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年知识份子的修炼路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三日】

一、生在苦难中

六十四年前，我母亲在村外遇到一只母狼带着两只小狼把母亲扑倒，母亲身怀着我，一只手还拿着东西，没有怕，和狼搏斗，在附近一个农民的帮助下，竟把这三只饿狼赶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后，这三只饿狼在不远的地方吃了一个人，事后人们都说我肯定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我总被灌药，象个柴禾棒顶着个脑袋不敢出门。上学后总挨欺负。提起工作、婚后那段历史，我的心哆嗦的直想流泪。丈夫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婚后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辱骂我。在单位里拼命工作，成果不被承认，却被别人窃去报功领赏。我常常暗自流泪，苦不堪言，度日如年。

我在暴雨中奔跑着指问苍天∶“苍天哪！你有眼吗？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啊？”在苦难中我挣扎以求生。

二、得大法　回归路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得到了一本《法轮功》，才看到第三页，我简直是拍案叫绝：“作者太伟大了：在当今这个时代竟敢写出这种内容，太了不起了！”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就象黑夜里突然有人给我点亮起了一盏明灯，我知道了路在何方，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

我热情的向家乡的亲人们和父老乡亲们洪法。当时学法的人很多，很难买到书，也买不到讲法和炼功带，我就到书商那给他们大量的批发《转法轮》，我虽然经济不太富余，但我买来最好的双卡录音机，大量的复制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和炼功带，通过铁路的大法弟子一批一批的运回去，解决了他们的急需问题。此时，我觉的我在做着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助师世间行。

我得法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在十九天后突然又拉又吐，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会就好了。我一生很少做梦，可就在我得法一个月后做了个梦，非常真切。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大地震就要来了，人们都忙乱着从家里往外搬东西，眼看着地在陷，我却在帮别人推车拉东西，看到别人搬出琳琅满目的好东西我一点也不动心。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物质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修炼人不看重这些，我们的目地是回归自己先天的地方。这个梦对我以后的修炼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九九三年我就有条件解决高级职称了。可是领导说：“你硬件这么多，怕什么，我们还没解决呢。”我知道没戏，让他们利用职权去搞不正之风吧，我一批批的让了他们这些党棍及其嫡系，早看出他们在背地里干的不正当交易。有人提醒我去领导那“走走”。我说：“不学法，我都是宁愿站着死，不去跪着生。现在学法了，怎么会去‘走走’？“直到二零零三年我从劳教所出来，那位领导从后边追着我说：“老G，我欠你的。”我说：“你欠我什么？”他说：“职称。”此时我那被净化了的心灵早把这件事淡忘了，宽解的笑着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随着大法的洪传，得法的人越来越多，也引起了有关单位的注意和“关心”，为了让大法在这所大学里很好的洪传，于是我主动向保卫处长等有关人物洪法，从关心他们健康的角度出发，劝他们也来炼法轮功，目地是叫他们不要管我们，不要给我们找麻烦。他们虽然炼不了功，但对大法都有了基本的了解，表示不给我们出难题，有的还很支持。

“四二五”之后，我校一处长主动到炼功点找我，向我透露江泽民给政治局信的内容。他说：“江泽民说法轮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说声撤走，无影无踪。简直就是天兵天将，太可怕了，如不及时除掉，就会亡党亡国。”让我们小心。六月份他又把教育部二十三号绝密文件拿给我，征求意见对付上边。我非常高兴他能这么真诚的帮助我们，于是给他出了主意应付一下教育部，也保护了我们自己。这个生命这么早就把自己摆放到很好的位置上，“七二零”前不久我们在他同意之后在学校里举行了一次周边地区大型的集体炼功洪法。这位处长也非常智慧的调离了这个岗位，这是大法的威力在他身上的体现。

“七二零”之前，我们面临着各单位开会调查的紧张气氛。我想，师父这么好，怎么让他们了解？一方面给当时管气功的校党委副书记打电话讲明情况，制止了他召集各单位大法弟子开会，另一方面录制了师父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法会上讲法答疑最后的录音，送给学校有关领导人。凡是听到师父那不断的被热烈掌声打断的洪亮的声音，都被震惊了，他们都说：“李洪志真了不起！”

三、迫害开始

“七二零”一开始，我一次次的走向府右街、天安门、信访处、高法。警察一次次地把我拽入警车。我先后被九次非法抓捕、抄家、绑架、关押，家属被勒索现金，残酷的折磨给我的家属带来巨大伤害：母亲吓病、儿子辍学、妻离子散、亲属们全部都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很大的痛苦。但是这一切迫害都改变不了我内心的信仰。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恶人把我从家里绑架关入炮局，那是日本人关押中国人最残酷的看守所（现已拆除），阴暗潮湿的号所象地窖一样，睡觉时，挤的侧立着不能动，我的小腿只好在厕所上空悬放着，没有被子，吃发霉的小窝头，喝漂了一层虫子的白菜汤，因为炼功，被用生了几十年锈的刑具铐了几天。

