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九八年十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顽固性的神经官能症，犯病时十天半月不睡；风湿性关节炎，天再热都得盖毯子；结肠炎难受的我无法形容；胆结石疼起来打杜冷丁都不好使；最威胁我生命的是绝症胃病，吃一勺稀米粥，像塞一把干草一样疼痛，水果冷食一点都不敢动，就连一个橘子瓣的水都咽不下。
没想到我学大法才三、四天，就一口气吃了四个橘子。我丈夫不放心，晚上看着我，怕我有什么危险。结果我一觉睡到天亮。我丈夫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好了，你好好学。学法二十几天，我身体的那些疾病不翼而飞。我从三十、四十岁起，就每天拖着一个有病的身体，胳膊、腿很沉重；现在我六十岁了，胳膊、腿脚却非常轻松，身体轻飘飘的。
大法的神迹使我从去病健身转向真心修炼。过去我不识字，现在我能通读《转法轮》；过去我不会写字，现在我拿起笔能写出文章；大法的超常使我知道了人来到世上的真正目地，知道了人生真正的价值，知道了做人的准则。
就在我被大法法理所震撼时，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开始铺天盖地打压，对大法与师父进行疯狂的栽赃陷害，疯狂绑架、抓捕大法弟子，这对我这个刚刚修炼几个月的修炼人真是非常痛苦。这么好的一部大法，为什么不让学？
我是在大法中亲身受益者，我不能看着大法与师父受到诽谤与陷害，我要去北京证实大法，为师父讨回清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十二月十五日，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喊出我心底最纯净的声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广场的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通知东港警察把我带到东港驻京办事处，驻京的警察把我身上的钱全部收去，五百多元至今没还。东港警察把我带回到向阳派出所，去带我的警察，我只知道一个管户籍的邹吉贵，其他警察和驻京的警察我都不认识。向阳派出所警察把我抓到东港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户籍警察邹吉贵到看守所把我叫出来，还有一个人，邹吉贵说他是科长王润龙。王润龙走时，邹吉贵告诉我十八号就可以回家了。但等来的不是回家，而是非法劳教。
在劳教所里，恶警强迫我让放弃信仰真、善、忍，放弃炼法轮功，强迫坐小板凳、站军姿，一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奴役劳动，使我的病又都犯了。劳教所看我病重，通知家人把我接回。我回家学法炼功，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二零零三年夏季，恶警王润龙带着四个国保人员，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夜晚把我非法送到拘留所。我因被惊吓胆结石病犯了，拘留所不收。王润龙勒索我丈夫七百多元，才让我回家。回家两天后，一自称小王的警察闯到我家，把我家里的录音机和师父讲法录音带都拿走，后又回来叫我签字，说明他们拿我家的东西是合法的。
二零零七年一月，我去讲真相，被东港大东分局警察劫持，我问警察为什么抓我，他们说我们也不愿抓，是国保打电话让我们抓。有一个警察打了我两个耳光。晚上十一点多，王润龙来了，把我被非法关到看守所。午夜三点多，胆结石的剧痛使我坐立不安，被送进医院，在医院住了四天，被警察严密看守着。因为要过年了，大东分局局长要把我关回看守所，因为他们要放假过年。我女儿说把我母亲送看守所，出了人命，谁负责？局长孙立南说，法轮功出了任何事情，我们不负责任。我看着这个局长，他手按在墙上，脸上的表情蛮横无理，我看出他对按“真、善、忍”修炼的人非常仇恨。天理在衡量着一切，这个局长现在已经遭报被双规。
我在看守所不能吃饭，每天只能吃两小勺米汤，有时还往外吐，瘦的皮包骨，后来大东分局勒索我家人五千元钱，才让我保外治疗。在中共要开十七大时，我又受到骚扰，干扰了我家的正常生活。
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我也没做坏事，我讲真相是在救人，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父老乡亲，让大家明白真相，将来不被淘汰。天灭中共邪党是天意，我们只有顺天意而行才能保平安。中共邪党强占我们神州大地几十年，破坏着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中华儿女几十年来被中共邪党利用，多次搞运动挑动中华儿女互相残杀，都成了邪党的奴隶，被邪党毒害忘了中华民族的本份，忘了祖先的教诲。
人不重德，天灾人祸。道德对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地区及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使家庭和睦，人心向善，更能使社会道德回升。邪党把这么一群好人往监狱里抓，那些做打手的警察你们想想自己将来会得到什么呢？三尺头上有神灵，天理在衡定着一切。迫害善良是天理不容的。你们现在还不明白真相、停止迫害，等待你们的后果是可怕的，你们没想过吗？黄菊、罗京的金钱地位已经很高了，可是生命没了，一切都没了。东港法院庭长魏殿东在给大法弟子非法判刑时，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可突然间他得了肠癌，才知道遭报，可是后悔晚了。不听真相给自己生命留下深深的痛悔，给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损失，给亲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