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妇女赵家玉被非法关押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重庆市沙坪坝井口镇居民赵家玉,女、52岁,坚持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7月19日-2002年8月14日期间,被非法劳教两年。刚获得自由不久,在2002年11月4日晚上5、6点钟,恶党人员左进带着乡政府的一帮和井口派出所十几个人,强行非法将赵家玉绑架至歌乐山洗脑班,进行各种肉体、精神折磨,用燃着的烟头烫手心;用大头针刺肉体,随后将她手脚捆住绑在大木凳子上用几百瓦的大灯泡烤脸,非法关押、摧残她一年半,直到2004年6月才放回家。2005年2月25日又被左进一伙绑架、非法劳教两年。

下面是她诉述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所受到的恶党人员的迫害:

我叫赵家玉,汉族、初中文化。1952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生,今年56岁。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瓦竹堡77号附1-1号。城镇居民,无工作。1996年与丈夫离婚。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潘红波,在外打工;女儿叫潘雄英,也在外地打工。1997年6月以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几年来家里都搁着两个药罐子,轮流煎药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份。我长期患有半身(左侧)不遂,风湿麻木,上下肢都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手指伸不直,抓东西无力。作为一个女人,家里的缝补浆洗是自己的本份。可是由于我的手不能沾冷水,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全靠丈夫做,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双脚关节炎发作时,痛起来要命,无法行走,随时需要人照顾。加上痔疮,更是难以忍受。后来,经重庆及成都几家大医院确诊,说我脑中长有肿瘤,更是雪上加霜。院方要我动手术,说有生命危险,但要先缴几万块钱。由于我家庭开支不起,我没有住医院,只好在家吃药,用保守疗法治病。我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一年四季都怕冷。特别是冬天,晚上睡觉,身上盖得再厚,都睡不暖和。脸上长了不少的黑斑,人又黑又瘦。成天熬汤喝药,吃得胃泛酸口乏味,好几次,我都不想活了。

后来,听人说炼“法轮功”可以治病,而且不花钱,我就到处打听炼功点。终于在1997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喜得“法轮大法”,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行列,我遵照李洪志师父讲的“真、善、忍”宇宙真理,努力做个好人。首先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炼功,加上修心性,很快,师父就给我消业,身体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现象,吐白色悬状物,肚子拉出一些败絮似的污物,一连两三天。可把老公吓坏了,他接连劝我道:“不要坚持了,不行就上医院吧?”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又过了一天后,上吐下泻就停止了,身体一下就好了,真是不治而愈。从此,我甩掉了两个药罐子,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身强力壮,再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内心别说有多高兴啊!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有一念:听师父的话,坚定的走修炼的路。

99年7-20,江罗流氓集团打压“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政府要取缔,我想不通。为了讨个公道,99年11月,我们三人去北京上访,还没有达到目的地,就被非法押到重庆驻京办,遭非法遣送回到重庆,被非法关进重庆沙坪坝区白鹤岭拘留所15天。2000年6月,我同其他法轮功学员上北京证实法,述说“法轮功”不该受迫害,打压“法轮功”是错误的,“法轮功”受迫害是千古奇冤。结果,被非法押送回渝,在白鹤岭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来,重庆沙坪坝区井口镇政法委副书记左进(男,40多岁,镇政府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份子)一伙,逼我交去北京接押我回渝的人员的车费,不交不准回家。我不知是它们设的诡计,以为交了钱就能回家,结果把钱交了,左进就派人把我送往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非法将我劳教两年。时间是2000年7月19日。

2001年5~6月份,我在女教所加入了大法弟子集体反迫害的活动(不穿囚服、不出工等),遭到邪恶们的毒打,罚站、吊铐、反铐、关小间等酷刑。一天,我因为不写什么保证书,一个从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调来迫害女大法弟子的男恶警李某某,把我叫出舍房,交给值班的吸毒劳教组长沈玲(女,30岁左右),带了三四个吸毒女教犯,将我拉到晒衣坝,一顿毒打;打累了歇一阵又继续打。打了一阵,李警匪叫道:“你们走开,我来!”警匪李又是对我一顿暴打,边打边威胁说:“你一天不转化,我天天都打你!”恶警打够了,将我拉到办公室交给一个姓高的警察处理。几天后,女教所值班的杨利(女,40岁左右)叫吸毒劳教犯刘承玲(女,30岁,身高马大),用指头粗的尼龙绳,将我的双臂及手,还有双腿及脚牢牢捆住,问我:“转不转化?”我就是不答应,她就强制我跪下,我不跪,她就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打够了,就走了。几分钟后,我双臂及手的皮肤呈紫血状,我叫吸毒人员王树晓(音)和陆军(音)给我解开,她们及时松开了捆绑我的绳子,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来,在恶党的酷刑迫害下,我的肉体坚持不住了,违心的向邪恶们妥协了。