同年六月我回家探母，当地恶警又闯入家中抄家，绑架了我，他们甚至抄走给老母做送老衣的布料，敲诈勒索家人共四千三百元。同年九月我在街上发资料，被人恶报，绑架、抄家并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四年九月在大街上发真相材料，再次被人诬告，非法判刑三年。在多次的审问中，他们问：“你为什么要出来？”我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呆的地方。我们人民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想去找人民代表说说理，却被共和国的警察无理抓捕了。”他们说；“你难道不为你儿子着想吗？”我说；“人各有命，我就是给他们留下金山银海，他们没有那个福份，也许在一夜之间会化为灰烬。”他们又说；“那你也得为你母亲想一想呀，她知道你犯法了多难受啊。”我说；“我爱我的母亲。我们修炼宇宙大法真善忍，不干涉政治，你们却在江泽民的指挥下，对我们打压迫害，甚至背铐了几天。我不恨你们，因为你们为了那碗饭。我们经受了这么大魔难，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免除灾难，我们死都不怕，向政府向人民讲述着真善忍是高德大法。你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说我是犯法？真正犯天条的是江泽民！”

面对他们的非法审讯，平时的学法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智慧，我对答如流，十四处处长不得不说我是“爱国的老知识份子”，放我回家了。

我的家乡河北某地是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地方之一。我在家乡被抓时，他们把我铐在一个房子里，站不起，蹲不下。面对恶警的无理刁难，我一概不予理睬。恶警气急败坏地推了我一把，于是我抓住机会说：“你堂堂五尺男子汉、国家机器里从头顶武装到脚跟的警察，竟然对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婆动手，你不感到脸红？你们局长怎么这么没眼睛，派你这么个小丑来？你不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正念严词使那个恶警再也无法露面了。其间他们说我带坏了当地的大法弟子。把我押持到沙河看守所，我通过绝食，在沙河县看守所大法弟子的配合下，闯出了看守所。他们说：“我们不‘转化’你，叫你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马上离开我们地区。”

四、正念正行证实法

在狱中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反迫害，前赴后继集体配合，吃了无数的苦。为了反“值班”这种迫害，很多年轻的同修都遭到毒打、上吊、背铐，绝食。

二零零一年十月初，在东城分局，按邪恶规定，值班只能在地上坐着，不能躺。我想我都这把年纪了，豁出这条老命了。那天该我值班了，等大家都睡下了，我也躺下了。监控叫，不理它，大家都被敲醒了，我也不起，警察来了，我还不起，等大家齐上手把我拉起来，我才慢慢地说：“我晕了。”警察走了。

第二天管班队长找我，我说：“吃不饱，本来伙食不好，分饭时普犯还虐待法轮功，只给我们分一点清水。我们没犯法，凭什么叫值班？我可以保证自己不自杀，但不能保证别人。若是他们把被子撕成条捆住我的手脚，堵住我的嘴，我有脚不能走，有嘴不能喊，她们集体自杀我都没责任。你们监控室是干什么的？死了人（十月一日前有一人自杀了）所长被调离，这是轻的，现在要再死人，你们在岗的吃不了兜着走。我无罪，吃不饱又不让睡，能不晕吗？”

第二天队长通知：“法轮功不参与值班，吃饭每人报定量，分饭有法轮功参与。”这是整体大法弟子两年多吃了无数的苦，前赴后继正念正行反迫害所得到的权益。

大法弟子虽然不值班了，可是却免不了遭受整体人群夜提的迫害，为此，大法弟子也一如既往的象反值班一样的反夜提。二零零四年十月在海淀分局，我想我必须配合参与反夜提。深夜，所有的人都坐在板上不许动，熬着夜提。我突然躺下，班头叫、队长吼，我一概不理。他们感到不妙，几个人把我架出去。我非常清醒的心里默念：“高！高！高！快点高！”那个吼叫的队长架着我走，我突然倒在地上了，她慌了，又是拿小板凳又是叫狱医，所长也来了，一量血压，吓死他们，二百多。给药不吃，给水不喝。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睡觉。”他们说：“可以可以”。从那以后海淀分局很少夜提。这又一次证实了大法弟子整体反迫害的力量。

隆冬，恶人们把我们拉到调遣处，在院里让我们蹲了几乎一天，站不起来，又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冻着。给米汤喝，却没看见一粒米，最后恶警把桶里剩下的米全部倒掉。从早晨五点起来到深夜，坐在地上用肮脏的黑手包着“卫生用筷”。大法弟子张某某提出这是造假，是欺骗世人，被打的鼻青脸肿直不起腰来。到劳教所不“转化”，恶人们整夜不让我睡觉，把我拉到通道里，让我坐到小凳子上，我看他们想动手了，踢我的凳子，我就“噗嗵”重重地躺在地上。他们说小点声，都睡了，我却大声说：“你们不是要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吗？我岁数大了，不打自倒。”

