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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感谢明慧网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十一年的修炼，我们虽然平平淡淡，但因为有幸赶上了宇宙正法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有幸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就变的意义非凡。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九九七年得法，那一年儿子十岁。我们属于那种老老实实按照法去修，按照大法的表面字句去做，没有多少新鲜悟道，也没什么动人事迹的修炼弟子。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日子，身为中国北京的大法弟子，我们凭借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闯过来了。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
一、我们经历的“四·二五”
我们全家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的亲历者。前一晚集体学法时联络人讲了一件事，天津的大法弟子被公安无理抓捕，明天法轮功学员要去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上访活动自愿参加，其他人不得干涉，不得强求。我和妻子交流这是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候，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义务。问儿子，也想去，全家决定一起去。
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全体同修在炼功点集合，没人迟到，没人退缩，上到八十岁的老年同修，下到十二岁的小弟子，大家都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脸上都挂着温和的微笑，没有紧张。
早晨六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这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学员，大家沿着马路沿儿顺势排列下去，静静的站着，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象天兵神将，突然降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
我和妻子、儿子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因为早晨出发时不清楚要呆多久，所以连食品和饮水都未来得及购买就匆匆上路了。儿子陪我们直直的站了五、六个小时，过程中他没喊累、没喊渴、没喊饿，他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今天是与同修们一起来护法的。这时有同修拿出矿泉水和面包以及其它食品，大家站着匆匆進食，互敬互让，算是午餐。同修们商议让体力弱的同修或站的太久的同修，从前排换到后排休息，凡站到前排的同修一定要保持大法弟子的美好形像，不能七扭八歪。
马路上的人越聚越多，很多路过的常人围观。个别路口开始出现拥堵。这时有大法弟子主动站出来疏导交通，把路上的行人往路边引导，在大法弟子的队伍里收集塑料袋、矿泉水瓶、纸屑等等，把这些垃圾都集中起来放到垃圾袋里然后扔到垃圾箱。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被这场面吸引住了，他们搞不明白这是一群什么人，都静静的站在这里，人虽然很多但秩序井然，没人抽烟，没人喧哗，场面祥和。有好奇的人问，“这里在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大法弟子们就善意的给路人讲事情的缘由，讲什么是法轮功。有很多中国人就是在这时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在这些询问的人群里，也可明显的看出有许多特务混在其中。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特务，只要问起什么是法轮功，大法弟子们都会心怀慈悲的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有神奇的疗效。这时在队伍的另一头有骚动，很多同修手指天空说有法轮。大家顺着手指的方向，仰望天空，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法轮，非常漂亮的法轮。这神圣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激动不已，因为此刻师父一定在看着我们北京大法弟子，鼓励我们做好。大法弟子们忘记了一整天站立的疲劳，依然静静的守在原地，尽管我们不清楚还要站多久。
眼前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在这些车流中，渐渐的我们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这些小车通常开的较慢，来来回回在我们面前反复往返，透过摇下的车窗我们能看见车里面有人对我们拍摄，他们缩在狭窄的车里肩头上扛着工具缓缓拍摄，还有的汽车里则有人向我们拍照。我们能感觉到闪光灯的明灭，一开始很多站在前排的人有点紧张，每当看到有拍摄的车过来就把脸转过去给他们一个背影，大家清楚这是安全部或公安部的特务在工作。可后来大家的正念越来越足，你不是要拍摄吗？我们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我们不怕拍摄，眼光正视拍摄的人。
