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俊英自述河南淮阳恶人对她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三日】我叫郝俊英,一九五八年出生,是淮阳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九八年三月,正当我重病缠身、经济陷入困境而走投无路时候,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读了一遍,整个世界观都变了。我师父给了我在这世上活下去的勇气。后悔的是,当时我没有珍惜难得的机缘,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我在河南、安徽城乡到处跑着一门心思做小生意挣钱,把修炼的事放在了脑后,一放就是三年半。直到旧病复发动手术、感觉生不如死的时候,才想起曾经救了自己一命的法轮大法,才按“真、善、忍” 的标准真正的开始修炼。

做梦也没想到,九九年七月,俺们这些一心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却遭到了恶党一次次残酷的迫害。

一、第一次遭绑架

二零零二年,我在郸城做生意,住在县城南关朱家店二楼。

腊月初七深夜时分,突然有人喊“开门”。我问“找谁”?那人说:“就找你”。我说:“我一没偷,二没抢,半夜三更的找我干什么?”说着就去开门。门刚开开,就闯进来四个人,三人进屋翻东西,一人站门口。

他们翻出一本大法书《洪吟》,书里夹个小纸条,然后让我上警车到了郸城南关派出所。下车进屋后,六、七个人看着我,其中一个警察客气的说:“给你一个棉被盖着,别冻伤了腿”。所长吩咐一下就走了。我坐下来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的都很认真,我一直讲到天亮。天亮后,所长来了,派人给我买了吃的。所长问我叫什么名、家庭情况和住址,我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了。所长问我小纸条是谁写的,我说“我写的”,他问我“为啥写这个”?我说:“同屋住的有个年轻女子是湖北襄樊的,被坏男孩骗到此地,回家没路费,我卖日用品一天只卖了五十元钱,都给她了还不够,我打算再卖一天,够路费就劝她回家。她让我给她留地址,我就写了这个小纸条。你们把我抓来了,她钱不够咋回去呀?”

之后,我被带到郸城公安局。有个警察问我:“看过电视吗?”我说:“没有。”他说:“国家把法轮功取缔了,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问“法轮功被列为邪教了,你知道吗”?我看着他,慈悲而又威严的说:“法轮功叫人学会真、善、忍,堂堂正正,真、善、忍三个字邪吗?邪到哪?”他被反问的张口结舌。接着,他转换话题,又问了很多,最后问我:“你炼法轮功,你丈夫管不管你?”我说,法轮功能使人心归正、道德回升,身体好,对人善良,家里人更是直接受益,他管我干啥?他叫我蹲下,我不配合,他狠狠的踹了我一脚,嘴里说:“叫淮阳县公安局管你!”

半个多小时以后,过来一个面包车,下来两个淮阳的公安,交接一番后叫我上车,一路无话。我被带到淮阳县国保大队三楼办公室,看到几个大柜里放的全是非法抓大法弟子时抢的大法书籍。国保大队头目赵继山伪善的问了我几句,我坦诚的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最后我问他:“我们一心做好人,难道错了吗?错在哪里?你说说。”他说:“我们是执行上级命令”。然后非法把我投进淮阳看守所关押了四天。

回到家里我才知道,赵继山敲诈我丈夫一千五百元钱,没有开任何手续。他对我丈夫说这是最低的罚款了,多了不限,还拿着厚厚的帐本叫我丈夫看,还不让我丈夫跟别人说。我丈夫跟我说,帐本上罚上万的都有。

二、被非法送劳教

二零零三年农历七月初五上午十一点多,我在淮阳县鲁台乡花庄学校门前的路上卖日用品,那会没人,就抽空在树阴下乘凉学法。这时,从北边过来两辆摩托,车上三个鲁台派出所便衣警察发现我在看书,就象土匪一样扑过来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并打手机叫来了警车。我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看一看我看的是什么书,上面写的都是教人学好的。”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把我塞进警车,开往鲁台派出所。副所长于东风还把我从鲁台农业银行取的四百元现金和卖日用品的六十元零钱私吞了。

接着,他们又把我劫持到淮阳县公安局。而后,我又被非法关押。

在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的一天,国保大队恶警王全栋骗我说:“你在释放证上按上指印,签上名,就送你回家。”我照办了。出来后才知道是一个骗局:恶人们是要把我送劳教。

出了监狱的门,让我上了二门外停着的一辆警车。车里面已经有四个人,都戴着手铐。其中两个是朱集乡的大法弟子曹参举、曹贵义(上车后知道的)。还有个男的我也不认识,他向警察要烟吸。原来,他没炼过法轮功,公安抓他的妻子没抓住,就把他抓去凑数,塞进劳教所。

警车开到许昌一所医院里,给他们四个男的检查身体后,送河南许昌劳教所。曹贵文没送掉,又拉到医院二次检查。国保大队的头目肖震跟同伙张睿(女,小矮个,三十多岁)说:“给医生送钱,也得叫他进去。”就这样又把曹贵文硬塞进劳教所。在车上,张睿问我对她印象怎么样?我说:“在看守所关押的朱振英(六十五岁)漱口时,从嘴里掉出一颗大牙,她说是个小矮个女的使劲打她的脸打掉的,是你打的吧?”她红着脸不承认,说是何立群打的。

