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邪党监狱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我曾有一个幸福的家。我和丈夫是做生意的,因每天忙于干活,我身体一直不好,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颈椎、心脏、脚部都有毛病。但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各种毛病都好了,从此不打针不吃药,精神也好,生意上也一帆风顺。

美满家庭被邪党拆散

可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本溪市北地派出所副所长张庆满带人开始在我家附近长期蹲坑,他们每天拿照相机拍照,把每天去我家的人全部照下来。一天早晨三点多钟,几个恶警破门而入,没出示任何证件,满屋搜查,把师父的法像、大法书全部搜走,还搜走我家的录音机、床罩、两匹布、香炉等,我在柜里放的钱包也被搜走了。有个警察还想拿金戒指,我丈夫非常气愤的说:“你放那儿,那是我的。”恶警一愣,没敢动。

我问警察为什么抄我的家,他们说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很不理解,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并且我做任何事情都是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去做事,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抓我。

我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无辜被抓走的,想不开,从此每天在气愤中喝酒,导致神智不清,不能正常生活。我被抓走那年,儿子才13岁,正是需要母亲照顾的时期,孩子在上学时因付不起学费而退学,我的公公婆婆听说生活困难的街委应给照顾,便去找街委主任。街委主任却说:“你儿媳妇是炼法轮功的,不管。”我的一个美满的家庭被邪党这样的给拆散了。

北地派出所恶行

恶警把我抓到北地派出所,一次次非法提审我,我就跟他们讲;“我们所有修炼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其中有个恶警说:“人家烦不烦你们,门缝哪都是资料。”我说:“那都是为了救度世人,让每个人都知道真相,让每个人都能够得救,做资料的钱都是法轮功学员省下来的生活费,我们每天吃的粗茶淡饭,为的是救度世人。”他们不准我再说话,并且他们让我说出其他同修的名字,我说不知道,恶警把我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用手铐铐在一根铁管上,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用这种难受的姿势从早晨一直铐到晚上十点多钟,他们知道也问不出来什么,最后把我押到白楼看守所。

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警察还在我家附近蹲坑,据副所长张庆满自己说他们在我家对面蹲坑好几个月,连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抓来说是我的同修。先后绑架了好几个,无论我怎么说不认识,恶警还是判了三个人。

在看守所,恶警每天逼我们做奴工,定额很多,是做葬花,只干活不许炼功,我想我炼功没错,所以我就炼功。警察看见我炼功,便破口大骂,我用慈悲的目光看他,没有恨心。

我因无辜被抓,不让炼功,进行一个多月的绝食,恶警管教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我,把我的手用手铐铐在铁床上,脚用脚镣铐在床上,管教给我打吊瓶时,说找不到血管故意使劲打我的手腕,打得我两只手不好使。恶警并给我下最粗的食管折磨我,看我难受他们还非常高兴。有一次恶警将我从看守所送往医院时,铐我的脚镣没有拿,所长杨某让管教打出租车回看守所去取,车费让我自己拿。当时医院有很多围观的市民,恶警张某用轻蔑和嘲笑的语言对市民高喊:“你们看,这就是炼法轮功的精神病,还想当英雄。”

我绝食一个多月,瘦得皮包骨,我原来1米6的个儿,150斤,那时只剩几十斤了,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医院那位老大夫看我可怜,出于同情,对管教说:“她病的挺重,有生命危险,最好让家里拿点钱把她领回家算了。”管教凶狠的说不行,说我是主谋,死也死在看守所。

被非法判刑五年

我被非法判刑五年。邪党公检法在看守所给我下判决时,根本没通知家属,只北地派出所来一个警察。我拒绝签字,一所谓的检察官霸气十足的说:“你签不签无所谓,你签也判你五年,不签也判你五年。”在法制社会里,竟这么黑暗,现在的法律是有两个人作证就是事实成立,也不管任何事情是真是假,是对是错,执法人员目无法纪,一手遮天,不亲眼目睹谁也不相信,邪恶党就是这样迫害老百姓。

恶警管教向上级反映,提议尽早把我单独关进监狱,看守所就把我押到沈阳大北监狱,也就是现在的女子监狱城。大北监狱负责接收的医生、队长看到我的身体虚弱,有生命危险,坚决不收。我又被押回看守所。可没多长时间,看守所又把我劫持到监狱。第二次被劫持到监狱时,是把我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劫持去的。那天刚出号门,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响亮的声音回荡在白楼看守所的上空。恶警不知道怎么才好,便破口大骂我们。监狱负责接收的还是原来的那个队长,可这次其态度和上次大不一样,看到看守所恶警非常热情,说:“我早就等你们呢。”后据看守所内部的人说,看守所恶警请监狱队长吃饭、送礼,所以把我收进大北监狱。监狱医生体检时说我病的太重不收,接收队长冷冷的说:不行也得让她在这里蹲着,也不放她。

