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见证(图)

专访“四•二五”事件当事人张玉敏女士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被海外学者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公义的坚守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同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罗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四•二五”和平上访被歪曲成 “围攻中南海”,被当作镇压的主要借口。

在“四•二五”事件九周年之际,忆往事,上访当事人张玉敏女士百感交集。让我们跟她一起回溯那段不平凡的历程,去探索事件的真相。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四•二五”的起因和您的经历?

张玉敏女士:九二年李洪志师父开始传法,通过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在中国迅猛发展。这引起了当时独裁者的恐慌,早在九六年,江罗集团就用《光明日报》对法轮功进行舆论攻击了;九八年七月公安部内定法轮功为“×教”,派特务打入收集“罪证”,用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没收私有财产……到九九年,据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报道,仅大陆就有七千万到一亿人学炼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打压也随之升级,终于由天津防暴警察殴打及抓捕法轮功学员,引发了“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

四月二十四,我们去炼功点炼功时就听说天津的学员被抓了四、五十个,当时大家就觉的这么好的功法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可能政府不清楚怎么回事,大家决定去信访办上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当时在光明日报当编辑的女儿,还有七、八个楼里的老阿姨一起去了。大概六点多,我们就到了府右街。后来人越聚越多,在我附近有一个残疾人同修,骑着助力车去转了一圈,他回来说估计有五、六万人。站在我附近的同修,有河北的,还有东北来的,他们说还有很多人在半路上就被公安给截回去了。

那么多的人,可秩序却是出奇的好,没有嚷嚷,没有喧哗,大家都在街边人行道上有秩序的静静的待着。前头站着的是一排年轻同修,在那儿静静的学法,我们老年的就在后头坐着炼功。一开始有人站在盲人道上,后来大家把盲人道都让出来,车辆、行人行走一点都不受影响的。当时是公安自己戒严,不让车辆通行的。后来镇压法轮功时,媒体说学员“围攻”、“影响交通”什么的,全是造谣。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刚开始,警察见来了那么多人,如临大敌似的,三、五步远就站一个。我们就和和气气的跟他们聊天,讲我们炼功身心受益的事,讲我们为什么来。他们开始对我们挺严厉的,后来被这群人的自律、宁静与祥和给感动了,变得越来越客气。当时他们没带吃的,我们带着水什么的,就匀给他们,他们推辞不要,过了一会他们的东西被运来了,还要给我们吃,跟我们“大姐长、大姐短”的。


在一旁闲聊的警察

而且同修之间特别的亲切,甭管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岁数大的、年纪小的,在那儿虽然谁也不认识谁,大家都互相礼让着。那天天空出现了漫天的法轮的奇景,大家看见了很激动,禁不住鼓掌,欢呼,后面就有同修提醒:“不要嚷!不要嚷!”那时候人人都是负责人,都在自觉维护秩序。

附近居民家的厕所排队排的很长,可厕所保持的特干净,没有一点脏东西。有同修拿塑胶袋手拾垃圾,大家都很自觉的把垃圾处理好,连警察抽烟的烟头都捡起来……府右街的居民都觉得这些人真好,从没见过这么秩序好的上访的。

中午时分吧,朱镕基接见了我们五位学员代表,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小区的同修,一位老太太,叫刘正荣。一直到了大约晚上九点钟,代表回来了,说总理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抓的学员,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告诉大家要有意见可向各地信访办反映,大家觉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也就离开了。说走还真是神速,“哗”就撤没了,地上连个纸片都没留下。

当时在那里就感到有说不出的纯净,那种慈悲、祥和的场面,谁在那儿都会被感染的,我也说不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说起来都忍不住落泪,真是记忆犹新哪!大家都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人不能不佩服!

记者:有人说,共产党说不好,叫你们不炼,你们就别炼了嘛!为什么你们不肯放弃呢?象您本人,修炼给您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法轮功究竟有什么好处,让您不能把他放下?

张玉敏女士:我身体比修炼前好了就不用说了,从心灵提升方面来说,也是显著的。比如,我退休后,做点汽车配件小生意。有几次,我本来是进十件货,上家给我了二十件,两种配件都多给了十件,值四、五百块钱吧,跟把货卖得的利润差不多。当时我就让女婿给送回去了。说实在的,他们平时常坑我,我修炼后把利看得淡了,也不太跟他们计较了。我要不炼功,平时你坑我,今天好不容易你给送上门来了,我是不退的!现在修炼了,懂得了“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的道理,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能要!

一次我买了五斤肉,八块钱一斤,回家一过秤,他给了我六斤。唉,平时都是他们缺斤少两的,今天倒多出来了,这夏天大中午的,天挺热的,我还得给他送钱去。回到肉店,那个小伙子像很怕似的,老板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给少了呢,我跟老板解释说没事儿,可能这孩子没听清我要多少,给多了一斤,我怕他挨批,就给送钱来了。老板直说难得今天遇到好人!

象我家老头骑着车,带着孩子,让车从前头给撞了,爷儿俩给撞到马路牙子上,旁边的人都说:“可不能让他(汽车司机)走,可不能让他走!”我家老头说,走吧,没事儿。车都撞歪了,他倒说没事儿!

这些点滴的事儿,数不胜数的,同修里头多了,因为大家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标准,就不会再去做错事了,这么好的功法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我们就觉得,人啊,以前不明白该怎么活,修炼以后都知道了,如果不让修炼了,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有人说,法轮功不是讲“忍”吗?你们“四•二五”去上访是不是“不忍”?

张玉敏女士:我们当时就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二是给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我们争取的不过是一个修炼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

师父教我们的是“真善忍”,那我们就应该实践这个“真善忍”。共产党用所有的宣传机器来诬陷大法,我们只是靠着我们一张嘴讲真话,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这是在实践“真”;让大家明白是非,能有好的未来,这是修炼人的大“善”;从“四•二五”开始,我们放下私家利益,忍受个人痛苦,去抵制迫害,坚持正义,坚持做好人,不向强权妥协,这是真“忍”。放弃原则,保全自己,不是“忍”,是苟且偷生。

如果“四•二五”发生在国外,别人会想,真该好好了解民情了,要不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政府就该体察民情,你不是叫“人民”政府吗?你不是设“信访办”听老百姓的声音吗?你反过来把信访办当成“抓人办”,还说别人“不忍”。

记者:你经历过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当时你们去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什么顾虑?有没有担心共产党找你们秋后算帐啊?

张玉敏女士:我是过来人,见多了共产党整人的惨剧,但是去上访还真没有丝毫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只是要求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权利,堂堂正正的。

记得九八年五月十九日,去北京电视台向他们反映情况那次,大家坐在院子里时,有人在给大家录像,就有人提出来不许录像。当时我坐在凳子上,前面同修坐在地上,那当然就显得我高了,是吧?那时我心里就想,我得坐得端端正正的,你爱怎么录怎么录,你就是把我抓进监狱,我还这么端正坐着,当时心里挺正的,大法弟子就这样。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这些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