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师父的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二十五岁那年,我的身体和精神处于极度衰弱的时候,幸遇法轮大法,当我看到“真、善、忍”三个字内心一震,层层层层心房的门被震开了,那种灵魂深处震撼的感觉不可言表。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十二年过去了,特别是八年的正法路上,多少风风雨雨、生死关头都没有改变我的心,那颗对师对法坚如磐石的心;也改变不了我的心境,得法后那种安稳而幸福的感觉。虽然我没有见过师父,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位伟大的师父,何所惧也。

一、师父的加持让我闯过了一难又一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迫害开始,空气中弥漫了血腥和恐怖。家人非常害怕,要我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恶毒谎言放弃修炼;「六一零」胁迫公安三天两头到我单位“了解情况”,逼迫我交书,写保证;在公共场所炼功随时都会被绑架。

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清白、师父清白。因为迫害指令来自于北京中共中央,只有到北京信访办反映真实情况,事情才有可能发生转机。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诚心的说服家人,要到北京上访。大法洪大的慈悲感化了固执而害怕的丈夫,他居然答应了并多拿些吃的食物让我带着。当我跨出家门的时候,我觉的一身轻飘飘的,我悟到放下名、利、情时,身体很舒服。

一同修的妻子举报了我们,我们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遭到当地公安的绑架。因为修炼大法,外表柔弱的我一身正气,走到哪真相讲到哪,看守所里的犯人很照顾我,我没有象其他犯人一样遭受殴打。

晚上我照样起来炼功,老鼠穿梭不停、叽叽喳喳的叫,时而跑过来啃我的脚趾头;值班的干警厉声的呵斥;巡逻的小武警用枪来吓唬我。我平静的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受益于大法的,我有锻炼身体的权利,大法是被冤枉的。

二十天后,另二位被公安勒索了四千和五千元钱,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了,公安也胁迫我家人拿钱来,否则不放人。我悟到:我没有犯法,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正的,应该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符合贿赂、黑箱交易这种败坏的理?我跟师父说希望家人知道我的心意,不能纵容他们犯罪,敲诈好人的钱来迫害好人。公安不甘心,提审时,唆使我打电话要钱,我智慧的揭穿公安的阴谋,告诉家人不要担心我。

第三十一天,我被释放,在看守所办公室,公安要我在所谓的“取保候审”单上签名,我说:“如果是拿钱买的,我不回去。”回头拿着被盖准备往回走。周围的人都很着急,丈夫踢了我一脚说,不是这样的。回家的路上,丈夫掏出存折和满口袋的钱告诉我,这一天是怎样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的,如果还不放我,就准备花钱了,别人被放出去的时候象飞一样,而我却……。我笑了,深深体悟如果我们走的正,师父会帮我们。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长假,我们六人坐汽车绕道终于到了北京。我们打听信访办的地址,可是信访办的牌子都摘了,卖杂货的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抓法轮功,一车又一车,两边街道排的很长。三天过去了,有三人支持不住回家了,我们三人一致认为到北京来就是要证实大法。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人们悠闲的游览,交谈,休息……我闭上眼睛,盘上双腿,仿佛一切都凝固了,只剩下美妙而殊胜的神通加持法。两个警察把我架起丢進警车,周围围满了游客,继而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在广场前门派出所我见到了很多大法弟子,然后一波一波被各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带走了。我拒绝回答姓名和地址,我来的目地是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归还我们炼功的自由。我不希望家人和单位受到无辜牵连。凶神恶煞的警察给我上“背铐”(背宝剑似的一种残忍的手铐方法)。还要我仰起头,马步站桩站好。恶警用脚踏在我的大腿上,不停的摇晃着我的双臂,越摇手铐越卡紧;时不时对着我的胸部左一拳,右一拳。门外進来的一恶警咬牙切齿的给我一个“飞毛腿”,另一个点一支烟塞在我鼻孔里。我无怨无恨,始终保持修炼者慈悲的胸襟。烟熏的我眼泪直冒,剧烈的疼痛使我头昏目眩,大汗淋漓。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心想哪怕手铐松一点点都好。我心里一遍遍的念着,“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我不觉的疼痛了,身体飘飘渺渺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的时候,手铐已经被打开,一个善良的警察要我不停的活动五个手指,不然会残废的。后来左手大拇指三,四个月才完全恢复知觉。第三天,恶警又准备用刑,一丝后怕的感觉在我心里闪过,警察大概知道我是湖南的,因为我的同伴已经说了。(后来悟到我还是希望自己吃苦解了这次魔难,没有意识到迫害本来不应该存在。)

