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身经历的一次媒体造假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八月初,中共开始给法轮功抹黑宣传,我去北京上访,因此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自己和家人精神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单位安排了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对他们讲了自己炼功受益的体会,但事后出来的新闻与我说的完全不同,我成了被当局所谓”教育转化”的典型,媒体利用我做道具来欺骗民众,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假新闻都是用类似手段制造出来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我按照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要求提供了个人的信息。填写完上访表格后,那个接待的人说,其实接访员早就走了,我们是公安,等着在这抓法轮功,来一个抓一个,凑够一车就劳教。当天晚上,几个山东烟台的公安来信访局,两个人把我夹坐在汽车后排座上,带到了烟台驻京办事处。我这个守法公民就这样无理被绑架,随后被劫持回烟台。

当时的烟台芝罘区党委书记魏秀田(此人后来因受贿被判刑十五年),指使我原工作单位——芝罘区检察院,私设牢房,把我囚禁在单位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女同事24小时轮流值守,严密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被当成犯人对待,被自己的同事包夹,监控,连上厕所都不让关门。

检察院这个本应查处非法拘禁的单位带头犯法。中共把自己制订的法律践踏得一钱不值。单位里的头头趁机或明或暗的向我家人提出钱财要求,那些看管人员每天在餐馆吃饭的钱要由我家出。单位头头还趁机敲诈,要我家人给他装修房子。

在这段被监禁期间,我被剥夺了一切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每天除了短暂的吃饭上厕所,剩下的时间全部被强迫浸泡在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电视、报纸和书籍里,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轮番和我谈话,不许睡觉。女同事奉上司的命令夜里不让我上床睡觉(桌子拼的床),一看我上床就去拉扯我,叫醒我。

反贪局一个叫臧国章的人(此人几年后暴病身亡),带着几个人,夜里轮番找我谈话,不许睡觉。话语间,以我的前途、工作、家庭甚至进一步监禁迫害威胁恐吓我,逼我写保证,逼我放弃信仰。这样几天下来后,只觉的头脑昏昏沉沉,无法正常思考问题。这一切手段都是中共从上而下安排好的。

当时媒体上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铺天盖地,一时之间,阴风飒飒,仿佛文革再现。亲友们不敢谴责中共,只能暗暗为我落泪。用当时单位头头的话说“法轮功学员的政治前途已经死亡”,这句话意味着在中共掌控一切社会资源的社会里,你会备受歧视和打击,成为失去一切权利的最低等公民,甚至贱民。

欺骗是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他们对一些法轮功学员说写个假保证,让我们交个差就完了,你心里怎么想是另一回事,你回家怎么炼,谁管得着。然后他们再拿这样骗来的保证去骗更多的学员,说某某站长、某某辅导员都“转化”了,就剩你了。给你制造出一种错觉,好象这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还在炼法轮功,在被这十三亿人打击。

因为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和高压洗脑,也因为多年受中共党文化教育,以为不过是走个过场,我一时糊涂,就违心地写了一份“保证”,后来又用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和“揭批书”,以为可以用这样与他们周旋。

人无正气,恶人会更加嚣张,得寸进尺。写了“保证”,我仍然被监禁着。检察长张学恩对我说,因为我的事影响他的前程,要我去见见媒体,给单位挽回点“声誉”。我以为我可以借机帮助那些记者了解法轮功,澄清外面那些的谣言,就答应了。

随后,《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现代科学生活报》、《烟台电视台》、《大众日报》、《烟台广播电台》等几家媒体都来“采访”我。我如实地对他们说,我是因为相信修真善忍做好人才修炼的,大法是好的,只是政府不让炼了。我还反复对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如实报道我的话。但是那些报道他们一份也没拿给我看。

张学恩还对我家人说,要想让我早点出来,要我家人做一个锦旗送给他,当众对他表示感谢才行。单位还找来《现代科学生活报》等媒体记者照了送锦旗的几张照片,骗公众说什么“挽救了”法轮功学员,家人主动送锦旗表示感谢。

随后《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记者来做所谓的采访,其中《人民日报》的那个记者象审犯人一样对我,他说:“我现在问你问题,你只准回答是或不是。”

然后,他用社论中那些恶意侮辱大法师父的话,比如你师父是不是骗了你等等,一句句重复,叫我回答是,我每句都回答说:不是,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他又重复社论中那些下流的骂人话,喝令我去回答是。我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听任何真相,我当即回绝他说:“如果你是来采访的,就要听我说,如果你念社论,再逼别人说‘是’,这算什么采访?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事实。你自己回家去编一篇就是了,为什么要出去骗人说是某某人说的呢?这还有职业道德吗?符合一个官方媒体的作派吗?”那人对我拍桌大怒离去。

后来张学恩斥责我说,本来他想让那记者在《人民日报》上给自己写篇文章,现在因为这事搞砸了。从那以后我就拒绝再见任何记者了。

一个同事来关着我的办公室牢说,你上报纸了啊。他手里拿的那张报纸是《现代科学生活报》,上面登了一篇连载文章,说我如何“被政府感化了”云云,还说我如何“抨击了”法轮功之类。其实我在接受采访时一直是告诉他们,师父教的真善忍是对的,我是受益者,不是受害者。这些文章所谓对我的采访和描述通篇都是胡编乱造,我怎么也不会说那些仇恨大法的话,完全是没有的事。其他报纸,如《烟台日报》的报道也是造假的。烟台电视台和电台的播出我没有看到,但我料想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找到张学恩,要求他转告那些媒体澄清不负责的报道。他却对我说:“这是政治的需要,给你澄清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在办公室里被软禁了二十天左右,在九九年八月被放回家。回家后才知道,那些关于我的假新闻已经被当地政府和媒体传播出去。我因此提出辞职。

后来,由于我一再给那些媒体写信要求澄清,在九九年十月我再次被关押十几天。二零零零年五月,我不得不再次到北京上访。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先后五次被监禁,而每一次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事情过去许多年了,心里一直很沉重,在很长的时间里背负着沉重的愧疚。写出此文来,是为了正告当初那些参与造假的人,人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后果,都被记载着,如果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迁善,才能有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共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是受害者,中共一贯就是群众斗群众。也希望还在迷中的世人,能够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