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立刻撤离此地。历史上著名的“四二五”，经过万余名大法弟子一整天近十五个小时的和平上访，到此结束。几分钟内我们便离开了。
二、我们经历的“七·二零”
“四•二五”和平上访，使许多世人一夜间认识了法轮功，社会上流传各种传说，原本是与世无争的修炼团体，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北京的大法弟子明显能感受到在“四•二五”都不曾体验过的内心沉重，大家总觉的这事不会就此结束，好象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天塌地陷，我们都要站出来维护大法，当时大法弟子之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即使砍头，身子还在打坐。”
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炼功点有消息传来：昨晚政府开始镇压了，听说全国统一行动，各地辅导员抓了很多。大家都震惊，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们该怎么办？同修们简单的進行了交流，一致认为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大法弟子们能否圆满，能否走出人，现在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向师尊交出答卷的时刻。我们决定立即去上访，向政府反映情况。
回到家，把情况对儿子说明，尽管他还在念小学，但我们认为参与护法的事，修炼圆满的事，大、小弟子没有两样。儿子要和我们一起去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公交车上，妻子告诫儿子：一定要抓紧妈妈的手，万一人多把我们冲散了，你一定要跟着其他同修走。爸爸妈妈如果不在了，大法弟子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明白了？儿子说：明白了。
国家信访局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听说两小时前这刚刚绑架走好几大车的上访大法弟子，不知道人现都被抓到哪里去了。七月的北京炎热而又沉闷，我们汗流浃背。这时接到消息，说同修甲、乙、丙已经被绑架了，通知我们迅速赶回炼功点与其他同修会合。傍晚我们一家三口与炼功点同修直奔北京市委，然后去天安门广场。
一到广场，感觉气氛遽然紧张。几辆警车在广场上来回巡逻，随时停下来拦截游人。虽然已是夜晚，但广场上依然三五成群、人来人往。感觉这些游客都不象是真正的游人，而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法弟子。恶警搜身、翻包、呵斥、辱骂、殴打，态度蛮横，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十几位同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坐在广场中央，分析当前的形势，商议着对策，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屠杀已经开始。
大家商定：明天一大早全体同修一起再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七月二十二日一早，我们刚在信访局附近下车，就看见成群的警察已经分布在国家信访局的四周各个路口，凡试图靠近的人都要拦截，大声斥问干什么的，只要看见拎兜，便毫不客气抢夺下来，翻出兜里的东西，扔到地上。大批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不多的功夫这里就形成队列之势迅速从东排到西。我们一家三口紧紧挨在一起，与同行的大法弟子站好队列。大家默默的站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就象“四•二五”我们上访中南海那样。但大法弟子们的表情是坚定的。
这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捣乱，试图制造混乱冲散队列，有人突然高呼口号，有人喊打人了。队伍开始呈现混乱局面，理性的大法弟子赶快站出来高喊：同修们不要乱，站好队列！千万不要乱。我们是来向上级反映问题的，不是来闹事的。大法弟子臂挽臂，形成铜墙铁壁，绝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冲乱了我们的队阵，更不允许浑水摸鱼的人，在我们大法弟子中间制造“动乱”的假相。大批的警察已经对大法弟子形成包围之势，双方对峙几个小时，中午来了几辆加长的公交车，把所有上访的大法弟子推上车然后拉到郊区。大法弟子们一路背诵师父的经文。我们被拉到丰台体育场，后又被拉到一个乡政府大院。下午三点整，政府人员给我们放电视节目，中共向全世界诬陷法轮功和师父。
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电视上攻击大法和师父的那些事例是真的是假的？面对这么猛烈的邪恶攻击，我们需要充足的证据说服自己：法轮功是最正的，师父是最正的。我们静心学法，与同修交流，心中对师父、对大法越来越坚信，正念越来越足。我悟到：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大法在人间洪传。既然我们选择了大法，那就应该做大法的守卫者，与大法同在。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怀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善良愿望，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去之前我们就听说信访办已经变成了公安局，全国各省的公安人员在现场蹲坑，非常恐怖，但我们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我们的念非常纯净，就是想告诉世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的师父是清白的。我和妻子刚走到信访办附近，就被蜂拥而上的大群便衣警察包围。他们把我和妻子分开，大声质问我们是哪里人，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到这里？混乱中我和妻子被冲散，我被几人非法关進信访办大院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妻子不知所终。一名警察象审问犯人一样恶狠狠的问我的姓名和住址，然后给我们老家驻京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派人把我带走。
