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春，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当时叫“女二所”）突然窜出一伙男警察打手，为首的是刘勇、马吉山、李俊等。
三月的一天，被非法关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不穿所谓的劳教服。两个男干警进来了，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不穿，是不是伙食不好？”我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不能穿劳教服。我们都是好人。几年来，这里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也有上万人次了，一般老百姓受电视宣传欺骗、不了解，你们作为这里的警察应该清楚呀！”他说：“问题是我们是为共产党做事的。”我说：“你得按你自己的良心做事呀，否则不就是躯壳了吗？”
没想到，他“呼”一下站起来，满脸凶气冲上来说：“我今天非整死你不可！”他把我拽到门口，一脚把我踹出去，看我没倒又上来一脚把我踹倒，随后往我肋骨上一顿踢、踹，致使我不能喘气，不能动。
他又把我拖到干警办公室的地上，队长石宁、大队长周谦、相奎丽、副所长赵来喜和几个不认识的警察一起骂我、踢我、拽我的头发摇晃，问我“脱劳教服是谁牵的头”。他们说：“她不说，就是她牵的头，给她加期！”赵来喜说：“加期的证据很好办，我随便叫两个人写个材料就是证据。”
第二天以大队长张秀荣、相奎丽为首的几个女干警气势汹汹的进到监室，说“怎么样，穿不穿呐，不行，那一会就让男的来伺候。”等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过了两天，一个抚顺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穿劳教服被男警察打的不能动，是被背回来的。法轮功学员赵淑云也被打的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被队长石宇叫出去，交给三个男警察——一个大个子（身高近两米）二个小个子（其中一个叫王琦），把我带到综合楼的一间屋，屋里有八、九个男的，个个满脸横肉。大个子问我叫什么名，家住哪。我说：我得先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紧接着，我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不听，叫我闭嘴。我还是讲，有几个撸胳膊卷袖子的冲上来吼叫着，跳着指着我谩骂：要是我说了算，早就把你们挖个坑烧掉埋起来！
大个子男警李俊说“看你是个老太太，不想动你，你也别想当英雄”，然后一挥手，上来三个男警察，两个按住我、一个粗暴的往上套劳教服，然后把我的棉衣服套在最外面，三个男恶警围住我，把我劫持回监室。那几天，多数的法轮功女学员遭受了男恶警不同程度的毒打。
同年夏天（大约7月份），二楼监室里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拒绝干奴工活，已有一年的时间了。一天听到走廊有恶警喊话的声音：我叫的人拿小凳出来。一会这声音出现在非法关押我的监室门口，几个满脸横肉的男警察打手也出现了。
石宇喊着我的名字往外叫，谁不出去，恶警们就连拉带拽，连踢带踹。有一个大连法轮功学员被男恶警抓起来甩出门外，当时就不能动了。
他们把法轮功学员关在几个屋里，逼迫干奴工活，扒蒜皮，不干就打，打耳光、踢、踹、罚跪、戴铐子、上刑。法轮功学员们被打的鼻青脸肿，有的发高烧、有的被打的不能走路，有的身体不断的抖动。那个被男恶警甩出去的法轮功学员血压升至200多，连续好几天起不了身。
同年九月底，队长石宇将我叫出来，交给另一警察队长把我带到一个屋里，恶警处长马吉山进来了叫我“转化”，我说“不转”，他立刻掏出手铐把我铐在床栏杆上，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强行转化你，你今天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由不得你了，我们有的是办法，不行下撑子给你灌药，把你功废了。”
我向他讲真相，他不让我讲，打我嘴巴子。他找来一个管教科的警察（不知姓名），又拿来一个铐子将我的手分别铐在两个床栏杆上拉直，把头塞进上铺底下，就这样蹲不下，站不起，两胳膊往两边拽到极限。
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家里也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就不怕遭报应？你们马三家教养院真是什么邪恶来什么，居然还挂着‘思想教育学校’的牌子企图瞒天过海……。”恶警们自知理亏，都出去到走廊去了。
我被这样折磨了大约五个小时，几近昏迷。四、五天后才知道，大多数法轮功女学员被折磨的变了形，有的嘴被下撑子，撑变了形，有的脸肿的不敢认，有的被迫害的走路一瘸一拐的。有一位抚顺的姓沈的法轮功学员，被连续折磨了两个多月，原本一个健康的人变的有点痴呆了，生活不能自理，两手腕上铐子的结痂很大很厚。问她是否被下撑子折磨了？她说“下了”，问“下几次？”她说：“记不清了，失去知觉了。”
就是这样，恶警还天天逼着法轮功学员走军姿、唱邪党歌曲、背监规，不配合的就被上酷刑。恶警还强行指定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文娱委员”领着唱歌，这个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就被恶警弄出去毒打一顿。
以上只是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罪恶被封锁着、掩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