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早上，我们在公园炼功，恶警带走我们，要求我们写“三不”保证，我认真的写到：“我保证永远随师坚修到底，永不背离。”后来在看守所里，恶人把我作为所谓的“典型”给我录像，我高兴的把我修炼的好处一一说出来，他们一直全部给录下来。临走时，我天真的问他们：“我何时回家？”政保科的人恶狠狠的说：“你永远别想回家！”我并没有动心，结果，第二天我回了家，因为师父说了算！
九九年九月，我和妻子進京为师尊要清白、为大法讨公道。当时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地有许多三五成群的大法弟子；不一会，妻子说有人跟踪我们，我不太在意的说：“在哪？”妻子说：“别回头，那两个人一直在我们后边。”我们单纯的决定甩掉它们，于是走街串巷，最后進到一家拉面餐馆；刚坐好，一个穿白T恤的男子急匆匆跑進来，来到付款窗口，手拿五十元人民币假装换钱的样子，妻子说“就是他”！我正仔细看他，这时他也扭头恶狠狠的看我……。吃完饭后，妻子说有几个人轮番跟踪我们，我们决定乘车甩掉它们，每到一个地方我注意到就象接力一样有人接着跟踪我们并有人照相。最后，在一辆公交车站上，当特务挨近我时，我猛一回头说：“你是一个特务，你一直跟踪我们，请停止你的行为。”接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他惊恐的说：“我不是特务，要不信你翻我的身，我没有特务的证件，再不咱们找警察去。”我们简单的聊了几句，仅坐一站车他就匆匆下车了。这次经历使我验证了邪不压正。
在九九年十、十一月间，我在北京经常接外地的大法弟子，帮助安顿住处、协助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协助组织各处集体学法，整体提高；后来我们就十几人、几十人一次一次的上天安门证实法，几乎每次都仅有几人回来，甚至我一人回来；然后又有弟子从外地赶来，我们又走進天安门，每次我都能回来，因为我始终抱有一念“我是神，人是不能抓神的。”
十一月底，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在一名大法弟子家交流，又有很多人要走出来到北京证实法。不巧被派出所知道，有几个同修先走，后几个同修准备晚些走，结果被恶警带走；当时我也在场，但警察并没有带走我的意思，而是奇怪的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如果愿意，也可以跟他们到派出所。”我当时正念不足，对正法认识不清，稀里糊涂的到了派出所；然后被送入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因为有先前的大法弟子留下的大法书籍，所以，每天都有书看；一天，一位大法弟子不小心被恶警发现有大法书，结果被打，书也被没收；于是我们集体绝食要书。三天后，所长带领许多警察，过来对我说了一些诬蔑大法的话，我站起来对他说：“你说的不对。我们是正的。你敢说你们是正的吗？”当时我真的意识到我是在对着操纵他的邪恶因素在说话。听到我的话，结果警察们显的十分惊慌，双腿在发抖，一句也说不出来，一会儿就走了。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方式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证实法；建立资料点的、发资料、利用无线电广播等。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时时用正念要求自己，大法的威力一次次体现出来。有一次，我背上一包真相资料，来到一个几百人的大型建筑工地。当时我正念很足，傍晚，工人们正在排房里吃饭，我从西边一间一间的当场发放真相资料，一边发一边说：“请看一看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江××都干了什么！”结果民工震惊之余都收了，等发完东边回来时，工地的两个保安知道了，冲我跑了过来，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怕，迎着他们就走了过去，没想到他们跑了几步后，就掉头跑回房间，关上门再也没有出来。
零一年底，我因为疏于学法，没有彻底否认旧势力，在师父几次明显点化，但我不悟，被邪恶带走。在看守所里，我负责给新来的“在押人员”登记，这样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救度他们。其间我对警察根本没有怕心，三件事一直做下来。零三年初被劫持到监狱，我不配合邪恶；不背监规、不穿“犯”字衣服、所有显示我身份的地方不许挂我有罪的标识（房间罪犯表、床头卡等）、不许称呼我是犯人、不走队列、不唱歌、不许包夹，我可以随便走动、炼功、学法等；“队长”们常问我：“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你是警察，我是守法的老百姓，你要保护我，你们随便关押我是犯法。”三年间师父经常梦中点化我，监狱的门是开的，可是我徘徊在门口就是不出来，有几次身体演化出来病态，但我没有把握好，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全盘否认旧势力。
零四年底至今，我努力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平衡好社会、单位、家庭的关系，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修去自我、同化大法，最大的体悟是：一切要用法衡量，走好以后证实法的路，真正成为大法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