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兄长都死于中共迫害（图）
 于振翼（左）、于振雄（右）兄弟和父亲于冠云（中） |
下面是于振雄叙述当时他所经历的一些情况。
1999年9月19日，中共警察带走了哥哥（于振翼），借口是印刷法轮大法书籍。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的父亲一直奔波往返于公安局与检察院之间。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哥被稀里糊涂的关在哈尔滨市南岗看守所里面。其中，我接触过的负责我哥哥案件的警察与检察官有很多。我大哥的案件在一个叫郭敦臣的警察手里积压的时间最长，父亲多次与郭敦臣见面交涉询问大哥的案情进展如何，可是每次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复。就这样，大哥被一直关在看守所里面，案件的处理也一直在检察院和市公安局之间踢皮球。
在这段日子里，父亲曾多次向检察院负责大哥案件的“李晓菊”（检察官）询问大哥案件的进展情况，而得到的答复也还是一些诸如按规定之类的推托之词，有的时候甚至干脆就找不到人。在这期间，我用在检察院门口的内线电话与李晓菊有过一次对话，我烦请她加快办理的速度，因为大哥已经在看守所中不明不白的被关了两三年。可是李晓菊跟我说的是：她要按照规定来办理。就这样大哥的案件进展再次被搁置。
在这期间，大哥因长时间关押于牢房之中，身体状况很糟糕，只好调到高间牢房。可是这所谓的“高间牢房”无非就是人数少一点，在吃饭的时候能吃到一点儿大米饭而已。家属每个月要交给看守所700元的“高间费”。就这样，父亲一直给大哥存了两年多的高间费，就是为了让大哥少遭点罪。在这期间，还有很多和大哥一起修炼的同修也去存过钱。每次我和父亲去探视大哥还要交100元钱的“见面费”。
每次看到大哥的时候，大哥都表现出如泰山般坚定的意志：要坚持修炼下去。
直到2002年初，也就是大哥被警察带走的二年多之后，大哥才被以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投送至黑龙江北安的监狱。时隔不久，父亲接到消息说大哥被退回了哈尔滨市南岗看守所，原因是在入狱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核。身体虚弱的大哥继续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看守所牢房里。
2002年4月初的一天，父亲收到从看守所里面释放出来的大哥的狱友捎来的信息：“大哥已经出现神志不清的状态了！”我得知后赶到南岗看守所找到了负责大哥案件的警察“马福山”（他当时是看守所的副所长之一）。我向他说明了大哥的情况让他赶快批准保外就医。这身为负责人的副所长对于我大哥当时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最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答应如果确有其事，会转入监狱系统的医院治疗。
之后大概两三天，我和父亲接到通知，我大哥被转入了哈尔滨市第三监狱，并说我大哥拒绝用药请家属配合。次日，我和父亲及一位朋友到了哈尔滨市第三监狱，通过了不知道多少道铁门才到了监狱里面的所谓医院。见到大哥的时候他已经是形销骨立！大哥因为长时间不能学法炼功，又一直处身于环境恶劣的牢房之中神情极为恍惚。我劝大哥不要拒绝用药。大哥情绪稳定了下来，我们这才稍稍放下点心。
我们回到家只隔了一天，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突然接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的电话，对方说我大哥不行了，赶紧来看最后一眼，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大哥又被从哈尔滨市第三监狱转到了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我说前天刚看过人还正常，怎么现在会不行了呢？我和父亲坐着监狱出的车到了万家劳教所，再次通过了层层铁门，上了劳教所医院的三楼，跟着警察的指引看到大哥躺在一张带轮子的床上，大哥在粗重的喘息，喉咙里面积满了痰液，前下门牙有一颗，被用外力弄断、只靠一点肉连在牙床上面，大哥已没有任何神志。我无心与眼前的警察理论为何如此，我让他们赶紧申请保外就医。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批下来允许保外就医。当时已经是午夜了，大哥被送到哈尔滨市医大二院，经检查发现大脑经受过猛烈击打，身体大部份有严重内伤，双肺结核并穿孔，医院拒绝治疗。
大哥在医院期间始终有两个警察看守在病房外。因为不是专门的传染病院，医院要求我给大哥转院。我去找警察，警察却说他们不管，后来大哥的床被放在了医院的走廊里面。在没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大哥逐渐恢复了神志，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大哥跟我说他在监狱的时候被注射了自来水，和他一起被注射的还有大概五六个人！
在大哥住院期间，我一直往返于医院、看守所和检察院之间办理监外执行的手续。当时马上就要到五一长假的时间了，检察院的人不愿意管这事，竟然说死了拉倒。后来看守所的两个所长怕我大哥死在他们自己手里要承担责任，所以极力的和我们一起跟检察院的人求情，这才办妥监外执行的手续。
大哥终于回到了家里，我以为这次万事大吉了，只等大哥体力恢复正常就好了。可是大哥的神志总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得知消息的大法弟子们都前来看望大哥，但是大家进入我的家门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一股很强大的邪恶力量，不寒而栗。在那段时间里我知道大哥一定是在竭尽全力地与邪恶势力抗衡着，大哥说过一句话：“难道真的要把肉身扔在这里吗？”在这期间，有一位大法弟子总是来陪着大哥。2002年5月14日大哥闭上了眼睛，走了。
