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抢走电脑、打印机和大法书籍，我上前阻止说：“这电脑、打印机是我丈夫工作用的，你们不许拿”。我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同时给他们讲真相，指出这样做是迫害好人，有罪呀！其中一人说就这些东西就够给她判刑了，不用再翻了。然后他们强行把我拉到双城市站前派出所。
天黑了，两名干警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审问，其中一名叫李波的干警，三十多岁，审我时放肆地把自己的腿放在桌子上，身子靠椅子上，一副流氓相，并且一会骂老师、骂大法，一会跟我大喊大叫，我仍然本着善心给他讲真相，可是他听不进去，还继续骂。现在得知其父李贵峰，五十多岁，2007年得癌症死亡。
他们强迫让我承认从我家拿来的这些东西。他们还想在电脑上做文章，可是电脑上没有法轮功真相材料，他们不相信还吓唬我说：“你爱人一定因为你受牵连。”我告诉他们：我一人炼功全家受益，这是好事，家人受到迫害也是你们给造成的。我跟他们讲，自从1996年我开始炼法轮功，原来患有急性气管炎和妇科病及皮肤病都不治自愈。现在大法洪传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法轮功受到全世界关注，现在唯独中国反对。他们阻止不让我说，审问我半宿。
他们给我施以酷刑—坐老虎凳，并把手绑上，七、八人看着，直到第二天七点多钟，把我送到双城第二看守所。所长金婉智值班，她亲自搜身，搜走我的法轮章。我去后就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
第五天，所长金婉智指挥指导员刘××带领几名恶警强制把我拉到双城市市医院门诊部灌食。因我不配合，刘××硬拽着我手上的手铐把我从车上拖到地上，从地上又拖回屋，手脖子勒出了血，现在还有伤疤呢！把我拖到屋里后，我大喊：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要强行灌食，法轮大法好！恶警连踢带打，不让周围人围观，把我推到一个没人的屋子里，五、六个人按着强行插管灌食。没等灌完，我就吐一床一地，恶警气急败坏的说：“管子不拔，回去后一小时一灌。”回去后，把我单独铐在一间屋里的窗栏杆上，我只能一个姿势。我恶心老想吐，他们派一个刑事犯单独看我。当天国保大队办案人杨大洪和刘喜臣又来提审我，逼问我大法资料从哪来的，还逼我写悔过书，我告诉他们我不写，因为修大法是我选择的一条最正的路，我坚修到底，因我吐一地，他们无法审下去，气走了。
12月中旬的一天，国保大队来两人把大法弟子周英奇拉到偏僻的野外，门牌是《哈市公安厅26处》审了2宿3天。她的眼睛始终被蒙着，让她坐老虎凳折磨她，晚上不让她睡觉，对她进行残酷的迫害。
我绝食7天，之后国保大队办案人杨大洪和刘喜臣又来提审我，整天折腾我，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反而用粗鲁的语言挖苦我，还骂老师、骂大法。我下午回监室肚子就疼，越来痛的越严重，到晚上只能撅着并且忍不住的直哼哼。第二天下午，不法人员怕出事，才给我家打电话。我家来两车人，所长说来人太多，是不是抢人呢！来人多还不许见，他们只好回去了。刚到家，我丈夫又接到电话说人不行了，赶快来一个人。只好我丈夫一人来，要求送我上医院，因为没别的办法。到市医院采血诊断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我拒绝，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9年了，没吃过药、打过针，我现在这样是看守所迫害的，放我回家不用手术就会好，他们强行把我推入手术台。等下手术台，我听大夫跟家人（当时看守所女副所长在场）说：阑尾已穿孔，已经耽误了，如果再晚一会儿手术就更麻烦了。
在住院的七天里，干警每天两人看着我，国保大队也亲自来人看，我家还要负责干警的吃喝。公安局副局长张国富晚上去医院多趟，他还叮嘱恶警看好我，让恶警晚上给我戴手铐。
我丈夫以为能保外就医，就想花钱保我出去，结果他在双城公安局、国保大队、市委、哈尔滨公安局等处找人，花了很多钱，收钱的人欺骗我丈夫说肯定放人，结果把我又送到哈市公安医院了。我丈夫气愤的说：“公检法的人真能骗人呀！对好人都这样不择手段迫害，这社会完了。”当时我家开的粮店关门了，孩子和丈夫因着急上火也得病了，孩子得了肺炎，丈夫得了胆结石，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美好家庭被迫害到如此惨状。
哈尔滨公安医院就是监狱。他们每天收床费70元，还强制给我打针，药特别贵，在这呆一个月花了近6000元钱。双城看守所曾两次来人接我送去劳教所，因刀口没恢复好，第一次拒收，第二次也就是2006年2月26日，邪恶把我和周英奇一起投到原万家劳教所（现搬到前进劳教所），当时检查身体时，周英奇高压180，我做心电结果是心律不齐，身体非常虚弱。我俩都不符合劳教标准，那里开始拒收，但送我们去的双城看守所恶警郭××、指导员刘××，把我和周英奇撵到走廊，他们单独和万家医院大夫协商，不知花了多少钱硬把我俩送进去。我被邪恶非法教养2年，周英奇被非法教养3年。
双城市所有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都和双城看守所金婉智有直接关系。看守所恶警在金婉智的指挥下，采用花钱买关系的邪恶伎俩硬送大法弟子到邪恶的黑窝劳教所，然后推卸责任，导致无数家庭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