我第二次被非法投進市看守所,两间女号关了十三位大法学员。我们默写,背诵《转法轮》、《精進要旨》和《洪吟》,大部份犯人和我们一起炼功。一个月后突然传来丈夫要求离婚的起诉书,回忆和丈夫在一起的往事种种,凄切和忧郁就会萦绕在心头,而且这种物质经常向我袭来,欲罢不能。一天师父的一段讲法浮现脑海,是呀,我还在留恋过去美好生活,心里想着它。

我坦然的走向法庭,讲述着我是如何用“真、善、忍”的准则对待家人,对待工作、对待社会的。如果丈夫要离婚,都是因为家人无法承受这场迫害造成的,而我是不可能放弃修炼的。在场的人转变了态度,露出钦佩、亲切的笑容。法庭没有判我们离婚,六十六天后我被无罪释放,但单位因为我坚持修炼受到了牵连,无理开除了我的工作。

回来后,我又开始向各级政府部门写信,向世人寄真相资料。一次,我在十字路口邮筒投放了七、八封信,被蹲坑的恶警注意了,市政保股公安怀疑是我,因为我曾经向市委书记写真相信,市委书记下令要安全局调查过。晚上,他们又非法来抄家并把我绑架到政保股办公室提审,我觉的不能这样被非法扣押,深夜三点左右,我从二楼窗口空调铁架攀援到电线上,再跳下来跑到同修家告诉这些情况,然后坐火车到了广州一老年同修家。

我们大量的寄真相信,每天都是上百封。老年同修怕收信人因为各种原因收不到信,造成真相资料的损失,故而坚持要留自己的地址。当向公安局、公安厅、政法委寄信的时候,我悟到这样太危险了,可是同修不听劝告。

我只好到另一同修那里,当晚我们接到了师父的新经文,第二天上午,我返回来送新经文,看到老年同修不停的折叠资料、贴邮票,我忍不住又来帮忙。一个小时后,来了十多个警察非法抄家,我们都被带走。提审时,我用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大法的美好,请他们释放老年同修。一个月后警察找不到任何迫害我的所谓证据,只有当作没有身份证的“三无人员”遣送。

我被遣送到广州收容所中转站,收容所的饭菜质量很差,每天两次十分钟的吃饭、放风时间。我们发现了一间靠边的小屋子里非法关押着七、八个大法学员,还有一个不到九岁的男孩,当时已经十一月份,还穿着夏天的短袖衣衫,原来她们都是到京上访拒绝告诉地址、姓名的,已经三个多月不准洗澡、刷牙,不准离开小屋半步。

我争分夺秒为她们默写经文,利用放风时间告诉她们外面正法的形势。第三天,我要被遣送到下一站。上午,我没有吃饭就跑到那里,看着她们亲切而坚毅的样子,告诉她们师父又出来给我们讲法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头一句是:“久违了!”我哽咽着,久久吐不出这三个字,泪如雨下。

点名的集合铃响了,我还没有说完;第三遍铃响了,我脱下身上的薄毛衣塞给她们,急速冲下来。咆哮的女警当着一百来人的面发疯似的暴打我,我的嘴角鲜血直流,左手小指被打折,半年时间才恢复正常。

从收容所保出来,因为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我回到了家里。丈夫执意要离婚,我不忍心家人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因为办离婚到原单位开证明,暴露了我的行踪,当单位纪委书记向前夫打电话确认我所在地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是我没有离开,只是希望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公安又来非法抄家了,我第四次被绑架到看守所。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越来越多,我们写信向上级领导呼吁,要求无罪释放。他们除了要我们放弃信仰之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临近新年了,我们被迫绝食抗议,他们采取野蛮的灌食,有一个同修被灌到肺里去了。

