食迫害

在那不见天日的黑窝里,我们反迫害的形式主要是抗工和绝食。我也曾多次绝食反迫害,他们就用鼻饲管从鼻子插管子灌食,灌食也是相当难过的。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在一大队绝食,他们给灌了几天,姓吴的狱医看到抽出来的鼻饲管都带血,并说反复插管子时间长了食道就损伤溃疡了。恶警王飞不听狱医劝阻执意灌食,还歹毒的说,要吃也不让他吃,就给他灌!从他那透过眼镜,泻出的邪恶眼光,就知道他要作恶。他亲自灌,把管子插进去抽出来,又把管子插进去再抽出来,就这样反复有意的折磨我。在我之前,缝纫组有一个同修,灌食的管子插到他肺里去了,灌的那个同修生命垂危,他们怕担当责任,又拉到盐城去抢救。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在三大队,我们二十八个大法弟子集体绝食,我们反迫害的要求有两条:一是扯掉橱窗里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二是停止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为了逼迫大法弟子停止绝食,竟恶毒的使用电警棍电击大法弟子。通过同修们共同反迫害,邪恶的标语被除掉了。在其他大队遭迫害的大法弟子(除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二大队外),也都陆续集体绝食反迫害,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9、电击、关禁闭迫害

电击、关禁闭都是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禁闭室大概有三四个,禁闭室正面是钢筋焊的小铁门,其余三面是水泥墙,室内有一个约五六十公分宽、不到两米长、二十公分高的水泥台子,是用来睡觉的,台子上有一张破草席,一条肮脏不堪、腥臭熏人的被子。台子旁边,放一个带盖的小塑料桶就是便桶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台子顶头到门之间一小块地方,就是用来罚站的。每天早晨五点开始罚站,而且要按军姿站,一直要站到夜里十点。禁闭室有两个劳教昼夜轮班看守,每天唯一的一次出禁闭室,就是早晨去隔壁的厕所倒便桶。一般关禁闭迫害是十天,这十天不准洗漱,更不准换衣服。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大法弟子王永新,因抗工反迫害,并在一大队监区院内揭露邪恶。恶警王飞就与黑窝管教科的科长黄建军暗中勾结,黄建军亲自带车到一大队,强行给王永新戴上手铐,把王永新老人拉到严管队。到严管队后,他们用两根电警棍长时间电击王永新老人,然后关进仅有3平方米多的禁闭室。这就是邪党在国际社会上一再高喊的:“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我被调到黑窝的七大队迫害,从各大队调去的同修集体抗工反迫害。七月九日,拔秧草我不干,带工的队长张×卿,就让二个包夹看着我,跟在拔秧草的劳教后面走。七大队的邪党书记仇正流在外面溜到田边,看我不拔草,他喝令四个劳教把我按倒在稻田里。队长张×卿感到没有面子,很气恼。收工的时候,他气急败坏的把我推进齐胸深的水渠里,全身被搞的湿漉漉的。中午,七大队的中队长周红军和大组长张成功(南京人)、内岗赵贵清(扬州人)两个劳教,把我架到桑塔纳车上送到严管队。我闭眼坐在地上,不一会感觉头顶很难受,睁眼一看才知道他们在用电警棍电击。他们野蛮的剥掉我的上衣,用四根长约五十公分、上面绕着粗铜丝的电警棍电击。管教科的科长黄建军为发泄私愤,他一人拿两根电警棍电击我。另一个南京籍姓杨的恶警,一看便知是个虐待狂,他施虐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而得到满足。他们不停的电击我的头皮(在黑窝里被强行剃光头)、前额、眼皮、嘴唇、脸颊、耳朵、脖子、腋窝、前胸、后背等。虽然我没有被毒蛇咬过,但电击就象被毒蛇撕咬的一样难受。

我被关禁闭迫害的第二天,江苏省劳教局的唐国防,带着曾在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遭迫害的三个人,想趁热打铁来做“转化”我的工作,她们偏离了大法后的歪理,可悲又可笑。我很痛心她们,就要与自己苦苦等待的万古机缘擦肩而过。她们是在酷刑高压下承受不住了,想寻找解脱,虽然是违心的,那可是莫大的耻辱,也许千万年的等待因此而付之东流。

接下来的十天里,每餐只能吃普通劳教的三分之一,每天罚站十七八个小时。由于隔壁就是厕所,臭气熏天,而且苍蝇、蚊子很多。蚊子在方强也占了一大怪:三个蚊子一盘菜。毫不夸张,那蚊子就象小蜻蜓一样大。到了晚上,它们又象疯狂的警察一样叮咬人。没有蚊帐、蚊香,他们还规定蚊子叮咬不准打蚊子,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人根本就无法睡觉。那么热的天,罚站了十天,别说洗澡了,就是脸也不让洗,也不准刷牙漱口。这就是邪党自诩的人性化管理。作为一个修炼人,被他们非人的折磨是我的耻辱。然而,当他们不把人当作同类摧残时,那就是他们无限悲哀的开始。

在我被关禁闭的第三天,七大队又送来一个反迫害的同修苏彦,他是武汉人,白白净净的大学毕业生,在徐州遭徐州的恶警绑架,从而被迫害到方强劳教所这个黑窝。苏彦被强迫罚站的第二天,脚、腿开始浮肿,到后来脚肿的连拖鞋也穿不进去了,腿肿的就象穿了棉裤一样粗。由于他们不让我们说话,我猜测,他脚、腿都涂抹了紫药水,可能脚、腿肿的把皮都胀裂开了。

这些仅仅是方强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然而,那里的罪恶还在继续着。人们喜欢仙鹤,更欣赏它的品格。仙鹤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极具灵性。九年了,试问那里的仙鹤可安好?遗憾的是,美丽依旧的滩涂上,性情高洁的仙鹤越来越少了。因为它们的生性,决定了它们要远离罪恶的污染。听仙鹤引颈高亢的鸣叫声,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方强劳教所发生的罪恶;又仿佛在向人们赞颂着大法弟子,那坚信佛法真理、可歌可泣的件件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