三、师父，我们来了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我结束了十五天的治安拘留及两个月的监视居住生活，从老家回到北京。我人虽回到北京，可心情沉重。此次护法之行，让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执著和为早日回到北京与妻儿团聚的人心。此时炼功点的同修都在酝酿除夕夜去天安门广场护法的事儿，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大法弟子经常聚在一起切磋、交流。我因为刚刚获得自由，而且是以一种不正的方式换来的自由，因此颇感身心疲惫，想缓一缓再说。加之刚接了件翻译活儿，三千元的翻译订金都领了，剩下的七千元只要翻译一完马上支付。我想哪怕先把翻译活干完，把这笔钱挣到手再去护法也不晚。
我发现我变了，比过去人心多了，思想复杂了，正念少了。回顾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我恍如过了半个世纪。突然经历了这么多，突然面对各种新问题，突然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我第一次深深体悟到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艰苦性。
我突然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过去我读法时从没想过法里面的内涵，从未体验过法背后的因素。师父慈悲，想把我们这些低能的生命还原到高级的生命，师父把宇宙谜底告诉我们，启悟我们，领我们回家。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师父还要让我们这些低级生命觉的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我们自己经过努力实现的，而不是师父直接把我们放到那的，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返回家园。我流下难过的眼泪。师父啊，我对不起您的慈悲苦度，原谅我这个悟性太差的弟子，今天才明白一点点“师父”的涵义。我相信您对宇宙众生的承诺，相信您一定能带我们回家。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护法。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感觉放下了生死，心一下子变的轻松，象卸掉几百斤重的包袱。
妻子也决定去广场，让我又起人心，我希望家里有人照看，都冲上去了，儿子怎么办？妻子态度坚定，一定要与我一起去广场护法。她也是大法弟子，她当然有责任象每一个真修弟子一样，在大法需要的时候，勇敢的站出来，而不是去维护自己的小家。
除夕下午，我们为广场护法做最后的准备。妻子负责把儿子送到同修家。儿子还小，带他去广场太危险，我们不知道晚上广场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开枪。如果把儿子托付给父母，父母一定会怀疑，大过年的为什么把孩子扔下不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儿子托付给同修。儿子很听话，当听到妈妈也要与爸爸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说，点头应允妈妈的安排，一个人去陌生人家过年。这位同修是其他同修介绍认识的，我们也不熟。安排好儿子离开的时候，妻子突然有点心酸，看着孩子站在两个陌生人旁边向自己招手，妻子想对儿子笑笑，眼泪却流下来。回家的路上妻子的脑子闪过一念：假如一回家就听老公说我们悟偏了，今天我们不去天安门广场了，那该多好。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干扰，是人心往上返，立即抑制它，正念正行。
我则带着未完成的译稿和三千元定金去见老板。
老板说：“为什么不能译完？你没有时间了吗？”
我说：“是，今晚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
老板说：“这三千元你拿着吧。”
我说：“这不合适，我并没有完成翻译。”
老板说：“广场完事后你接着翻译不就成了吗？”
我说：“我回不来了。”
老板说：“我等你回来。”
我说：“谢谢。”
我把钱放進衣兜，明白是师父在借老板奖励我，而且明确点悟我去天安门广场护法是可以回来的，甚至回来后还可继续翻译工作。可由于我当时悟性太差，没听明白师父的点悟。
除夕夜十二点整，我们要在广场展开大法的旗帜，我的位置是东北角，按照约定我要在这个位置上与其他扬旗的大法弟子连成一体，形成一道人墙，保护圈里的大法弟子集体炼功。我把绣有“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的旗帜叠好塞進怀里，捆在身上。
晚上十点我们赶到广场附近的老舍茶馆，边喝水边观察广场四周的动静。十一点三十分我们出去散步，向前门方向走去。十一点五十五分，我和妻子叫了一辆出租车，進了广场。我们在广场东边下车，疾步迈向广场中心，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的三三俩俩结伴漫游，有的成群结队照相留影。我和妻子已经跨進广场内，看表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迅速把手伸進怀里，掏出大法旗帜，向空中扬起，内心在呼唤：
师父——我们来了！
您的弟子来了！
