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市六十九岁老人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关贞柱,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汉儿庄乡鸽子峪村,现年六十九岁,初中文化。下面是老人诉述所遭受的迫害的部分经历。

九五年,小女回家看望我们,路过唐山时买了一本《转法轮》带回来。我一看是气功书,就很感兴趣,当时就看了起来。看完一遍后,觉的这就是自己多年来在寻找的。记得以前在哪本书中看到说,未来会有一部万法归宗的大法出世,拯救人类。我知道《转法轮》这部大法就是我盼望已久的这部大法了。

虽然我以前学过多种气功,但是对什么是气功,没有真正认识,感觉迷迷糊糊的,不知气功的真谛是什么,并且出现过“自发功”、“宇宙语”之类奇怪的现象,让我简直不知所措。看了《转法轮》,我知道是得到了一部宝书。后来到唐山找到了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她说你们当地也有辅导站呀!我根据站长的介绍找到了当地的辅导员,向她学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九八年,有一次我去兴隆县二道河乡偏岭子村走亲戚(二道河和偏岭子是一个村),见到了两个刚刚看了《转法轮》,还没有学过炼功动作的人,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下辅导。他们刚炼了不久,《转法轮》书就被偏岭子村支部书记给抄走了。交到二道河乡政府。他们为了要回书继续修炼,他们就找到我,因为我与偏岭子支书有点远方亲戚关系。托我把书给要回来。我就去了偏岭子村,见到支书张印丰,我当时没守住心性,与他争吵起来,他用电话把二道河乡派出所的人找来,把我带到派出所,所长张去扬不由分说把我圈到铁笼子里。说你等着吧,三天后承德地区来人再收拾你!

三天后,承德地区政法委的、兴隆县公安局一名副书记来提审我,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这是国家允许的,也是宪法允许的,公民信仰自由(九八年时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有公开)。他们却说:“中央说了法轮功是‘××’,不允许炼。”我向他们要中央文件,他们手里没有,就拿出来一本香港佛教协会主编的杂志,上面有佛教协会的人歪曲事实、胡编乱造的短文。我说你们这不是糊弄人吗?这哪是什么文件啊?你们拿这也当中央文件吗?

他们这时也感到理亏了,还是强词夺理的说:“我们是执行国家法律的,整你这小老百姓,你有办法吗?”这时派出所的张去扬举手打我耳光,可是没打着,却把他的胳膊闪了一下,承德地区的人踢了我一脚,还把脚脖子崴了。这时他们都不敢再动我了。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说道:你扰乱社会治安,罚你二百元钱,把钱交了,就可以放你回去。我说你们没有理由罚我,我也没带钱。这时他们找了两个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俩每人出一百元钱借给我,另外再罚他俩每人一百元。他俩人当时交钱给他们,他们也没做任何手续,立刻把我们三人推出来,把大门一关就结束了这件事。

九九年邪恶江泽民利用邪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乡政府的人来我家抄走多部法轮功的书和师父的法像。这年冬天,我家安装了电话。我二儿子为买摩托车,和在县里的一位亲戚联系,一天打了十几次电话。县公安局向邮政局查寻法轮功联络讯号,注意到我的电话记录,认为发现情况,通知汉儿庄乡派出所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所长史文义再三逼我必须交待清楚,我说根本没有一天打过这么多电话。后来我想可能会有别人打电话,我提出你们派出所去人到我家了解一下,我在这儿等着。最后了解是我二儿子托亲戚买摩托车的事,事情搞清了,史文义想放我回家,可是县公安局还是再三追问我:炼不炼法轮功?这时派出所的人就告诉我,可千万别承认炼法轮功啊!我这时想到:这不正是证实法的机会吗?为什么不敢承认呢?然后我把炼功身心如何受益,以及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不让炼是错误的等讲给他们。当时在场的有乡干部,他们把我承认炼功的事汇报给县公安局。县公安局通知派出所把我送到县公安局,当时政审科(现改为国保大队)朱振刚说:关贞柱,别以为你自己老实巴交没啥事,先刑拘了你再说。当时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关到五号监室(他们把我关到五号监室,是因为这个监室里全是长疥疮的)。

入号后,一个姓高的死刑犯逼我蹲下,叫一名小年轻犯人往我身上浇冷水。当时正是腊月,我能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给我增加能量,把那些冷水都蒸发成雾气,满屋子都是,对面不见人,我一点都不感到冷。

