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堂上给邪党官员讲真相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接触最多的是邪党的各级党政官员、机关干部、公务员,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非常势利、非常实际,名利心强,成天浸泡在党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几乎没有信神的底线,完全是无神论、唯物论和進化论的那一套东西,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斗争法则,是非良知善念很少。这些人在邪党腐败体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利益和邪党的利益放在一起。对这些人讲真相,往往还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政治立场坚定,为了捞政治资本,往往表面附和、随同,但随后却会向单位领导报告。这种情况我在讲真相中曾多次遇到。对这种人讲真相劝三退实在不容易。

但这些人与自己有缘共事,也都是自己应该救度的对像。而且他们受毒害更深,救度他们更显急迫。为此我经常深感责任大、压力大。怎样才能使救度他们的效果更好,是我一直经常思考的问题。机会和时间不等人,只想不做也不行。我只能是在不放松学法的情况下,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环境而异,有针对性的一边摸索经验,一边大胆的放下顾虑心去讲。

根据师父的法,我认识到,不论是从旧宇宙的理,还是从新宇宙的理看,讲清真相、救度世人,都是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旧势力也好、邪恶也好,它们是不敢迫害的。而且只要我们正念强大,邪恶也是迫害不了的。我们自身有消除迫害的能力,而且师父法身和所有的护法神也不允许它们迫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正念正行,不能自己就胆胆突突,畏首畏尾,心虚害怕;否则就会招来烂鬼的干扰和迫害。当然,讲真相要有一定的方式。师父讲过要顺着对方的执著去讲,要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去讲,我根据对方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特点去讲。

我曾经有过多次给邪党执法执纪机关办案人员讲课的机会。在接到讲课邀请后,我首先把讲课作为一个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来对待,并从如何结合讲课内容讲好真相的角度备好课。在讲课之前和讲课过程中,我专门发正念清场,清除邪恶干扰。当我走上讲台,面对五、六十号甚至上百号官员时,我请师父加持。然后我从容不迫的开始讲课。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讲课内容,我一般先从办案的基本原则讲起。办案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用邪党一贯自我标榜的就是要“实事求是”。但邪党从来没有真正的实事求是过。在它而言,实事求是只是一块政治招牌。需要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招牌高高的举起来,叫喊着要实事求是。它认为不需要的时候,就把这块招牌粗暴的踩在脚下。为了揭露邪党一贯造假,愚弄和欺骗人民和社会的真实面目,我从邪党丧失信义,不讲政治诚信的角度,与学生共同回顾了反右、大跃進、庐山会议、文革等历史事件,并讲了欺骗和弄虚作假对国家对社会所造成的深重灾难。

我讲了中共党魁毛魔头,策划“阳谋”搞反右,假惺惺的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是鼓励知识分子要与党交心,诚恳的请求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说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承诺不秋后算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有些知识分子不提意见,还专门派人做工作,所提意见,还专门登在《文汇报》上。但最后结果正好与邪党开始时的承诺相反。毛魔头认为时机成熟时,翻脸无情,说这叫“引蛇出洞”,要一网打尽。几百万知识分子被扣上右派帽子,或蹲牛棚,或進监狱,无休无止的政治批判、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政治生命学术生命被扼杀。中华民族的精英被摧残殆尽。至此以后,中国社会噤若寒蝉,再无真话敢讲。从而导致了在所谓的“大跃進”运动中,全国全民疯魔假话甚嚣尘上,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谎言大行其道,明知有假,但无人敢于揭露,再加上大炼钢铁,粮田抛荒,强行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食堂等荒唐政策,最终导致全国饿死3700多万人的惨剧,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啊。这一人间惨剧发生后,使毛魔头的威望大大降低,毛把刘少奇推上前台收拾残局。刘认为导致这一惨剧发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使毛对刘心生不满。刘通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措施,逐渐恢复经济,威望升高,更使毛十分嫉恨。从而最终导致毛魔头不惜搅乱整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置刘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一目地,毛把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一夜之间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中央专案组都有“证据”,但最后平反的时候,全是假的。

我通过讲述回顾这些官员基本知道且感兴趣的史实,紧扣讲课主题和内容,但又引起大家对中共邪党历史的深思。我往往还引申一句“但凡利用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整人运动,没有一个是没有问题的”,提示中共对法轮功镇压的同样荒谬和罪恶。我讲了文革结束后平反过程中,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怕被清算而畏罪自杀,几百政法系统人员被秘密遣送云南等地枪决当了替罪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没有一个好下场,毛的老婆江青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上吊自杀。文革中的被操纵和利用的其他人员,也被作为三种人成为清理对象。从而警示不能出卖良知与魔共舞。

在讲证据种类中的音像资料时,我讲到音像资料的形成和来源应该是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如果是人为导演和制作、加工的音像资料,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我讲了音像资料作假的可能手段,如“蒙太奇”、剪辑、重新拼接等。在紧接着讲证据真伪的鉴定时,我就很自然的引入对“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分析上。我用第三人称从第三者的角度从证据的真伪鉴定方面引发学员对“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我讲:善于置疑和辨别真伪是办案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2001年时,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什么“自焚案”。对这个案子,我曾听到有人置疑分析说:“这样一个突发性事件,电视台的记者正好就碰上了?还是有备而来?如果这些人自焚是不是会提前通知电视台,说我们要自焚,你们来拍摄我们来吧?”这就是有关自焚案的电视音像的来源就值的怀疑。有人为造假故意陷害的可能。然后,我又从不符合逻辑和情理来進一步揭穿自焚案的虚妄。我说:这个人还進一步分析:那个什么王進东身上的衣服烧的黑乎乎的,而最容易着火的头发和眉毛反而完好无损。那个老太太胡说八道说她喝了半瓶子汽油。大家知道汽油里面含有铅的成份。不要说喝半瓶子,就是稍喝一点,都会使人中毒。但这老太太喝了那么多竟然没有中毒的迹象,岂不怪哉?还有那个小女孩,电视上说自焚中严重烧伤,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浑身上下密密的缠满了绷带。稍微有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严重烧伤时应该裸露皮肤处理,这样才能既不容易化脓,也不容易感染创伤。而积水潭医院的大夫们难道连这样起码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吗?还有电视上医学专家介绍说这个小女孩须割断喉管才能抢救过来,要不然就会窒息而死。但奇怪的是,这个小女孩切断喉管发声竟然不受影响,记者采访时还能唱歌!……最后我归结到办案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方面,说能作出这样的分析、发现这么多疑点和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情理的细节,这样的素质是办案人员所应具备的。

在整个讲自焚案的过程中,官员们眼睛睁的大大的,神情非常专注。看的出来,我的分析引起了他们的震撼和思考。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讲课结束后,主办单位和学生对我讲的整堂课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他们给了我1000—2000元的讲课费,请我吃饭,说我讲的不错。我觉的这是师父借他们的口对我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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