我们要向中国、向世界、向整个宇宙宣布：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与大法溶为一体，身体象羽毛般轻盈，没有恐惧，没有紧张，只有内心涌起的一股股强大的慈悲和自豪。我向着广场东北角奔跑，双手高擎着大法的旗帜，呼啦啦在头顶飘扬。几名恶警向我扑来，我迅速闪开，继续奔跑，大法的旗帜伴我飞扬。这时从广场另一侧又蹿出几名便衣，前堵后截将我团团围住，瞬间把我打倒在地，疯狂的对我拳打脚踢。奇怪的是我竟没一点感觉，觉不出来疼，好象我的身体突然与我分离，变成了别人的身体，恶警们仿佛在殴打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生命体。这简直太神奇了。后来妻子对我说，当时她的眼睛就突然看不见了，尽管她就在我身边，可奇怪的是她竟没看见便衣是怎么殴打我的，好象被突然蒙上了一样，没看见这恐怖的一幕，她只听见我被打倒在地“咚”的一声巨响，脑子一片空白。
四、当妻子和孩子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前夕，妻子和儿子在家里遭北京公安绑架。那天是星期天，我在公司加班，躲过了这一难。刚听到消息时，心里很紧张，可马上就冷静下来。我感觉妻子正念很足，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的。果然第二天下午，妻子就在老家驻京办事处给我挂电话。原来，头天下午几名片警根据举报闯進我家，搜了几本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就在家里蹲坑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开。他们本来是想绑架我，但这之前因为我在单位给妻子挂了个电话，妻子告诉我家里来了几位朋友在等我，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夜没回家。公安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派出所审问了一夜，第二天把他们交给老家驻京办事处，命令地方警察把人带离北京。
妻子给老家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讲我们都是好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来绑架我们，要把我们轰出北京。老家警察对妻子的遭遇很同情，他们说已经听说过很多法轮功的事了，他们承认法轮功都是好人，他们尤其对北京警察的霸道愤愤不平。“既然你们没出去炼功，他们凭什么抓人，随便遣送？”老家警察很爽快就答应妻子要求留在北京的要求，他们不准备执行北京警察的命令送妻子和儿子回乡，但要求妻子立即搬离原来的住家，否则再被人举报大家可就都麻烦了；同时要求我必须去老家驻京办事处与他们见一面。
从常人的礼节来说，我觉的我是应该去一趟办事处与警察见面的。警察能体谅我们都是老乡，在北京混不容易，照顾我们，让妻子和儿子留在北京过年，我作为妻子的丈夫能不表示表示谢意吗？吃顿饭买点礼物答谢答谢也是很应该的呀。实际上我也有此意，内心对老家来的警察非常感激。在修炼大法之前，我在老家交了许多警察朋友，对他们的职业特点和性格特征非常了解。他们喜欢豪爽的男人，讲哥们义气。我第一次离开老家时为什么会给公安写保证？不就是因为他们能顾及我的家人在北京，觉的把我一个人放在老家不够人性，同意让我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我被感动，动了人心才写了保证的吗？
我为什么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被人心、人情带动？妻子目前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任何事情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如果我能从修炼的角度看这件事，那结果会大不一样。妻子以她的慈悲、善良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唤醒了他们生命中本真的一面，使他们选择了帮助大法弟子，给自己开创了美好的未来，那不是在救度他们吗？他们为此该有多么美好的未来？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超常的事，怎么可能用常人的手段解决呢？换句话说，妻子和儿子能不能留在北京过年，那能是几个老家来的警察说了算的吗？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我意识到自己应以一个修炼人的正念处理此事，而不是相反。
我明确告诉妻子我不能去见老家警察。警察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害怕吗？”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见我？是想见见面吗？”警察终于说出实话：“不瞒你说，这次出来前局里有指示，就是刚放出来的法轮功一定要写保证书，不写保证书的一律不能呆在北京，必须跟我们回去。上面有压力，北京出事，要找我们地方算账，所以请你理解，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能理解你们的处境，但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更不能写保证。我是一名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没做坏事，我向你们保证什么？警察说，你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办事人员，你什么都不写，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不就是几句保证吗？你写了该炼你还继续在家炼，只要不出来闹事，大家日子都好过。我们真的不想为难你。但你也别难为我们。何况你的妻子和儿子……警察终于露出了利齿，想用妻子和儿子逼我就范。这时我的脑子已非常清醒，心中全是师父的法，听警察在讲妻子和儿子的时候，我的心一点没被带动。我想妻子和儿子都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当然有师父的法身在管，怎么可能由着我来左右？放下各种心，放下各种执着，听从师父的安排，不正是此时此刻需要我做到并需要我树立的坚定的正念吗？妻子和儿子最后是否被遣送回乡，怎可能是警察说了算呢？