在大北监狱遭残酷迫害

刚到监狱,恶警就直接把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关到各大队。我因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绝食时间长,手里拎着行李,走路都得使出浑身力气,自己觉得随时有晕倒的可能,可身后的科长李红却吼叫道:“你快点走。”

进了牢房,管事犯人一见着我便吼道:“面壁站着。”站了半天,我心想怎么应对即将来临的一切。这时从楼上下来大队武力科长,手里拎个电棍,见我新来的,故意举起电棍打向楼梯的金属扶手上,火花迸出多老高。我知道这是给我个“下马威”。恶警又非法提审我,要求我不准炼功,不许传法,还要求进门之前先喊“报告”,我心存大法,发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见我不签字,不服从,便开始对我大打出手。

接下来的日子,开始超长时间的劳役,一昼夜下来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伙食又不好,没有时间休息,我又开始绝食反迫害,对抗超长时间劳役,恶警队长强行把我拉去医院给我打针,我没病,坚决不打针。几名恶警、犯人、医生把我强行按在床上,把我手脚都绑在床上,命令四个犯人轮班看守。那时正是沈阳一、二月份最冷的天气,人穿棉衣棉裤都很冷,可是有一个叫张圆圆的犯人丧心病狂的用剪子剪了我的棉衣棉裤,一边剪一边用讽刺的口气说:你们看死人才这样剪衣服。她剪到衬衣衬裤,最后连内衣内裤都剪了。他们还把门和窗户都打开冻我,并且强行给我下胃管和尿管。张圆圆每天抽我的血,她用最粗的胃管给我灌玉米面,灌的直从鼻子往外淌。一碗玉米面里她放了很多盐,连和她同伙的刘世英都说:“你也太狠了,放那么多盐。”

警察利用张圆圆给我下尿管时用最毒辣的手段使我小便没有知觉,还流血不止,那时我的身体躺在尿和血中,恶警和犯人利用最流氓的手段百般折磨我,我的身体备受煎熬,那时我的牙龈没有了,只有牙往外支着,脑袋像骷髅头,谁看见都害怕,起床时两个人扶都扶不起来。

那时,我的心脏特别疼,不能翻身,医生多次确诊是心肌严重缺血,大脑供血不足。

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同寝室的一群犯人毒打。那位同修原来就确诊是胃癌,吃不了东西,恶警和犯人说是装的,将她毒打致躺在水泥地上。我实在看不过去,站出来制止。第二天出工时,那几个犯人向恶警打小报告,说我多管闲事,恶警副科长李红和队长张侠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进办公室前报告,我站在办公室外不报告,我不承认我是犯人,于是他俩连推带打把我推进屋,拿起电棍就电我。

女法轮功学员李希云被迫害

我看到女法轮功学员李希云,她非常善良。据说她没有丈夫,有两个儿子,生活很困难,儿子给存点钱她自己舍不得吃,给其他困难的关押人员买吃的。因为疲劳过度,一天早晨她心脏病突发,眼看呼吸困难,犯人还把她背到车间干活的地方。姓孙的警察和管事犯人都说她是装的,毫不在乎的把她扔到一个大铁板车上。当恶警看她昏迷了,才把她送到医院,医院里的警察和医生假惺惺的说:“给她办保外就医。”

我在监狱中也接触了不少犯人,当她们知道真相后,唯一的感叹是:“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得法轮大法,早点得法也不至于走向犯罪道路,如果象你们因为修炼进监狱也值啊!”

有一天,我对一警察说,希望她能善待法轮功学员,劝告她家人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好”就能得救,她非常高兴,并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一定会做好家人的工作。

都说监狱里太黑暗,其实警察也真可怜,她们的角色是替罪羊,她们拿人不当人,被关押人员叫苦连天。一次恶警扬言:“我就是流氓警察了,爱哪告哪告。”队长杜某告诉管事犯人说:“你不打人,就打你。”

恶警们在肉体、精神、经济上百般折磨关押人员,巴望关押人员象机器人一样拼命的干活,把关押人员每一滴血都换成钱,供他们享乐。车间里打骂声连续不断,关押人员忙碌干活时都能睡着觉,自杀的事情也屡屡发生。吃的玉米面都是发霉的,菜里没有油,还脏兮兮的。经济上,恶警也不择手段的榨取。我嫂子探望我时,恶警说我有病需要钱,骗走了300元。恶警还不让家属带东西,必须在监狱商店里买。他们卖的东西价格比外面高几倍,关押人员都称监狱是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