按两年劳教时间计算,我应该在2002年7月18日解教回家,但是,劳教所听井口派出所的人说,我家有钱,于是要敲诈我。一天,一个姓张的大队长找我谈话说“现在政策放宽了,要回家可用钱买。”我没有答应。他们敲诈不成,将我拖延到2002年8月14日,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左进一伙安排一个姓张的(在居委会上班)监视我的起居每天上下班时间,敲门4次,看我在不在家。2002年11月24日,我外出从北碚回来,还未到家就被井口镇一个姓江的和井口镇派出所杨指导的家属喊住,不让我回家。我推脱身上来了,裤子打脏了,要回家换裤子。回到家,左进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要我去井口镇,声称有事找我,我不去。等到晚上六七点钟,歹徒们强行将我绑架上车,送到沙区歌乐山大酒店内的洗脑班进行迫害。我因下身大出血,脸色蜡黄,出现病状。

洗脑班的邪党恶徒们于11月25日一早,将我送往离歌乐山镇不远的矿山坡重庆第一精神病院门诊部二楼,将我按在床上,手脚捆绑着动不了,要强行给我输液。我竭力反抗,坚决不配合,结果他们没有输成。第二天,洗脑班派出五六个人,再次将我带到精神病院内一栋房子的三楼,一个装得非常和善的男医生,要给我检查子宫,看有没有子宫肌瘤。为了检查,要我喝水。我没有看穿他的鬼把戏,就喝了他递给我的水。喝完后,我不想喝了,他劝我再喝一些,结果把他准备的水全喝了,把我肚子都喝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却将我带到头天的病房,将我按在床上,手脚绑住,强行给我输液。我抵制不让输液。只听洗脑班那个叫陈××(女,50多岁,重庆第一精神病院退休医生,家住矿山坡附近)的医生小声说:“不要紧,给她(指我)加了镇静剂的,她一会儿就好了。”我听了,很气愤,说:“哪个要害我,就要她死儿绝女!”后来,护士强行给我输液,姓陈的与护士耳语,输完液将我带回洗脑班。途中,我跑到医院大门口公路上,坐上三轮车准备逃走,可惜没有成功。

以后,邪党恶徒们把我看得很严。由于喝了加有镇静剂的水,并强行给我输了液(内有不明药物),致使我小便焦黄,肚子胀得难受,腰痛,一身发软,四肢无力,喉咙干燥;胸闷头昏,记忆力减退;眼睛发痒发痛。洗脑班的头头李凤久(男,55岁)还假惺惺的说:如何关心我,如何对我做了好事。陈医生怀恨在心,挑起身高马大的值班长岳海中(男,30多岁,刚从军队转业到区属新桥房管所的连级干部,家住沙区林园附近)想报复我,谎称我骂了岳。岳问明情况后,并没有立马惩罚我。后来,“帮教”要我抄写墙上张贴的诽谤和污蔑“法轮大法”的八张邪恶条令,我不服从,他们就罚我站,不准我睡觉,不准我洗漱,不准坐着吃饭。我坐地上吃饭,他们就把我的饭碗端走。我就是要坐下吃饭,后来,他们也就不管了。中午午睡时,邪恶们可以睡觉,李凤久之流就是不准我休息;晚上也不准我睡觉,一睡觉,他们就连拉带打,用脚踢脚踩我的手、背和身子,行恶者主要有李凤久和邓大汉(男:50多岁,重庆市(井口镇)64中学的教师)。晚上,邪恶们喝酒打麻将赌博,李凤久借着酒性,拿起啤酒瓶往我嘴里灌酒,当众调戏我。

李凤久的儿子李行(男,20多岁,洗脑班的“管教”,沙区人防办抽调的工作人员)为了不让我晚上睡觉,只要它一值班,就把我叫到它的办公室桌前,罚站,控制我,不准我休息,我熬不住了,就顺势坐在地上休息,他见我打瞌睡,就用冷水从我头顶往身上倒。一晚上要倒好几次,就是不准我休息。为了不准我坐到地上睡觉,李行还每天往我站的地方的地面上,倒许多水,剥夺我晚上休息的权利。

他们就是这样来折磨和摧残我这50多岁的老年妇女。到后来,大热天,李凤久之流不准我洗澡。有两次,我趁上厕所之机,抓紧时间洗了澡,同时把衣服也洗了。洗完澡,没有干净的衣服换,穿上湿衣服就出来了。因为洗澡没有得到所谓的“批准”,女警察罗利平(女,40岁左右,沙区某派出所抽调来恶警)骂个不停。李凤久要惩罚我,对我又是拉又是骂。我一动真念:叫他动不了我。结果,他就是拉不动我。罗见我不动,气急败坏,就跳到我面前骂,问我:“为什么要洗澡?”我大喊一声:“反迫害!”把她一下镇住,吓跑了。同时,邪恶们还在饮食上虐待我,早餐只给我一小碗稀饭,连下饭的咸菜都不给;中、晚餐就是一小碗米饭,加一点洗都没有洗的小白菜,没有放一滴油,用白水煮熟了事。我要求自己掏钱,买包榨菜下饭,他们都不准许。眼看我一天天瘦下去,身体越来越虚弱,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邪恶们虽然允许我回房间住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借口我甩掉了带在身上的侮辱性牌子,叫岳海中来整我。岳来看了,不忍心加害于我,给洗脑班头头反映:她(指我)人都瘦成那样了,还要整,怕不行咧。头头只好叫罗利平来给我出了三道题考我,我站在法理上回答了他。后来罗没有动手就走开了。

