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年前湖北省政府“七·二一”大上访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叫方隆超,1961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横沟镇湖桥村上方,今年48岁。1983年毕业于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之后被分配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规划处防洪室工作。

我天生对气功、修炼感兴趣,曾经学练过太极拳等多种气功,后来经过认真观察比较,认识到法轮功是最好的。学炼法轮功前,我一年总要花费单位几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学炼大法不久后,慢性眼结膜炎、中耳炎、颈椎炎、膝盖处风湿性关节炎、皮肤病等医院治不好的慢性病都好了。大学二年级眼睛开始近视,之后一年平均增加四、五十度,至93年达600度,93年10月炼功后近视不再加深。修炼大法后我没再花单位或个人一分钱的医药费(设计院规划处有账目可查)。

法轮功1992年5月中旬在中国东北的长春正式传出,因为法轮功教导修炼人待人处事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以修炼心性为本,做事先考虑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方方面面都要做一个好人,许多人学炼后内心充实、宁静祥和,人的秉性、个性都有很大的改善。同时法轮功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对人的身体改观很大,学炼不久后:许多重病人病好了,无病一身轻;许多体质弱的人身体变强壮了;许多老年人越炼越年青,许多老太太皮肤变的白嫩,白里透红,比用什么美容保健品的效果都要好。虽然没有任何媒体广告宣传要人来学,可是人传人,心传心,口耳相传到1998年下半年,中共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有七千万人学炼法轮功。到1999年7月中国大陆约有一亿人学炼。

因为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而共产党崇尚的是“假、恶、斗”。理念根本上冲突,再一个更直接原因就是原中共总书记江贼民由于心胸狭窄,妒嫉心太强,当时在许多中共高层都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悍然决定镇压法轮功。1999年7月22日下午3点,中共媒体宣布法轮功为所谓的“非法组织”。可是却在7月20日凌晨4点提前二天偷偷地全国统一大逮捕,武汉有许多义务辅导员、老学员被抓了。7月21日下午,许多功友相约自发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放人。因为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镇压,在炼功群众看来,大家都是在做好人,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抓捕,莫名其妙,今天抓他,明天说不定就抓到自己头上了。

因为我要上班,我没有按时去。我们设计院不象一般流水线的工厂,平常有事都是可以请假的。我们单位在汉口解放大道1155号,我于下午下班前约一个小时向领导请假要提前走(当然不需要告诉原因),批准后,我立即搭乘公车赶往武昌省政府所在地。

将近6点不到的时候我到了目地,一看:现场戒严,根本就不能进去。外面还聚集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来晚了进不去上访现场,但是大老远的跑来了,又不愿就此离去,所以中间夹着大批的警察、武警,上访的外围也聚焦了许许多多的修炼者。

我当然不甘心站在外围很远的地方,连上访的人群都看不到。我就到处走,可能是当时警戒线还没有完全拉好,也可能是我运气好,也可能是我有一颗坚定上访的心、有如神助……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个有如宾馆一样的地方,一些人往大门里进,我也理直气壮地好象自己就住在里面一样的信心十足地往里走,门口的警察问我:干什么的?站住!我不理他们,继续走我的。警察疑惑了,以为我是住在里面的人,本来是要来截住我的,走了一半,看我对他不屑一顾的样子,他又自己退回去了。走过宾馆的大堂,好象有一个小院(时间太久记不住了)一出后门,哇!好多的修炼者站成几排笔直地、静静地站在对面的省政府前的人行道上(主要的大约是4排,现在具体记不清楚了,有的地段较宽就多站了几排)。我不顾值勤警察的阻拦,赶快地冲到对面上访人群里:“对不起,我上班来晚了,挤一挤。”我很快地就溶到了上访的人群里面。既然我进到了上访的人群里了,警察也就不管我了。

省政府前的人行道很宽,前面还留有一些地方让行人可以通过,我还看到经常有人骑自行车通过我们的面前,当然也有汽车过往。我听说上访代表到了省政府里面去上访交涉了。但是政府当局态度强硬。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上没有了骑自行车的行人和过往的汽车,再后来拉来了整车整车的武警,再后来开来了许多的加长大公共汽车(有三排车轮,车身中间两边有弹簧相连,方便加长公车转弯),停在了宽阔的马路上。大约在晚上七、八点之间开始清场,武警上来暴力拉扯上访群众,功友们当然不愿意就这样没有上访结果的被武力驱走,大家手挽手连成一个整体,不让武警把上访人群冲散拖走,开始时一个武警上来拖一个上访群众,拖不动。

后来武警采用的办法是:先用大量的警力把上访人群暴力打、冲开成好多段,然后很多武警围住一段,虽然上访群众总数远多于武警,但是上访群众是站着不动的,武警就可以用局部的人力优势来拖上访群众。开始一个武警拖一个,多半拖不动,就来二个拖一个,有的拖不动就来三个武警,或者更多,前面拖、后面推。一个一个地把上访群众强力拖上公车,塞满人后马上开走,腾出地方再开来一辆空的公车继续往里面拖人,毕竟上访群众许多是老人,终于被年轻力壮的武警把人群冲开拖走。我当年只有38岁,是年轻人,力气比较大,是靠后被拖上车的。刚把我拖上车,我又蹦下来了,拖我的武警很是生气恶狠狠道:“是不是想去吃公家饭?”同时给了我一记狠拳。虽然被打得很重,但当时心思在上访被抓的功友这件事上,也不觉得痛。然后我又被恶狠狠地推上车。

大公车把我们分散拉到了武汉三镇各地,我是被拉到了汉口的一个武警营地,扣留了我们约三个小时,登记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单位,然后才让我们离开。

这是7月21日湖北省政府上访回忆的片断。也许有人会说,你们上访的人太多了,当局怕治安不稳,当然不能让你们长时间的聚集,所以要武力把你们驱走。其实,这是独裁者心虚的表现,任何一个合法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中共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这个政权是抢来的,没有合法的群众基础。

正因为中共知道自己的政权是不合法、不稳定的,所以就给中国人愚民洗脑,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置身于这种一言堂的洗脑宣传下,也就习惯于这种不正常状态了,思维方式与正常社会的人都有很大区别了。这几年我有幸到了海外的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看到了人们生活在真正的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里面,人生活在没有政治思想压力下是多么的幸福!两边一对比,才深切的体会到中国人精神上、思想上被中共奴役的多么严重。真是可怜、可悲!

一句话:在海外正常社会里,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让你做的事,你都可以去做。而在中国大陆除非是中共同意让你做的事,否则你可能要承担后果(哪怕是合法的事)。所以海外也就没有什么“控负”、“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了。海外的合法社会自然就是稳定的,也不用什么“控负”,更不用“稳定压倒一切”了。虽然海外正常社会也会有一些突发恶性事件,但那是个别人人为的,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当今中国大陆每年有超过十万起群体事件,而这些事情都是由中共的邪恶本质所引发的(当然也有个人引发的恶性事件,但那是另一回事,不在这十万起群体事件之列)。

言归正传,中国法律有规定公民可以上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执政时期,为了纠正文革时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中共挽回人心。规定公民可以越级上访,各级政府不得打压。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最近也没有取消。同时规定中也没有限制上访的人数必须多少。当年在中国有一亿人学炼法轮功,那么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上访也只有几万人。湖北省当年炼功人有上百万,也只有几千(大约不到一万,我不知具体的上访人数),都只是个零头。上访人的比例不但不高,而且很低。再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发自内心的做好人,好人再多也不会对哪个政府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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