邪恶越来越猖狂,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一场骇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了人们更大的仇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劳教。看守所只剩下我一个了。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劳教所,这里当时非法关押了五、六百大法学员,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看守所,然而乐观的心态使我无所畏惧。我们天天面临着监视、洗脑、虐待、体罚、手铐、电棒……无休止的车轮战术,每天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有许多学员迷茫了,相信了邪恶的谎言。在最善和最恶的交锋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坚修的大法弟子,她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共同开创环境,讲清真相,传递经文,炼功,发正念,太多太多的事情,可歌可泣啊!在此我不便一一述说。我只想略举两例在魔难中师父是如何呵护弟子的。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送到“转化队”,队里一、两百人都是写了“三书”,被所谓“转化”的。每个房间安插一个坚修者,恶警伙同被“转化”的邪悟者采用各种手段对付坚修者,如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面壁,罚蹲,摔人,剁头,“趴蛇皮”……并宣讲各种要转化的言论,形形色色,没完没了。每转化一个学员哭声一片,掌声不断,唱卡拉OK,高喊《同一首歌》,那种感觉就象唐僧進了妖魔洞。

第八天,她们强迫我原地不动站着,一群人围着我瘙痒,剁什么狐狸头、猪精脚,并用恶毒的语言挖苦、讽刺我,我心中默念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正压百邪”(《转法轮》),“法正乾坤”。我用力挣脱,她们无法得逞。我想:这样凶险的环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但是天地为证,今生我如果背弃师门遭天打雷劈。此念一出,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好象坐在鸡蛋壳里,一动都不能动了。她们害怕了,以为我被整疯了,用手在我眼前使劲的晃,我连眼球都不动了。

定了三个来小时,我想上厕所,抬腿就往外走,她们只有傻傻的跟着。此后她们不敢对我施暴,把我撂在最后一个房间,不准我接触其他学员,怕我帮助同修识破谎言,清醒过来。二十天后我被转到“严管队”。

师父新经文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大法坚不可摧》),我们悟到不应该被非法关押,但是如何彻底否定邪恶还是模糊,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采取绝食抗争。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们在“生产队”的三位同修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七天后,我被强行抬到医务室输液,我想象自己神的一面起来正法就力大无比,邪医把我手脚成“大字形”绑在床上或把我手脚铐在长排木凳上都不能得逞,我不断的拔掉针头,大声揭露恶警手段毒辣,揭露邪医在吊瓶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冬眠灵”和“冬眠一号”使大法弟子变的痴痴呆呆的卑鄙行为。

几天后,邪恶按住我强行灌食,十多个人摁住头、嘴、手,脚、肩膀、胸部、肚子,用削尖的竹筒使劲撬牙关,撬的满头大汗还是不开。队长魔性大发,叫来两个男特警,有一个不参与,另一个发狠的撬了三次也不开,连摁住我的吸毒犯人都不忍心看下去,眼含着泪侧过身。

队长大声训斥,要她们紧紧的压住我。人性全无的特警恶狠狠的说:“我就不信撬不开。”我紧紧咬住牙关,只想着:挺住,挺住,战胜邪恶!牙关没松,可是下颌三颗牙齿被连根拔起来,两颗掉在外面,另一颗和着食物、鲜血灌到胃里。上颌有两颗牙齿也差一点拔掉。出了事故,从上到下的邪恶一边装着和善的面孔道歉,稳住我,一边把我隔离,掩盖罪恶。

我中了邪恶的奸计,二十天后停止了绝食,等我稳定下来,它们又露出狰狞的面孔。象以往一样,虽然大法弟子一直抵制被非法奴役,但还是要和其他劳教人员到生产车间,直到晚上十一时。我开始不配合上车间,她们抬着我去,我就一路高呼:“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到车间大声背《洪吟》,吟唱《普度》、《济世》曲调,我声情并茂的讲述“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其它对大法的恶意造谣;讲述她们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四百人的生产车间一片肃然,很多人在流泪,很多人暗暗竖起大拇指。三天后,我们不用上车间,在寝室可以随意学法、炼功、发正念。

二零零三年三月,邪恶再也关不住我了,近一年后,我终于脱离了魔窟。

二,全力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本地「六一零」要求单位把我接回送到“洗脑班”,单位每天支付九十元的昂贵费用,一个月就是二千七百元。一贯的事实使单位领导看到其实他们跟我一样是受害者,而我在哪里都是讲清真相,揭露邪恶。

二十天后,他们联系我农村的父母,用小车送我回老家,年迈的父母燃放着鞭炮,办了四桌酒席迎接我,为坐牢的女儿办酒席,这在当地是闻所未闻。顺理成章我给席上所有的亲戚送去大法的福音。