当洗脑班只剩下我和岳春华(女同修)两个人的时候,迫害又一次升级。一天,岳海中将我从住的房间拉到楼下空房间。罗鸽松(男,60岁左右,歌乐山派出所退休警察)用燃着的烟头烫我的手心;邓大汉用大头针刺我的肉体,随后将我手脚捆住绑在大木凳子上,用几百瓦的大灯泡,烤我的脸。我要求把电灯关掉,“看守”赵玉海(男,50岁以上,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退役飞行员,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空军招待所小区内)说:“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整你的,你还不知道?”一烤就是一天,到吃晚饭时,才给我松绑。一上厕所解小便,像尿血一样可怕。

第二天一早,岳海中又将我拖下去,我坚决不从;邓大汉抓起我的头发,就将我的头往墙上撞,撞累了歇一会儿又狠命的撞。我顿时觉得头都要炸开了,整整摧残了我一天。我要不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可能就被它整死了。到后来,邓把我折腾够了,吩咐赵玉海向我问话:(你)“转不转化。”我只想,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情。赵看我不回答,走开了。

邓又开始摧残我。我的身子坐在地上后,他就用皮鞋踩我的手,踢我的身体,把房间的灯关掉,嘴巴凑在我耳朵边,说下流话,调戏我,他把我打得浑身是伤,脚上流血不止,脖子,身子都不能动弹了,没感觉了,头都被他撞木了。邓邪恶还不死心,边撞边骂:“这么多人都转化了,我就不怕你不转化。你要跟共产党作对,就要你死!今天把你打死了,打死了也是白死。你男人(与你)是离了婚(的),你儿女也说不起话……”“把你打死了……把你烧了就万事大吉,一点事也没有。”我被打的脚上的伤疤至今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我回到关我的房间,一个叫龚磊(音)的“包夹”,良心不忍的说:“把人家(指我)打成这样子,总要遭报应的。她(指我)做了什么吗?无非是信仰不同。”两个“包夹”给我洗了脸脚,扶我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醒来,虽然到处伤痕累累,但哪儿也不痛,脖子也能转动了,身子也能下床活动了。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

邓大汉虽然没有把我折磨死,但他一直不放过我,经常将气往我嘴里吹,想打我就用拳头打我的头。时间一久,我怕心就出来了,一听到邓的声音就紧张得不得了。李凤久安排了一大群邪恶之徒来围攻我,我就是不妥协。几天后,他们设下了一个圈套,叫一个姓李的“女帮教”告诉我:“你儿子生病了,又吐又泻,你们修善修到哪里去了?”边说边掉眼泪,接着又说:“如果你儿子死了,看你怎么交代?”我开始动心了,“万一儿子死了,我都不管,到时候是不是破坏了大法……”我心头打鼓,没有了主张。邪党恶徒拿来一个写好的“保证书”,逼我抄。师父点化我“不能抄!”“包夹”递给我的笔,写不出墨水。他们连忙又换上一支。我抄了一页后,笔又不出墨水了,我说不写了,他们把写好的一张收去,不还给我,为了早日回家,好照顾生病的儿子,我按洗脑班邪恶们的要求,都写了。达到他们的要求后,女警罗利平替我拨通了儿子的手机,结果儿子在外地出差,好好的,啥事都没有,我顿时气得跺脚,后悔不已。

我被非法关押在歌乐山大酒店洗脑班一年半,直到2004年6月才放我回家。回家后,由井口镇政法委及610安排在井口广场打扫清洁。

2005年2月25日上午11点多钟,两个老朋友来看我。好久没有见面了,到井口广场我上班的地方找到我。我们三人相约上山挑香葱(一种野菜),被左进一伙发现,强行送沙区白鹤岭拘留所,给我加上“非法聚会”的罪名,又非法将我劳教两年。

我一进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就写了申诉,声明我是冤枉的。由女子劳教所的指导员苏畅交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一进劳教所,就受到军蹲,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上厕所要说诽谤大法的话等折磨。这次,我做得非常差,很快就向邪恶妥协了,我虽然所谓的“转化”了,但劳教所并没有提前释放我,将我非法关押到2007年2月24日才放回家。

2005年2月24日至2007年2月24日,参与迫害我的井口镇恶党人员有,左进,男,40多岁,镇政法委副书记;陈启军,男,40岁左右,井口镇政府的干部;女教所的有,谭清月,女,30多岁,女教所大队长,迫害我的主要负责人;苏畅,女,30多岁,女教所指导员;胡晓燕,女,20多岁,女教所队长。谭、苏、胡是茅家山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恶警。张雪连,女,30多岁,女教所分队长。王燕,女,20多岁,吸毒劳教犯;梁元卫(音),女,30多岁,吸毒劳教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