我说：“作为老乡，我真诚的欢迎你们来北京，但今天我不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你们，就是因为我不能向你们做任何保证。我是大法弟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师父的要求，而不是按照你们的指令。我妻子和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北京警察抓他们本来就不对，希望你们秉公办事，让我们全家在北京过一个团圆年。”我的心非常平静。一旦放下了情，一切都变的特别简单。老家警察撂下电话转过身，就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妻子说：“你们回家吧，以后在北京生活要小心。”
五、邮寄信件
我和妻子曾陷入彷徨。一方面身为大法弟子，当大法被迫害、师父被污蔑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挺身而出，可动辄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的残酷现实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该怎么办？今后的修炼之路该如何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四•二五”轰轰烈烈大场面护法的情结，还燃烧着天安门广场高展大旗的悲壮豪情，总觉的那才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的护法行为，而对那些撒传单、贴标语、发真相资料等讲真相形式，还不能马上接受，总有一些不屑的情绪。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师父发表新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和妻子反复学习，久久难抑心中的激动。师父给了我们全宇宙最最响亮的名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为正法而来，是为助师而来，绝不能再象过去的修炼人那样，仅仅为自己的圆满而修炼。我们深挖自己：
为什么痴迷轰轰烈烈的大场面？
为什么崇尚“大义凛然”？
是不是有“英雄主义”的情结？
是不是在用“人”搞运动的热情
在证实法、救度众生？
我们是在证实大法吗？
我们是不是在证明自己？
你看：
我们参与过四•二五
我们参与过七•二零
我们去过国务院信访办
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
我们为大法坐过牢！
……
问题找到了，头脑清醒了。我们必须立即改变自己的状态，跟上师父的正法進程，扎实修炼，平稳做好三件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和妻子决定采用信件讲真相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觉的通过书信给众生讲真相，对收信人而言，私密性好，不必担心被旁人看见。中国人由于受政治运动迫害太多，都有一种本能的保护自己的意识，即便自己不修炼法轮功，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看法轮功材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常见有同修写体会文章谈到常人在接到真相材料后随手就扔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不一定是真的不想看真相材料，而是不想在公开场合看。独自一人时，中国人什么都敢看。看了真相信，无论收信人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最起码他有一次独立思考的机会，可真实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讲真相的角度说，邮寄信件讲真相相对安全、隐蔽，可以按部就班的有计划的长期做。
我们的目标是发一千封真相信。当时我们幼稚的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准备工作包括：购买邮票、信封、浆糊、写真相信、打印，然后在我的名片夹找第一批发信对象。随着发真相信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的流程也越来越专业，环节也越来越细致。比如现在很少人写信，一下子买几十枚、几百枚邮票自然引人关注，更何况我们是月月买，年年买，怎么办？我和妻子分工，分头去不同的邮局买邮票。她去过的邮局我再去，我刚去过的邮局她再去；如果去了刚去过的邮局，只要不是上次卖邮票的工作人员就没关系。我让妻子打扮的尽量象个公司白领，买邮票时要收据，单位写保健公司、咨询公司、培训公司等等，我们一个月要消耗五、六百枚邮票。
我们每周发一次信件，发信日定在每周的星期日，每次发信的数量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封。发信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我，由城市的北边向城市的南边推進；另一路由妻子带儿子由城市的东部向西边推進。我们事先通过查看地图，实地考察，对沿路的邮箱做了详细的记录。在哪里坐几路车，在哪里下，在哪里倒车，在哪里步行，我们各自都背的滚瓜烂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我们各自选择了互不相关的二十个邮筒，它们分属不同的邮局，作为投递信件的候选邮筒，然后每周一次按照顺序在这二十个邮筒之中轮番选择十二个不同的邮筒投信。