在老家一段时间,该讲的真相差不多了,也帮助了一些放弃者树立信心,妈妈、弟弟、弟媳都相继走入修炼之路。我悟到应该给单位领导、同事讲真相了,因为旧势力实施迫害的口号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失”,开除工作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恢复工作,但基点要摆在不是为了恢复工作而恢复工作,而是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世人头脑中邪恶的因素清除了,其它方面也就“无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学法〉)了。

讲真相真是打开一切的金钥匙,事情進展的有些眉目了,而且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主任把中共实施迫害的秘密文件拿给我看,帮我出谋划策。单位上下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几个回合,单位最高领导表态:只要市「六一零」同意,我们就好交待。

我实在不愿意到那里去,转念一想,这不是近距离发正念的好机会吗?出乎意料,我顺利拿到了“同意”字样的证明,单位也很快给我办理了恢复工作的手续,发下岗工资。二零零四年底,单位全部工龄买断,我拿到将近三万元的买断工资。“衣食住行”有了保障,做“三件事”也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

我租了一套房子,做了半年的保险工作,后来跑建材业务,然后又去任教,工作非常自由,除了维持自己简朴的生活外,其它的时间都用在救人上。我把这种看似平凡而又神圣的职责贯穿到我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

发资料,贴不干胶,写真相标语,寄信,面对面讲真相,送大法护身符,有外地同修跟我办事一回,感慨的说:“你们这里讲真相公开化了。”《九评》出来后,我开始劝“三退”。

在二零零五年,除个别外,我知道的亲戚基本上都劝退了,碰上的有缘人我会采用各种方法打开他们的心结,很少遇到难以劝退的,而且我劝退大部份世人愿意用真名。我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没有观念和怕,世人是很乐于接受真相的。师父肯定真相币的作用后,我用出去的钱几乎都写了真相信息;连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在外面做真相。有同修借用师父的话:“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转法轮》),我理解这是师父讲法时告诉这样一个理。但是为了“得到”才“付出”,总有一点不纯的因素。我认为这是做弟子的本份,就好象太阳光普照大地一样,那样自然而然,不求回报。

因为同修的信任,我还担任协调资料点、传递资料,收集材料,撰写稿件的工作。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地一重要上网、资料点被破坏,主要协调人被非法判刑,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事情繁杂,找我的同修多,学法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执着心涌上来――干事心、着急心、争辩心、妒嫉心、怕被冤枉的心等等,和同修也有过各种矛盾和冲突,我相信大法象一炉钢水,这些木头渣儿终究会熔化掉的。

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以前认为要恢复家庭(现在的认识有所改变)。因为邪恶造谣说:你们不要家庭,不要孩子。很多熟人,朋友也说:学大法失去家庭,还要遭受那么多的魔难,我做不到。他们对大法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对弱者的同情,而不是升起敬佩之心。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和另一遭受离婚迫害的同修组织了新家,我们在师父面前约定:结婚的目地不是为了过常人生活,而是要互相帮助、更好的配合做“三件事”。

由于资料点的任务过于繁重,邪恶方方面面的干扰很大,资料点遍地开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懂技术的大法弟子又少,所以我下定决心加入進来。利用婚假,我和丈夫跑到广州买来了电脑,一拖五的刻录机等设备。丈夫懂得电脑的基础知识,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拼音基础扎实,以前学过打字,刻录机也知道使用,这样我们互相补充,资料点马上运转起来。

我们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发邮件,编辑、制作光盘母碟。因为丈夫有固定工作,制作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身上,有一段时间,周末两天就要赶制二千张资料,每个星期还要刻碟,打文章、打大量的“三退”名单发表,还要协调些事情。我忙的没有时间学法、炼功。身体累,心也累,同修不理解就更累。

还是要让更多的同修参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把刻录、打印资料交给愿意做的同修,因为这些技术容易掌握,只是做的时候花点时间。我就做一些难度大,技术性强的事情。

我学电脑的过程很神奇,我并不花时间掌握很多技术,而是当大法需要做什么的时候,发挥自己的特长,试探着做,慢慢摸索一下就自然会了,实在难住了就请师父加持。我学会编辑经文,《明慧周报》地方版、本地小册子、不干胶、大法护身符都是这样的,当然如果写作水平,美学概念有基础就容易些。但是做这些事情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美好、光明、纯正、感动人。

想要说的事情太多。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荣幸,再苦再累也幸福。请师父放心!我会放下执着和观念,稳步走向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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