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九八年春天开始修炼大法。炼功后头痛、胃病、体弱无力等所有的身体不适全没有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每天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婆婆也高兴的直夸大法好。可是，江泽民不让我们做好人，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对法轮功实施残酷的镇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依照宪法赋予公民上访的权利，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结果被天安门派出所非法关押。后转至驻京办，用手铐将五人连铐一起，并被勒索五十元钱。接着被送至平山县公安局。在公安局，政保股长封庆芳、胡月涛把我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抢去，非法审问并用又宽又厚的尺子打我的头，直打的我头昏脑胀眼冒金星，他们还污蔑、谩骂大法和师父，把我非法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期间，因为我炼功而被戴上手铐、脚镣一个月，最后向家人勒索二千元钱（没有任何收据）后释放，完全是土匪绑票的行径。我明白了在中国根本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再次进京为大法鸣冤，在天安门被抓后，送至平山县驻京办事处，后被封庆芳和田明月（男、五十岁左右、本县马冢村人，现任三汲乡邪党书记）绑架至县公安局，在公安局进行非法审问，期间封庆芳用手指弹我的前额，直到被打起一个如鸡蛋似的大包。恶人踩住我的头发，戴着背铐用力往上提，我的两个胳膊犹如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因我拒绝恶人的一切要求，将我送看守所非法关押二个半月后释放。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我再一次进京，为大法鸣冤，十六日在北京永定门车站，被派出所恶警问及姓名，因我不报姓名，当场被恶警打的嘴角流血。后送至平山驻京办，在驻京办被手铐铐了一天一夜，十七日绑架至县公安局。公安局封庆芳对我恨之入骨，找了一根乒乓球一般粗的木棍狠狠的毒打我一顿，然后把我铐在楼道里一天一夜，期间不让吃饭、喝水、上厕所，十八日送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绝食抗议迫害，遭到所长李国平和恶警温风山等四、五个人强行多次野蛮灌食，经常满嘴是血，牙齿也被撬掉，并把我关在铁笼子里一天一夜。绝食十天后我身体极度虚弱，他们害怕担责任将我释放。
其实，这时平山公安已经非法要将我劳教一年，只是因为我身体虚弱不敢送。回家后，三汲乡政府派贾彦龙（男，三十多岁，现住平山燃料公司宿舍楼）、王建利等三人轮流看管，限制人身自由。只等身体恢复后再迫害。九月二十九日我正在地里干活，副乡长安明亮（男、五十岁左右，本县两河乡西庙头村人，现已调南甸镇政府工作）的带领五、六个人将我强行绑架，送至县公安局。当天下午封庆芳把我送石家庄市劳教所四大队。
在四大队因为炼功，被恶警刘玉英踩住头发使劲往床栏上撞。用警棍电击，还经常指使犯人毒打我，经常被打得腿脚发青发紫。最严重的一次是两名犯人把我拽到办公室，科长程X用根警棍把我两腿打的成了黑紫色，当场晕倒在地，直到回家后两大腿的肌肉还是一个一个的硬疙瘩。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恶警们搞升旗仪式，在邪党旗下搞宣誓，我不宣誓，我背《论语》。恶警们立刻象炸了营一样，指使犯人把我连拽带拖的弄到屋里锁了起来。半年后，又把我转到三大队，恶警们让我穿劳教服，我拒绝，孔繁运和四个恶警用绳子在我的头上乱打。为逼迫我放弃信仰，让我蹲马步、站墙根。有一个姓高的恶警在我的胳膊上乱掐，用高压电棍电击，把我铐在暖气上七天七夜不让睡觉。因我拒不配合恶人们的要求，中队长张学明气急败坏的亲自上阵，用手抓着我的头发，恶狠狠的在地上乱撞，头发被揪掉的满地都是，还用手狠狠的打我的脸，足足折磨了我有三个小时，直至脸都被打得肿起很高，两眼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也累得无力再打了才罢休。我被延期二个月，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释放。
回家后，三汲乡政府仍然派贾彦龙等人不断骚扰，使我无法正常的生活。在二零零三年夏天，副乡长安明亮一伙恶人又把我绑架到县金属镁厂洗脑班。在洗脑班因炼功，六一零主任王根廷指使他的司机把我毒打一顿，并铐在树上。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一开始就绝食抗议，二十多天后身体便只剩下皮包骨，后被送县医院用手铐铐在床上输液，灌食，给我插又粗又硬的胃管，喉咙疼痛难忍，苦不堪言。当时液体就输不进去，食物也灌不下去，灌下去的又全部吐出来。吓的他们将我送回了家。
