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关注中共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图）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法轮功人权报道）自二零零一年以来，“法轮功人权”已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国政府提交了一万多份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案例。其中不少案例被收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中，而这些报告均通告各国政府，中共的迫害在全球范围内曝光、并在各国记录在案。根据英国电讯报（Telegraph）报道，据联合国二零零七年对中共的酷刑调查报告显示，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收到的各类酷刑案件中，有三分之二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

在所有提交的迫害案例中，有几类性质特别恶劣的迫害尤其引起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员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比如，针对“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哈吉尔（Asma Jahangir）、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与联合国人口贩卖问题特派专员西葛玛•胡黛（Sigma Huda）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首次就此问题与中共政权交涉；阿斯玛与诺瓦克两位特派专员又于二零零八年再次要求中共政权就活体摘取器官指控做出全面的解释。又如，就“法轮功人权”所提交的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女学员所进行的凌虐，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等特派专员先后就数十名具体的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向中共提出质询，其中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与“酷刑问题”特派专员、“针对妇女暴力”特派专员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河北法轮功女学员刘季芝、韩玉芝被强奸案所作的联合紧急质询，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国际上承认强奸事实。

图：真善忍美展作品《光明与黑暗》。在中共的劳教所里，警察给法轮功学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

还有一类迫害同样令人发指，那就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强制关押精神病院，对其施加电刑等各种摧残手段，并对其强行注射或喂食不明药物或其它毒害流体（如大量灌食烈性酒甚至粪便等），以摧毁其中枢神经系统或身体其它系统，引起其剧痛、痉挛、呕吐、思维混乱及强烈的羞辱感，从而达到逼供、逼“悔过”的目的。大量法轮功学员在此种形式的迫害中致残、致疯、致死。有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学员被送回了家，但也因为不明药物的摧残而失忆、失语，有的变成了植物人，有的很快死去，这直接给取证工作带来了难度，这也是中共极度残忍狡诈之处。此类迫害案例正在引起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很多国际组织的重视。

一、迫害案例触目惊心

二零零二年三月，“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前身）第五十六届年会提交了“法轮功人权报告”，其中简要讲述了法轮大法的和平理性修炼以及四•二五真相，并重点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各种骇人听闻的折磨和迫害手段。其中，“被施以致命药物或有害物质致死”和“精神病院里的折磨”部份收录了大量残酷迫害案例，现简举几例：

莫水金被610办公室强迫安乐死。莫水金，女，64岁，重庆市重庆长安汽车公司退休干部。2001年5月，莫水金因为身为法轮功学员而遭逮捕，被判处在重庆市女子劳教所服刑两年。在劳教所待了50天后，她开始出现咳血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凌虐她，所方用胶带封住她的嘴巴，并将她关在“小号”里。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莫水金已届垂死边缘。当地的610办公室将她转往长安医院。还安排女公安装扮成医护人员，在2001年10月30日晚上，给莫水金施打安乐死药剂。她死于这致命的一针。

李守强在昌平拘留所中毒身亡。李守强，男，37岁，北京朝阳区北京汽车装配厂员工。2000年3月8日，李守强因向政府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而遭逮捕，被送往昌平看守所，饱受酷刑。所方在他的饮水中加入了大量药剂，使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2000年3月18日傍晚，潘家园派出所打电话通知他的家属前来将他带回。李先生的母亲与兄长抵达看守所时见到他被关在铁笼里，在回家的路上，李守强已口齿不清。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家人，警方一直强迫他喝下掺有药物的饮料，不准他吐掉，也不让他喝水，还说这药物在两天后就会要了他的命。返回家后，李守强整个人目光呆滞，思维混乱。他的颈部后方、下背部、及大腿两侧皆是伤口。2000年3月20日早上，正如警方所言，李守强毒发身亡。

王旭志被迫吃下排泄物致死。王旭志，男，30岁，四川省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车队司机。1999年12月初，王旭志先生被捕送到成都的九如村拘留所。2000年1月中旬，他被秘密判处1年6个月的徒刑，在资阳大堰劳教所服劳役。在被拘禁的期间，狱警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还不断地用「警绳」对付他。一度，有200多名罪犯轮流围殴王先生一整天，王旭志因而绝食了150多天以抗议他的非法羁押。这段期间，他甚至被迫吃下屎和尿，由于长期绝食的副作用及劳教所里惨无人道的凌虐，王先生的身体急骤衰弱，已到濒死边缘。为了推卸责任，所方将他释放，但是王旭志从未康复。数天后，在2000年8月5日的傍晚时分，他就撒手人寰了。