因为我们是手工书写，而且要集中在星期日一下处理这么多，所以不合理分工是不行的。我的任务是一大早开始就要改写信的内容，因为是针对常人讲真相，所以要根据每周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社会焦点问题当素材，根据常人不同的执著有针对性的写真相文章。文章的内容就一页，A4的纸张通过扩增横格与竖格增加文章的容量。文章改好后，妻子负责打印，接着折叠，塞進信封，封口，贴邮票，这些都是妻子和儿子的工作，我还要抄写六十到八十个信封，剩下的信封是由妻子和儿子分担。主要是考虑不能用同样的笔体，每个人要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笔，力争写出三种不同的笔迹。这样的结果就是九个人的笔体，即使我们的信件在一个邮筒里同时出现五封，也不会让人怀疑。
另外，我们对收信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用含糊地址，也不用含糊名称。所以平时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详细的通讯录或购买政府黄页等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如果收信人的名字不明确，我们宁可不写，我们从不用“负责人收”的方式写信，要写就一定是真名实姓。我们的想法是了解真相对每个生命来说，都是千万年等待的唯一大事，也许我们的真相信是他唯一了解真相的机会，因此比高考录取通知书和汇款单不知要珍贵多少倍。所以一定要指名道姓把真相信发到他本人手里。
一千封信很快就发完了。我们继续发。走过了春天，走过了夏天，走过了秋天，走过了冬天；然后又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们从一个星期天走到另一个星期天；从一年走到另一年；无论风吹雨打，无论雪飘日晒，我们幸福的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脚步轻盈，面带微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想起和平年代那些老大法弟子们，都是利用星期天在路边洪法、教功。师父，我们是您的弟子，听您的话，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平稳的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从二零零一年九月到二零零六年九月，我们一共耗时五年，用近二百五十个星期日，向全国各地发送近三万封真相信。
六、救度亲人也需要先修正自己
从被迫害的劳教所一出来，大姐就对我诉说对妻子的不满。在我被劳教迫害期间，妻子连续给大姐邮法轮功真相资料，劝她也不听。妻子的做法让大姐非常吃惊，甚至愤怒。在我们家族中，妻子历来以善良、温柔著称，威信特别高。这源于妻子对儿子的深爱，对丈夫的体贴，对公婆的孝敬以及对家族亲戚的亲切温和。大姐对我说，你已经劳教了，你媳妇再出事你们家庭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你们大人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去牺牲、去坐牢都没关系。可是你们不能坑孩子呀，他还要正常生活。
我惊愕的是我们家族不仅仅是大姐一个人持这个态度，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所有的亲戚现在都是这个态度。过去在我没被劳教迫害之前，亲人见面还能听我和妻子讲讲法轮功的事，甚至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理解和同情。可现在，由于担心我和妻子的安全，他们不再呼应我们，不再听我们的任何说明，以各种方式否定我们的选择，给我们泼冷水。我发现，亲戚们对我们安全的担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法本身的关注，这与我们想给亲人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由于我们的被迫害，使我们的亲人对大法产生了不同成度的抵触情绪，这是我和妻子始料不及的，给我们讲清真相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做个好人，而不是在局部或某些地方。比如我们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可能会注意自己的形像，尽量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在家族中，在亲人面前往往因为都是家人，反而容易放松，容易陷入常人式的思维模式，用常人的手段处理事情。其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状态，不象一个好人。那么，不做好人何以让亲人信服你、认同你，从而被你救度？
向内找还发现在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有个误区：只关注自己的修炼层次，不顾及亲人的感受。这种心态就会把我们与众生隔绝开来。比如，当我与妻子坚定的为维护大法去上访的时候，在我们的亲人看来我们对家庭、对亲人不负责；明明我们大法弟子在为众生付出，为众生得救牺牲自己，可常人却认为我们是一群只顾自己提高层次、不管别人的自私自利者。
旧宇宙的理严重障碍了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个理就是私，只顾及个人圆满，只要个人能圆满，其它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首先就要突破旧宇宙的理，按照新宇宙的理做事。作为家中的长子，我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我的父亲、母亲？在我被劳教迫害时，他们担惊受怕，为我操碎了心。可是我关心过父母亲的身体吗？家里困难时我给他们邮过钱吗？俩老住院时我和妻子去陪过床吗？这些负担都落到了大姐、二姐、弟弟、弟媳他们的身上，那么从他们的立场看，我们这个修炼之家算什么人？算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吗？他们心里能信服吗？