回家后，三汲乡政府依然派人监视我，等我的身体渐渐好转后，副乡长安明亮伙同三汲派出所史金波（本县两河乡两河村人）勾结县六一零副主任侯聪利等，共七人将我绑架到臭名远扬的河北省洗脑班。在那里三汲乡政府派杨丽芳、李才平、新平三个人轮流看管。一进洗脑班，恶警们开始让邪悟者李林平、李静丽等强行洗脑，我不配合他们并绝食抗议。恶人们就每天给我灌食、输液，把我当成了实习医生的试验品。二十多天两只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他们强行按住我的嘴，我喘不上气来，呕吐不止，孔繁运气急败坏的掐住我的腮帮子说：“给我狠狠的灌！”因为我不配合，呕吐物流满全身，气味难闻。不几天头上、身上长了虱子。在被灌食、输液的同时，他们还打我。在省洗脑班一个月，乡政府要交四千元的所谓“转化费”，乡政府也觉得吃亏，洗脑班也觉得“转化”不了，只好将我释放回家。
回家后依然不能过正常的生活，依然对我看管和监视，失去人身自由，家人也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当时我婆婆已经七十多岁，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最小的仅六岁，他们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可想而知。这就是江泽民宣扬的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这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在安明亮、徐秀英、的带领下，共三十余人又来抓我，因当天适逢公爹周年，客人众多，邪恶害怕引起众怒没敢下手，而是派了几个人在家门口盯着，企图等客人走后再抓。为此，我乘他们不注意走脱。等恶人发现我不见了，顿时惊慌失措，动用了几十个人天天在我家附近和亲戚家找我。从此，我被中共政府人员迫害得流离失所，使一个弱女子有家不能回。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信仰“真、善、忍”。我失去了本该有的一切，身为儿媳不能侍奉七十多岁的婆母，身为母亲不能抚养三个幼小的女儿。为捍卫真理，我又一次选择了进京为大法鸣冤。在天安门广场，恶警抢走了我的横幅，抓至广场派出所，因不报姓名，而被恶警用警棍、皮鞋打了两天两夜，两腿被打成黑紫色后送西城看守所。因绝食，西城看守所所长和指导员邓红指使多名犯人把我铐在床上，所长踩住我的头发，打我的头，强行灌食，嘴和鼻子经常出血。有一次，医生在我满是针眼的胳膊上输液，因为扎不进去针，她就把四瓶液体从胃管里灌进去，撑的我比死还难受。因我拔掉胃管，恶警就指使犯人们多次打我的头和脸。五十多天，每天灌食和输液时就把我铐在床上动不了。因扎针胳膊都成了黑紫色。
二零零四年 二月，我被送到臭名昭著的保定高阳劳教所，在高阳劳教所四、五个恶警轮流值班，让犯人监视着我七天七夜不让睡觉。每天灌食，灌食量极大，撑的我经常呕吐。因为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恶警们把我送至专门的用刑室，室内挂满了诽谤师父的肮脏画像。他们谩骂师父和大法。四个恶警像踢皮球一样的把我推来踢去，后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全身，甚至两腿和脚被电击成焦糊状，还用皮鞋打我的脸。其中有一个姓杨的队长威胁说：再不配合，我们就用钉子钉你的脚。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三日，我被送至平山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封庆芳非法将我劳教三年。非法关押十七天后，把我送石家庄市劳教所五大队，在那里恶警们对我采用车轮战术，八个人轮流看着我，十五天不让睡觉。后来恶警们又用手铐把我铐在两个床中间，呈大字状铐了五天五夜，两腿和两脚肿的特粗。恶警齐红红（平山县平山镇洪子店人）见达不到目地，丧心病狂的象疯了一样的对我谩骂、暴打，直打的我两耳轰鸣，眼冒金星。两个月后，又把我转到了四大队。因为我炼功被恶警刘秀敏毒打多次，我多次绝食抗议，他们就灌食，直到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回家。
回家后，三汲乡政府依然派谷红肖（本乡一般工作人员，同一村人）对我监视，一直到现在。
我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开始上访至二零零七年三月共计二千六百多天，其中有近一千七百八十多天是在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黑窝中或是流离失所中度过的，且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我坚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坚信“真、善、忍”。
我把自己受迫害的事实揭露出来，没有仇恨，只是告诉人们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唤醒人们的良知，共同制止这场对宇宙真理的践踏，使你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在此，我也告诉所有迫害过法轮功的人，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你是被江泽民当枪使了。我们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没有仇恨，我们只是揭露迫害事实，讲真相救人，当然也包括救度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停止作恶，诚心向法轮功学员赔礼道歉，弥补给大法造成的一切损失，赎回自己的未来。
愿父老乡亲们都明白真相，拥有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