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幸福的回忆
我是怎么得法的呢？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和老伴在凉台晒太阳，拿着小收音机，打开一听是武汉经济电台正开始播音说，长春请来的李洪志大师到武汉来传功讲法，然后师尊在电台也讲了话，我现在只记得一句，师尊说，今天到咱们武汉来传功。后来电台主持人问师尊在哪些地方传功的情况，师尊又和善的介绍了那些地方。那时是用气功的形式传功讲法的，当时就听到一个女士打来电话说话，她要求要跟老师说话，说她有好几种病，如何如何，非常痛苦，什么病什么病的，现在我记不起来，只记得师父说：好，你坐着放松，我给你治。那女士马上说隔这么远你怎么治呀？师父说：可以治，隔多远，我也能治。只听到那女士一下拜倒在地上哭着说，好了、真的好了、不痛了，大师谢谢您，谢谢您呀。师父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那女士马上问播音员在哪里办班，她要去听课，播音员告诉她，明天就在汉口一元路市委礼堂报名办班。
我和老伴也是那天去跟师父班的。见到师父高大的身材，慈祥的面容，当时我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喜悦、幸福的感觉。听完讲法走出礼堂回家时，走在路上，我的身体那么轻飘飘的，也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谢谢师父当天就给我调好了身体。
一个班下来最后一天，师父问大家选好了炼功点没有，我们说找好了在某某公园，某某地方。师父说好，明天早上四点钟我去给你们清理场子。我还以为师父亲自去呢。四点我去公园没见到师父，那时我不懂，原来是师父的法身去清理场子。我看不见。
从那以后我和老伴就天天早上四点，到炼功场去炼功，带着小录音机，第一天只有四个人，逐渐到几十人，几百人，坐不下，又开建了好多好多炼功点。我们几个跟了班的学员每天都很忙，来学功的人很多，我们忙着教功，挂法轮大法简介，热乎乎的，我们都很高兴，炼功点的事，大家抢着干。
我俩有幸的跟了师尊的几个班，那种美好幸运的感觉，和同修们在忆师恩的文章中写的是一样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了一九九四年师父在郑州讲法班，看到了师父在讲法时，邪魔来干扰，亲见师父除魔的景象，这些同修也在文章中都讲过，我也不多说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八日师父在郑州传功讲法的最后一天，大家同师父在操场照相，还有些学员没经师父同意，偷照了师父很多的像。师父接着要到济南、大连去办班，我们大家都恋恋不舍的紧跟着师父慢慢的往外走，师父给我们说，你们好比种子一样，回去后好好炼功、读书，把种子撒开。跟着师父走着走着，后面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抱着一个两岁的女孩，小女孩哭的眼泪鼻涕一脸的，母女俩象农村模样，穿的很朴素。师尊回头问小孩哭什么，她妈妈说，她要跟老师照像。师父说好、好，就和她照了像，小孩马上就笑了。我们那时不懂很深的法理，只知道我们的师父太好了，对什么人都这样好，我的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太幸运了，我怎么找到了这样好的师父，我一定要好好的修，永远听师父的话。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办传法班，同修们回来后，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我们炼功点，就开始早晚到炼功场炼功，后又改为早上炼功，晚上集体在炼功场读书学法，互相切磋，我没上过学，认不了几个字，我学法认字是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那时开始逐渐学会的。
到了冬天，天气很冷，我就把大伙同修都带到我家来学法，开始是每天晚上都学，从一九九五年冬天到现在，每周一次集体学法没有间断过。
二、讲清真相、破除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开始打压法轮功，那个邪气疯狂真象天塌下来了，炼功点不准炼功了，邪恶的汽车乱叫，到炼功点到处抓法轮功学员，所有邪党指挥下的恶人通通出马，来家里的恶人進進出出，晚上都不能安宁，怕我们上北京，不来人也要打几次电话来，我一个人接电话还不行，非得我老俩口都来同他们通话，他们才放心。一段时间邪恶的人天天来家要东西，要大法书，要我的炼功服，要我天天挂的简介旗子，我修大法的所有东西，恶人们都想强硬的抢走，但他们没有得逞。
邪党人员们胡说你老板在美国如何如何有钱，你们在这里吃苦还要护着他。我说他不是老板，他是我的师父，他教我炼功，他教我做一个好人，他治好了我身上所有的病，他没有要我一分钱。邪党人员又胡说：你师父在美国有多少多少钱，有多大的房子，过得如何好。我说你们说的是真的吗？我说那谢谢你们告诉我，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生怕我的师父在国外没有钱，吃苦了，我说师父好比我父亲，我当子女的知道我父亲在国外有钱我多高兴啊。邪党人员以后来再不说这些话。
我和老伴在一九九九年、二零零零年连续進京护法三次，第二次被抓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几小时放了。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和老伴第三次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我俩从金水桥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那时天安门路上的警哨三五步一个，上面的监控在喊那两个人是法轮功的，警察说哪里？哪里？他们看不见我俩个。我们从金水桥喊到公汽站，上了车接着给乘客讲真相，车上的人都低着头不吱声，到站我俩就买了火车票安全的回家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在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很多人听到了都低头走，不敢抬头望我，唯有一个男士五十多岁的样子，他在我面前走，他回过头笑笑的望着我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听了很感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本市到一个学员家去，邪恶之徒正在抄他的家，我碰上了，就把我抓了，送到了派出所，几个小时后勒索我孩子交五千元，最后只交了五十元我就回家了。因为我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来时，我知道邪党要干什么，它的名字就叫共产党，要把别人的财产都共到它们家去。我就跟孩子们说，你们要有准备，恶党坏人要把我和你爸如何，你们没有我的话不能拿一分钱给它们，千万不能滋养它们。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评》发表，我看了后，真是太好了，实在、准确，但我知道邪党还有很多作恶的事，比如我有一个朋友说北方“解放”的时候，把地主排成队跪下，叫村民一家提一壶开水倒在地主的头上，把一个个的地主活活的烫死，说是节约子弹；南方的整地主是：邪党叫农村的民兵在地上挖一个很深的洞，叫地主站着活埋到心前，一埋很多天，要地主说出他们的金、银放在哪里。地主本来就没有金银了，已经被他们没收了。我是农村出生的，我亲眼见到，当时我家也是被划成所谓的地主，其实我家什么都没有，只是我父亲在国民党当了几年保长，我爷爷是个修佛的，也被邪党整死了。
回头再说我讲真相、劝三退，我在二零零五年三月，首先叫我自家的子孙十几人退去了邪党的一切组织，然后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同事，能退的都退了，还有个别的不退。我有一个家乡同修，我们不在一个省，我给他一本宝书《转法轮》，他九年时间弘扬大法，现在发展到有十多个省大城市，有几万人在学法、在修炼。又由这位同修的一本《九评》，发展到他们每人一本，都是由他们自己拿钱，自己找常人印刷厂印的。他们也遍地开花印《九评》、发《九评》，很自然的人传人、亲传亲、友传友，他们当中有很多在当官的，三退的非常多。他们经我手发出的三退名单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止就有三万零八百八十六人。
我心性没守住，起欢喜心，尤其是从二零零七年到现在，看见有这么多人得法了，这么多人三退了、得救了，尤其是我和他们是配合的，我没有修住口，跟个别学员说了一点，只说了一点，马上就被邪魔钻了空子，说七说八。我马上也意识到了，不能起欢喜心，要修口。我明知道是师父慈悲，师父在推進这件事，要那些有缘的人来得法，来三退，不是我们想做能做的了的。
我要好好听师父的话，我要学好法，我要时时保持头脑清醒，理智的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
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