我和妻子悟到：救度亲人，我们必须先修正自己。首先我们意识到要开创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亲人从高度紧张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我们的生活担心。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一份月薪五千元的工作，妻子的小时工也有了稳定的客源，从此我们家有了稳定的收入。家族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从此以后不再过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过去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现在每周最少一个电话，向父母问寒问暖，逢节假日或俩老的生日就给老人家邮钱，虽然千儿八百的不算什么，可老人们看到了我们子女的一片孝心，特别是看到了我们安定的生活。妻子主动邀请父母亲、大姐、二姐、弟弟选择合适的时间到北京来做客。他们走马灯似的轮流来访，看到干干净净的客厅、卧室，看到厨房里整齐的锅碗瓢盆光光亮亮，冰箱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全家人都健康、乐观，他们高兴，他们说现在很放心。
大姐恢复了对妻子的赞赏，奇怪妻子过去那么娇小的体格，为什么现在这么满面红光，什么活都能干？妻子说：这就是修大法的好处呀。如果不修大法，大姐您想想，我们三口人这么多年在北京生活，既没户口，又没工作，又没医疗保险，光治病就得花多少钱哪，可我们连一分钱都没花过。妻子由自己的身体变化，讲到天安门自焚造假案，讲到全世界有八十多个国家都在学法轮功，讲到几十个国家在起诉江泽民。大姐不再反感妻子的讲真相，相反听得津津有味。大姐本身是在院校教政经，对社会世事有许多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中共的许多造假早有耳闻，现在听妻子这么一说，更有了兴致。最后看了自焚真相光盘，大姐震惊，相信我们法轮功真的是被冤枉的，是被中共陷害的。大姐明白了真相，嘱咐我们：好好在家炼，注意安全。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全文发表，三退开始兴起，我立即给远方的弟弟打电话让他速来北京，在家看完全书。我对弟弟说，此事关系重大，家人的命运都系于此。命他带一本《九评》速返家乡传阅，家家都要传，人人都要看，一个都不能落，全都要三退。弟弟赶回去，挨家传达哥哥的话，《九评》轮流看，结果父亲在看完《九评》后，以七十岁的高龄同意我立刻代他发表退团声明。大姐一家、二姐一家、弟弟一家以及弟媳家族、姑表、亲戚凡能联系上的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因为亲人们坚信我和妻子真的是为他们好。
七、即使为了救人也要多替他人着想
我在一家私企工作，老板就是给我三千元的那位同乡。我利用一切机会给老板讲真相，他也愿意听，只是遇到不符合他观念的时候，他会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修炼当学术来探讨。由于我和老板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以老板为核心的保护网，全公司上上下下百号人几乎都知道我的情况，但大家都有一种默契，不对外暴露我的身份，也不在我面前谈论法轮功问题。我则尽量利用我在公司的这种地位讲真相。我讲真相的方法就是当面讲，实在说不上话的就给他们真相小册子或光盘。
我们公司是娱乐服务业，员工流动性非常大，来去匆匆。所以我的抽屉里总是预备着小册子和光盘，遇到有缘人就递给他。老板也有所闻，告诫我：可以信仰，不可以布道。特别到了敏感日或节假日，更是提醒我：最近小心。或干脆告诉我：最近很紧。那又怎样呢？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任何事情都干扰不到我讲真相。
一天老板紧急约见我，大嚷：“你惹大麻烦啦，现在我老婆在我办公室闹呢，要我立即开除你。”老板的话听的我一头雾水。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老板说：昨天你在办公室跟谁讲法轮功了？你给他什么东西了？他把你举报了，连咱们公司一块举报了。说我们公司是炼法轮功的大窝点，光天化日之下，员工都在讲法轮功，学法轮功。
我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上午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我们公司的供应商，长期向我们公司提供肉菜及其它食品，每个月都要来结帐，所以见过几面，虽没说过话，但算脸熟。昨天这位客户進来，正赶上同屋的几个人不在，就我一人。我想这不正好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嘛，就与他聊了起来。他是东北人，提起法轮功不陌生，但满脑子都是中共恶党的东西，对师父出言不逊。我严肃指正他不要乱说，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不可信，非典时没领教吗？明明北京的非典已控制不住了，可中共仍然派卫生部长向全世界拍胸脯：北京没有非典，到北京来旅游是安全的。来客不再说话，开始思考我说的话。最后我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我说能在这见面也是缘份，让他拿去好好看看，千万不能听信政府的谎言，要用自己的大脑去分析。他点头，把小册子揣進兜走了。
当晚，这位供应商去老板家见了老板娘。原来这位供应商一直与公司有矛盾。这源于公司总是压供应商几万元的货款不结算。供应商心怀不满又不敢发作，毕竟公司是个大主顾，得罪不起。供应商觉的今天是向公司挑战的机会，所以一進老板家便开门见山：今天，要么你们给我马上结账，要么我就去公安局举报：你们公司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这就是证据。他拿出我给他的小册子给老板娘看。老板娘无话可说，答应马上把剩余款项全给结清，同时正告他法轮功的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对外人讲。