到了年底,腊月二十八这天,那天天气出奇的冷。所有被关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和刑事犯一起,用汽车拉着游街示众,最后拉到位于迁西县城中心的广场开所谓的“公捕公判大会”。当时被关在看守所、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五花大绑着,被关在“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都戴着手铐。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两个警察,他们担心法轮功学员喊口号,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警察拿着一条麻绳。车开出看守所不远,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学员张瑞英对着围观的民众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站在她身后的警察立刻一边揪着她的头发用力往前按,一边用麻绳使劲往后勒她的嘴。他们就象勒牲口那样勒着她,直到广场才松开。参加会的有当时的县政法委书记罗宝和、县“六一零”第一任头目吴祥、公安局副局长贠开毅等。贠开毅给每个人强加罪名之后,站在法轮功学员身后的警察把每个人踹跪到地上,把每个人五花大绑之后又押回到车上拉回到看守所关了起来。

过了年,到了二零零零年春季,县“六一零”把十名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和我送到位于西河南寨的民兵训练基地,在那里又办起了“洗脑班”。每天早上由校长金广义(好象当时是司法局副局长)搞军训、跑步,白天由副校长于桂新(县妇联主席)给上诬陷法轮功的课,晚上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逼唱邪党歌曲,每个人都被要求写所谓“转化”材料。夜间有人值班,查看有没有人炼功。就这样办了二十天的“洗脑班”,才把我们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的春天,县政法委的人又把我叫到乡里,问还炼不炼功?对师父怎么评价?我说还炼。我们师父功德无量,不是我们能评价的了的。后来他们说:你先回去听信吧。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县里的警察徐志刚,拿着搜查证到我家来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只查到写有大法语句的纸条两张和一个电话本,几本医书,他把我带到县公安局,局里人说:你没“转化”好,行政拘留十五天。可是过了十五天以后,却是无限期的延长,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八月才放我回家。这个邪恶的政府对法轮功从来不讲法律。

到看守所的当天,看到刘勇也被拘留在那里。刘勇是迁西县洒河镇铜矿人,北京科技大学在校二年级学生。他因给县委写劝善信也被拘留了。他在看守所里炼功,所长刘春把他倒刨起来,这是看守所对犯人最残酷的折磨(把手从背后与脚镣连在一起铐起来),再用木杠子串着抬起来,抬着他在看守所院内绕了四圈。手铐把手腕卡的鲜血直流,他却没吭一声。有的犯人刚抬起来就痛得叫爹喊娘的求饶了。之后还让他在水泥地上跪了五个多小时。由于我们在看守所始终坚持炼功,被看守所所长刘春发现后就他又被这样抬了两次,并罚加长两昼夜背铐着。有一次魏春起、梁瑞路、刘勇和我四人炼功,被狱警高继全看见了,把他们三人都背铐在前面铁窗架子上,留下我叫我看着,从精神上折磨我。就这样在县看守所度过了八个多月。以后又把我们一个个提出去洗脑、写“四书”,写完后通过县“六一零”的人查阅合格才放回家。

回家后我慢慢的醒悟过来,知道违背师尊的教诲,无比的悔恨,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慢慢的又走入大法的修炼。

到了二零零四年,邪党人员发现洒河镇的柴进印有《九评共产党》一书,抄了他的家并追问他《九评》的来源,这样把我和蔡印轩也牵连了进来。洒河镇政府又与县里联系,把柴进印夫妇、蔡印轩夫妇和我劫持到县看守所拘留八天。

二零零六年,唐山市“六一零”在法制学校办洗脑班,由唐山市“六一零”统一指挥,让各县以下各乡镇抽调炼法轮功学员到唐山法制学校洗脑。县“六一零”头目龙立华派汉儿庄乡司法所的人,把我从家里强行拉到车上。这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他们要把我送唐山法制学校洗脑。其实,这个邪恶的洗脑班已被解散,没有人管了,他们就把我劫持到县宾馆,抽调公安司法人员加上县“六一零”的负责人把我看管起来,强制洗脑,不让睡觉,只准许看污蔑法轮功的书,看邪党宣传的电视,写悔过书。因为我一点都不配合他们,六天后,只好让我村村长把我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