中午吃饭时,司机问我“在看守所能吃饱吗?”我说:“那里做的饭连猪食都不如,一碗面条吃了,碗底上净是碗渣、石灰片,能吃好吗?”他们喝酒时,有个六一零成员把几样菜并一块儿,送到我跟前。吃饭时,司机怕我吃不饱,又给我添吃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俩的名字,但从这点可以看出,有好多中共官员对迫害法轮功是被迫的、不情愿的。

警车开到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检查身体时,狱医叫我骂师父,我心平气和的跟她们说:“俺师父教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骂谁都招罪,我谁都不骂。”第一关过去了。第二关就是逼着写所谓的“三书”。郑州市的张云清是专门为邪党服务做“转化”的,她用一套伪善的面目和手段迷惑法轮功学员,还成立个“转化小组”,如不“转化”,就关小号,用“人渣子”看着,不让睡觉和大小便,罚站。有一次我实在站不稳腿,脚肿的要崩,又瞌睡,眼一黑栽倒了。吸毒犯陈杰和另一个吸毒犯拽着我的头发拳打脚踢,说我是装的,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梳头时,才发现头发被拽掉一大把。吸毒犯王姗还用脚使劲踩着我的脚,用手捏着我的奶头往上拽,拽出了血,她还说是奶水出来了。

在劳教所期间,我受到多种刑法的残酷折磨,最后被迫害的肚子浮肿的要爆炸,昏了几次。大队长胡照霞怕我死了,带着医生把我送回淮阳国保大队。

在我被非法关押的一年里,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孩子们没钱上学,我丈夫只好到亲朋好友家借钱、贷款,借遍了还不够,还借了私人的八百元高利贷(一元钱一个月三分钱利息,用一年多)。回家后,我身体极度虚弱,病状严重,又没治病钱。我想,只有靠师父了,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坚持炼功,渐渐的有了精神,最后慢慢的恢复了,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三、第三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五年农历三月初四晚上十点多钟,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村头停一辆白色的车,我围车转了一圈,看看没人,心想:这车象抓人的车。我想是抓坏人的,不是抓我的,我做的都是好事、善事,肯定不是抓我的,也没在意,就回家了。刚到大门口,就看见鲁台派出所的五个警察(在我家已等候多时),他们听见有走路声,就往外跑,问是不是我,我说是的。到了屋里,有个警察说他是淮阳公安局的,说“有人举报你,让你走一趟”。我说:“哪个公安局对我无所谓。说实话,你们就是共产党养活的一帮流氓,跟着江魔头做坏事的小丑,不叫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不去。”他们几个架着胳膊把我塞进了车里,扔到鲁台派出所的屋子里,几个人看着我。派出所恶警王世民把我从床上拉到水泥地上,不让我睡觉。天明了,他们把我押在警车里,我还是抱着善意给在场的警察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再跟着恶党干坏事,当替罪羊。

在被劫持着去县城的路上,王世民问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为什么都是夜里挂横幅、贴条幅、散资料?”我说:“邪党有几百万军队,有坦克、飞机、大炮,有江魔头撑腰专抓好人,可你们为啥都是夜里抓?”他哑口无言。停了一会,王世民拉开他的手提包,拿出一个小本的大法书让我看,说是在我家收的。到了国保大队,他们几个去领赏。我发现有个秘密:车上几个警察互相之间不喊名字,喊代号。这证明知道自己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坏事,怕曝光。可笑的是,喊代号还没演习成熟,光漏嘴,还是被我听清楚了:同车去的有王世民、刘华春、王宁,一个姓曹的年轻女警察,还有一个不知姓名,共五人。

上午九点多就到了,天快黑时,还是这帮人,开车把我送到看守所大门口,有王世民、刘华春二人架着我的胳膊,得意洋洋的说:“非把你关进看守所。”

第二天,国保大队李昌锋对我非法审问。他说:“你在本字上签个名、按个指印。这本子上写的都是在你家搜的东西,这就是证据。”我说:“本子上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江魔头教你们这帮小丑瞎编的,你们一贯是想咋栽赃咋栽赃,想陷害谁就陷害谁。国保大队办公室里大法书多着呢,随便拿几本,往谁家一扔,这就是证据。”李昌锋无言以对。但是,恶警们还是无理把我关进了监狱。

后来,鲁台派出所警察到我家,请我丈夫去领我。我丈夫说:“我老婆没做过坏事,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不去。”警察们劝了好一会,我丈夫才同意去接我。到了公安局,检察院不知哪位检察官跟我丈夫要一百五十元什么费。我丈夫说“没钱,人我不要了”。说着就走。有个人赶快拦住他说:“交一块钱,就放人。”把我无条件释放了。

最近这几年,邪党表面上对法轮功的迫害放松了,其实是变换了手法,搞的是内紧外松,仍然在偷偷的搞迫害。特别是零七年七月以后,我家就没有过上平安日子。每到邪党所谓的“敏感日”,冯塘派出所都是倾巢出洞,有姓陆的所长带头,开着警车,也不分白天夜晚,无故窜到我家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