他们看我穿着厚厚的棉衣，骂我老滑头，只好把我拉回门后面站通宵。章某某因为不“转化”，恶人们调动全班的邪恶势力来整她，不让喝水、上厕所，长时间在水坑里蹲着，谁有看法，就把矛头指向谁。还用针扎刘某某小便处。我知道这根子在恶警那，于是我给四大队长李继荣（十六大代表）写了一封长信，揭露了我们这个班的恶劣情况，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一旦承受不住就会出人命。班里虽然没有凶器，但铁床足以置人于死命。文革期间那些打死人的都没有好下场。我列举了我们这所名牌大学校里当时的学生领袖，所谓地派头头率领着红卫兵大张旗鼓的到曲阜造孔子的反，真是不可一世，但文革没结束就得癌死了，真是‘谭’花一现。那些打人的凶手，不管是飞鸽牌的学生，还是永久牌的教师通通被审查。你李继荣指挥这么多人整法轮功，你就不怕“秋后算账”吗？天理昭昭，善恶必报，张某某这么狠毒的打人，你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我拿着这封信，冲出了几道关卡，亲自送到了她手中。由此也给我带来了麻烦，我不仅面对警察还要面对班里恶人的威胁。对那些糊涂的学员我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打人是非法的，要停止打人。越来越多的学员敢站出来反打人、制止行凶，在学员们集体的正义行动下，整体上扭转了打人的局面，大家都叫我大侠。可李继荣把我视为眼中钉，不让我在这个队呆了。把我调到集训队，这就使本来一时糊涂的我通过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给我背法，我很快又回到大法中来了。

五、向内找，再精進

不管在劳教所还是在监狱，在编造假经文、不许睡觉、栽赃陷害、造谣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骗高压下，因为我有执着，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曾经有过神志不清，被迫写下了什么所谓‘不炼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虽然是不情愿的，但也是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事，明白过来内心是很难受的，尤其出狱前一个时期内疚的想；‘唉呀！我写了这个了，我完了。师父不能管我了。我对不起大法了，呈现出血压高状态。

出狱后又得不到大法的资料，被家人严格监视。觉的不修炼有点活不成了，多日高烧被家人送進医院，花了七千多元检查，结果什么病也没有。大夫不死心，又把血送到病毒所和传染病医院去化验，还是什么病也没有。我流着泪悟到师父还管我，于是没办出院手续就跑出来了。

很快我从同修那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书，泣不成声地看着神韵，真诚实在地向内找。“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

我挖掘出了很多心：

①对师对法有不敬不信之心：由于自己没感觉就认为自己没有功能，长期不发正念，这是我多次被抓的根本原因，也是我最为要命的一颗心；

②怕心：怕警察、怕警车、怕恶人构陷；

③有求心：求师父给点功能看看，求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④求安逸心：夜间发正念有时闹钟响了也不起来；

⑤委屈和妒嫉心：我这么付出，屡遭迫害，而那些不出来的倒挺安全，你们都出来法早就正过来了，我们是替你们出来还掉下来了；

⑥证实自己的心：在证实法中有不纯的心，“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不自觉的在证实自己；

⑦显示心：由于很多时候都在证实自己，所以显示心明显；

⑧自卑心：没有任何功能，求师父也不给，自卑的认为业力大修不成，很自卑；

⑨争斗心：爱和常人争嘴斗强比高低，在证实法中也时常显露，效果不好；

⑩孤独心：多次被抓，在亲属心理造成负面影响，有时也很孤独。还有侥幸心，急躁心，干事心等等，真吓人啊，我还有这么多心，这么多不足，我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做好三件事。

六、救人急

当我冲出亲人们的监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回到法中。通过学法悟到正法在其它空间基本已结束，只剩三界这块，时间是推快的，快到我的体能都有点儿跟不上。师父让我们去救人、去抢人。这是第一位的，三界这儿的一切都是为法而造就的，每个人都是为法而来，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体，我们不能分谁好与不好，要均等地给他们以救度的机会，尤其那些摔倒了的大法弟子，要尽快地把他们拉起来，形成整体。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奥运期间，美国队在我校居住训练，邪党把犄角旮旯都安了探头，楼楼都装了监控。我的心里有很大压力，可是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完成自己的史前使命。于是我为发资料做了必要的准备，一个楼一个楼一户不落的有计划的去发小册子。出发前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众神保护我，坏人离开我，众生等着我，主元神机灵起来，身神合一去救人。由开始狗叫心跳，到后来跟在保安后边发资料如入无人之境。但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得救，不能得救的人几次报警引来警车，给我造成压力。

我深深体会到救人难，尤其高学历、高职称人员更加难，他们被党文化毒害的太深了，面对面向他们讲真相，有时要担一定的风险，但众生在急切的等待着我们去救度。

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