老板娘认为留下我早晚会给公司闯下大祸。第二天，我离开工作了四年的公司。分析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感觉今天这结果是我自己求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近一段时间我脑子总有一念：我与公司是不是缘份已尽、应该离开了？我应该去其他公司结识新的有缘人？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我非得以这种方式去结识新的有缘人吗？我们公司本来就人来人往，只要我能稳定的呆下去，不是一样可以不断碰到有缘人吗？我是不是在向外求呢？
再有，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里都应该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带给众生的都应该是美好，怎么可能带给他们灾难、引起他们的怨恨呢？直到离开时，我还没有面对面给老板娘讲过真相。她对法轮大法如何想？由于我的失误，很可能使一个生命对大法产生误解，甚至有可能永远失去正面认识大法的机会。想到这我非常难过，我白白浪费了四年时间。实际上老板已多次提醒我，这里是公司，千万别惹麻烦。我为什么不能替老板想想？他是常人，他要经营好公司，要挣大钱，要成为企业家，这是他的理想。我为什么不能替他想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讲真相做的更理性、更智慧？另一方面，假如我法学的很好，正念很强，真的是为了救这位供应商而给他讲真相，他冥冥之中是应该能感应到的，他还敢用救他命的小册子为了几万块钱去威胁老板娘吗？
八、不断改善讲真相的方法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们学会了用破网工具上外国邮箱发真相资料的方法，使讲真相的效率有很大提高。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干扰。比如：刚开始发邮件时网路常堵塞，一个小时也发不出去一组邮件，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我和妻子一起对着电脑发正念，彻底清理电脑背后的邪恶因素，命令电脑好好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选择美好的未来。
另外，如何突破网络的文字过滤，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每次新的真相文章改好后，我们都要测试一下接收效果，分别在“雅虎”“新浪”“126”“163”等常用门户网注册几个免费邮箱，给自己发邮件看看接收效果，确定没问题了再大面积往外发。有段时间我们的邮件正文只一句简短的话，用很吸引人的营销语言告诉收件人查看附件。这个效果很好，不会被当成垃圾邮件删除或被文字过滤导致乱码。但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回信，信中说他是一名打工者，收到了我们的邮件，非常想了解附件里面的内容，但因为他在网吧上网，没有办法打开邮箱。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在我们发的邮件中，有很多都是没有个人电脑的打工者，他们都在网吧上网，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邮真相资料，就意味着这些人都看不到真相资料，我们立即做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找到有效邮箱。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各类行业网站、招聘网站、商业网站或公司（单位）网站和黄页查找邮箱的，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几年前的信息或陈旧废弃的邮箱也在其中。所以在核实这些邮箱的同时，要尽量想办法判断这些资料负载的网页生成时间，时间距我们现在越近越好。
我们三人也有分工。比如我和儿子虽然都负责查找邮箱，但各有重点。因为儿子是学生，对校园生活熟悉，能通过校园论坛和其它各种方法找到学生邮箱，因此就让他来落实学生的邮箱；我负责其他各阶层众生的邮箱；妻子负责每天的发送。平时工作时我会把客户的邮箱搜集起来，攒到一定数量交给妻子，然后再利用星期六、星期日两个休息日再集中一大块时间专为妻子粘贴二十页到三十页邮箱，这样就基本能保证妻子一周的发送量了。儿子也是一样，平时把搜集的学生邮箱攒起来，周末回家时集中向妈妈提供。我们要合理安排好每天的学法、炼功、讲真相的时间，既要做好常人的工作，又要做好三件事，哪个都不能耽误。
两年来，我们天天不停的发真相材料和《九评》、“破网软件”，每天最少发二百多封邮件，已经发出十五万封。
当然，我们是修炼，不是在做常人的工作，不能简单用发真相资料的多少来衡定一个大法弟子修的好坏。但既然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并告诫我们“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身为师父的弟子，既然我们知道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有缘人，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救人更多”呢？虽然讲真相本身并不是修炼，救度众生的多少也与我们的圆满没有直接关系，但反过来说，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生命，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完全为了别人的新宇宙的觉者，他能象旧宇宙的修行者一样，只专注自己的圆满吗？这本身不就是旧宇宙的巢穴需要我们突破的吗？
心性局限，敬请指正，合十。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