大哥去世之后不到三个月，父亲也因为在街上粘贴真相标语被哈东站站治安大队绑架。他们把父亲胁迫到我家楼下，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父亲一同跟随的情况下，拿着钥匙开门闯入了我家，抢走了所有有关大法的书籍、照片、录像带和经文，还偷走了父亲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的现金两千元。
父亲被关在了哈尔滨市太平分局看守所里面。当时，由一个分局国家安全保卫科的，名叫“穆擅峰”的警察主管父亲的案件，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向上报了3年劳动教养。在父亲被投送劳教所之前我去分局看父亲，他们把父亲从看守所里面提出来还给父亲戴着手铐。当时我看见父亲的手腕都被手铐卡的破皮了，我说：“能不能把手铐拿下来？”当时一个名叫“乔海波”警察说什么也不让。其实这些警察都知道法轮功修炼者的品行是什么样的，可是面对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这个警察还是要这样做！
时隔几天之后，父亲被投送到了哈尔滨长林子劳教，太平分局主管这个案件的穆擅峰也没有通知我。后来，我通过其它渠道得知，父亲被关押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第一大队。在每个探视日，我都会去探视父亲。但是，到劳教所的时候，每次警察都拿出一个本子，上面有两道选择题都是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的，上面有“是和否”的选项，选择了“是”的选项就可以进入探视区域；反之就只能放下送给亲人的食物与衣服回去。我非常想看看父亲，但是我知道无论如何那个选择题也不能选择“是”的选项，所以每次也都只能放下送去的物品，然后返回。后来通过一些其他的信息我才知道每次送去的吃的、衣服和钱，警察都没有转交到父亲的手里。我觉的警察的做法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年之后，2003年一月初的时候我往长林子劳教所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父亲所关押的一大队大队长“李金华”接了电话说：“你爸已经不在我这里了，你爸因为心脏病转到了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的医院了。”得此消息我于次日赶到万家劳教所的医院。我想大哥就是在这个地方受迫害的，如今父亲也被关到了这里来，担心会发生什么？！
上楼之后，我看到的父亲形同一具骷髅，上面包着一层皮，只穿着背心和衬裤站在铁栏杆后面，衬裤的松紧带都无法卡住腰一个劲儿的往下掉。当时和父亲说了什么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说里面戴牌的犯人不让他喝水；还有就是让我给他送点葡萄干来。
离开万家劳教所之后，我就想办法给父亲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可是时隔没几天，也就是2003年1月10日晚上我接到了李金华的电话说：我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让我明天早上赶快去劳教所探视。放下电话后，我想明天是周六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这些邪恶的警察是绝对不会牺牲休息日来为我办事的。
2003年1月11日早晨，李金华及另外两个长林子劳教所的警察（其中一个年轻的姓“强”）开着警车接我去万家劳教所。车开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停下来准备接他们一起的同事上班。这时候李金华问我：
李：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我：没有。
李：那其他亲戚呢？比如叔叔大爷舅舅之类的还有吗？
我：没有。
李：那你还有什么朋友吗？
我：没有。
李：我告诉你啊，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你赶紧给我痛快点把人给我火化了，别给我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别有啥想法！（面目极其狰狞）
我：人都已经去世了你让我来干什么？
李：咋地？你还有啥想法啊？
我：让我下车打个电话好吧？
李：给谁打？不行！
我：给朋友。
李：你不是说没有朋友了吗？谁呀，在哪？
我：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来帮我处理一下这事情。
李：不行！完事之后你才能打电话！
在对话过程中我有两次试图下车，可是都被那个姓强的小警察给拦住了，并且第二次阻拦的时候对我使用了野蛮的手段！我想如此情景我若随他们去监狱势必凶多吉少！而我的父亲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又无声无息的被他们把证据毁灭。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由于自幼习武，当时情绪激动，于是用常人的手段制伏三个恶警其中的两个，然后才得以下车脱身。
在父亲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托关系有两次接触到了父亲。父亲不愿影响我，所以见面的时候也不对我说劳教所里面的情况。父亲遭受很多的迫害，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父亲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临终前几天对我所说的戴牌的犯人（高恩贵）不让他喝水吃东西来分析父亲最后可能是被饿死的！
父亲99年年底去天安门和平请愿，被非法关押15天。2000年7月再次去天安门和平请愿时，被警察绑架并关押50多天，家中被多次查抄。父亲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
因为在我父亲被中共迫害致死之后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的所长石昌敬还在四处打听我的下落。在这五年之中，我一直漂泊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