小学副校长陆红枫因精神药剂过量致死。陆红枫，女，37岁，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第一小学副校长。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灵武精神病院。2000年3月，灵武市教育局因为陆红枫女士签署请愿信，要求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动而将她停职。2000年6月7日，她的丈夫及当局将她带至精神病院。在医院里她被绑在床上，被施打大量药剂。为了要使她放弃法轮功，她被注射八倍于正常剂量的药物。她在医院里经过五天的折磨后，因为药物破坏她的中枢神经系统而变得十分虚弱。2000年7月她被遣送回家，但她丈夫持续为她注射大量药剂，导致她中枢神经系统再受重创。2000年9月6日，她因为被滥施精神药物致死。

苏刚因神经毒性药剂过量死于精神病院中。苏刚：男，32岁，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仪表车间计算机工程师；苏先生拥有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地点：山东省潍坊市昌乐精神病院。苏刚先生于2000年因修炼法轮功，遭他公司的公安逮捕过三次。为了让苏先生放弃修炼法轮功，纵使他是个健康的年轻人，苏先生公司的高层于2000年3月23日将他送至昌乐精神病院。他被羁押于精神病院里遭受虐待直到2000年5月31日止。在医院里，他被强迫灌食过量的药剂，导致他神经系统受损。苏先生在精神病院里遭受九天的折磨后返家，却已完全变了个人。他的眼神呆滞，面色苍白无表情，反应十分迟钝，且四肢僵硬。苏先生虽有家人照料，他的状况依然持续恶化，终于在2000年6月10日早晨死亡。

哺乳的母亲在精神病院被酷刑逼疯。顾朋：女，27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是保定市香烟工厂的幼儿园老师。地点：河北省保定市一家精神病院。2001年1月，小孩还在襁褓中的顾朋女士，连同其丈夫和六个月大的小孩，因为前往中央政府请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而遭逮捕。他们从北京被押送回保定市后，她丈夫被羁押在保定看守所。顾女士要求释放她丈夫，却被当地的610办公室囚禁于一所精神病院里。每天她都被迫服药，接受药剂注射。这名原先好端端的母亲被药物折磨到心智衰弱。现在，顾女士由于药物折磨而变得精神恍惚，不停地踱着步。她的婴孩则因为母亲未审便被拘押在精神病院里受尽折磨，而丧失了重要的养分与母爱滋润。

在“法轮功人权”长期以来提交的迫害案例中，这种暴力灌食不明药物的摧残还有大量例证，因为其性质极为恶劣，对此“法轮功人权”也是尤其关注的。二零零八年三月，“法轮功人权”再次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此类迫害的报告，披露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地共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因被注射不明药物而致死致残的案例。详见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报道。

二、联合国回应

中共使用精神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至二十一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中共的药物摧残问题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迫害――强制精神病院关押的迫害，被重点提及并专门讨论。在事后发表的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度报告上，对此有专门的抨击：

“关于强制治疗――我们注意到中国刑法第18条规定：一位精神病患者如果犯罪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但必须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治疗；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注意到：本条款被错误的应用到非精神病患者身上，他们因为某些非医疗的原因而被羁押到精神病院中。比如本委员会所列举的胡静案例即属此类，而中共当局并未就此给出满意答复（注：所谓“胡静案例”，系一个“法轮功人权”提交联合国的法轮功学员受精神病院迫害的案例）。”“中共方面需采取行动，确保无人出于非医疗的原因而被强制性关押至精神病院。如果出于医疗原因确需进行精神病院治疗，必须确保此决定系由独立的精神科专家作出，并且可以就此上诉。”“关于执法及医疗人员的培训――中共代表团称：已对执法人员、法官与基层官员作出人权培训，以确保他们在上岗、提升与被任命过程中不会出现对涉案人员的虐待现象，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该代表团并未就这些培训是否有效作出判断。本委员会对于中共执法官员的人权培训之严重不足深表遗憾。本委员会也注意到：对羁押机构的医疗人员所进行的诊断虐伤的培训也严重不足，我们对此深表担忧。”“中共应进一步努力、包括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来确保各级执法官员绝对杜绝虐待现象。”“中共应就医疗人员诊断虐伤的能力确保足够的培训，培训中需结合‘1999年伊斯坦布尔草案’（‘对虐待及其它残酷、非人及羞辱性对待与惩罚的有效调查与归档手册’）的内容。”“并且，中共需确定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杜绝虐待培训进行有效性与影响力评估。”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四十一届年会中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如同对中共其它严重侵犯人权问题的审议一样，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关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中央社等国际主流新闻社，以及纽约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新西兰电视一台、加拿大新闻、德国之声等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主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作出报道。而总结该届反酷刑大会议题的年度报告，也遍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成员国。

该届年会期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际媒体还对作为非政府组织与会代表的“法轮功人权”做过专访。“法轮功人权”再次对中共施加于法轮功学员的包括药物摧残与精神病院虐待等各种迫害手段做了重点揭露。

从后续联合国的动作来看，他们对该问题的关注是持续性的。比如，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比如，当本特派专员（指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访华时注意到，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即便是中共对涉毒人员随意使用药物的行为，都引起联合国的关注并发出规范化的呼吁，更何况中共那种对健康祥善的法轮功学员所进行的药物摧残呢！

三、迫害不止，揭露不停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四十一届年会刚结束不久，“法轮功人权”又向该委员会递交一份重量级的报告——“精神科药物摧残及精神病院迫害案例报告”（2009年3月）。报告进一步列举了大量实际迫害案例。现简要列举几例：

重庆赵家芳被迫害失明后再被注射不明药物致死。重庆市綦江县大法弟子赵家芳二零零一年八月被綦江县公安局一科、松矿派出所何信强等从家中绑架，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八年六个月，送永川劳改农场非法劳教。赵家芳被长期迫害致双目失明，三次晕倒，在治疗过程中，医院方面受恶党人员的指使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导致她严重呼吸困难，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含冤离世。

山东赵培杰被迫害致疯，含冤离世。山东省荣成市大疃镇小泥沟村法轮功学员赵培杰（又名赵强），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秋，赵培杰到同修家时被非法抓捕，又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赵培杰在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时间长达近两年，并被迫吃一些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致使一个本来健康活泼的青年，被迫害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立、精神失常的废人。赵培杰的亲母已故，其父与继母由于受邪党谎言宣传的毒害，不但不帮助照顾医治，反而将其逐出家门。赵培杰几年漂泊流浪、无吃无住，遭受着饥寒酷暑，被人欺辱摧残折磨，于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含冤离世于荒野。

湖北赤壁市居民刘晓莲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6年被抓捕，在赤壁市蒲纺精神病医院多次被注射毒针。二零零八年八月，全身浮肿的刘晓莲被抬回家，于两个月后不治身亡。被迫害致死前，老人还曾在赤壁看守所被关押期间遭受其它多种酷刑，包括“五马分尸”。

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对所关押法轮功学员全部注射不明药物，很多人在此被迫害致残致死。所有在“成都法制教育中心”被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都被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和各种残酷精神折磨落下严重的精神创伤后遗症，不管是没妥协的、还是向恶人妥协的，被放出时全部显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顿，目光呆滞，言行迟缓，全身生理机能失常等症状，很久很久也恢复不了正常。其下毒分两步做：第一步，在饭里下毒，目的是打乱生理机能；第二步，说法轮功学员病了，他们担不起责任，由几个彪形男子强按捆绑住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受害人不久即开始头痛、精神狂乱、莫名恐惧、肌肉和胃抽搐、严重幻听幻觉，全身细胞难受。这里至今还非法关押着许多法轮功学员。这里已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被迫害致疯致残。比如李晓文，女，67岁，四川成都双流县法轮功学员；2007年11月被双流县恶人恶警强行绑架到“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关押迫害、生命垂危，2008年3月回家后，经常大出血，5月初因大出血昏迷不醒，家人送到川医抢救，于六月初含冤离世。又如邓淑芬，女，七十多岁，四川成都双流县大法弟子；她在这里被非法关押40天，于2008年5月5日含冤离世。

赵寿柱被注射不明药物致死。赵寿柱，男，37岁，辽宁新民法轮功学员。他在2008年3月31日晚发真相资料时，被新民市国保大队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新民市看守所，赵寿柱绝食抗议迫害。新民市公安局和市医院勾结，对赵寿柱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年仅37岁的赵寿柱出现生命危险，于4月14日被其姐姐“取保”接回，在4月20日左右含冤离世。

中共从整体上摧毁了国人的道德，有良知者被打压或者选择沉默，邪恶者极度嚣张疯狂渔利。而且，几乎各社会阶层、各种职业者中都有大量人群被胁迫而不得不犯罪，或者被裹挟而自愿犯罪。以本文所重点揭露的中共药物摧残与精神病院迫害来说，大量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有的是被驱使，有的是自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份是发自内心相信着中共的谎言，认为他们毒针下的法轮功学员是真的精神不正常，他们在“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进行着清洗，他们觉得他们很神圣，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这一点与当初纳粹犯罪集团何其相似。1933年1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自愿用自己的“医术”参与民族清洗的德国医生更多，到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45%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相关组织。然而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呢？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审判中，有1000多名医生（其中350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2000多名护士被宣布为战犯，其结果就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偿还罪恶。

无论是德国纳粹用毒针杀害犹太人，还是日本侵略者用药物细菌在中国人身上做人体试验，那毕竟还是战争年代人处于极度疯狂状态下对异族做的事。然而在当今中国，在这个中共所谓“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在这一现代文明的和平年代，中共用毒针、毒药、精神病院的高墙和电棍对付自己的同族，难道不是对文明与理性、良知最大的凌虐吗？

“法轮功人权”将继续关注并持续揭露中共在这一方面的罪恶，正如揭露它在其它所有方面的罪恶一样。愿全世界有良知者携起手来，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去做我们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