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骂大法 遭两年关押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清玉,二零零零年因拒绝天安门警察的无理要求,坚决不骂大法,遂被绑架、非法关押了两年,其中包括被拉到洗脑班,遭精神及肉体虐待。以下是王清玉自述这段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王清玉,女,生于一九四零年,是河北省唐山市钱营矿的退休职工。我是九六年十月份前后得法的。得法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如心脏病、胆息肉、胃病、慢性肠炎、慢性咽炎、肩周炎、失眠、冒虚汗等等,走过多家医院、专家门诊均无疗效,后经人介绍炼法轮功,时间不长这些症状就很快消失。

遭看守所恶警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我去北京证实大法,上天安门城楼时,警察查票搜身、逼我们骂大法,我们不骂,警察就把我们绑架到事先准备好的汽车拉到广场派出所。午后,又把我们拉到唐山驻京办事处,将我用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子上。直到夜间钱营矿劳保科科长兼书记吕文好将我接回送到钱家营矿分处,交予田贵宝。

紧接着办了两天“学习班”,参加的人有钱营矿副书记汪风林,团委书记胡兴海,公安分处田贵宝。末一天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就这样,汪风林、田贵宝就决定把我劫持到唐山第二看守所。当时唐山第二看守所正在改建,我被非法关押在丰南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在搬迁新建唐山第二看守所过程中,我拒穿犯人服,队长邢立新就将我双手铐上。一天中午,趁大家睡觉的时候,我就打了会儿坐,新来的所长王玉合看到后说不让我炼,我没有理他。又过了两天,大约是七月十七号左右,科长王海民将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还炼不炼功?穿不穿号服(犯人服)?坐不坐班?给你两天时间回答。当时女队长邢立新说:让她现在就回答!其实我早就憋不住了,我说我炼功,不穿号服,坐班的事等我想好再回答。张海民立即叫来四名犯人,把死人床(惩治死刑犯的铁床)、脚镣、手铐都拿来,四个犯人分别将我的手和脚全都铐在铁床的栏杆上,动弹不了,连大小便都不让。当时正是大伏天,整整铐了我十二天,当时监室内有两位同修,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给我洗头擦身子,从铁铐子的环里给我换下脏衣服,还接尿,喂水喂饭。当我被放下地时已经是骨瘦如柴。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队长邢立新将我转关到另一女监室,此监室比较邪恶,一天,牢头王凤君和犯人李连芝告诉我说:队长布置好了,不让你炼功,你炼功就不让你睡觉。我说那不行。李与王配合,只要我一炼功,她们就抻胳膊、拽脚的千方百计阻挠我,我打坐时闭着眼,李连芝就用条帚苗捅我鼻子,捅耳朵,晚上十点后大伙都睡觉了,李连芝拽着我的两腿,“咕咚”的一下子就把我从坑上拽到地板上,我若不是炼功人的话,这么大岁数,腿和脊椎说不定就筋断骨折了。她们为了不让我睡觉,把我的被子泡在水池子里弄湿。她们不但自己这样干,还叫其他的犯人也这样干(当然别的犯人从心里讨厌这种做法),总之就是换着班的折磨我,整的我八天八夜没睡觉。

这期间我多次告诉李连芝:你这样做对你不好。她不听。结果时间不长,李连芝就得了糖尿病。王凤君也是脸黑青的,走路有气无力。

二零零二年一月,看守所安排犯人编椅子。我与王素兰等四位同修悟到我们不是犯人,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和指使。为此,所长王玉合将我们手反背铐着绑在铁椅子上。前四天恶警不让我们上厕所,当时有两位年轻同修来例假,我跟队长邢立新说:你让她们换上手纸。邢说:用被子堵上!直到后来另一位副所长查监,方才给了一会儿下地上厕所的时间。那年的冬天很冷,当时我被逼坐的铁椅子就在监室的风场大门里面,一天恶警邢立新进屋后,借口空气不好,把大门敞开半天,其实她的真正目的是想冻我。就这样长期坐铁椅子,我的腿和脚肿的象包子,十二天后才将我放下。

有一次,看守所组织狱警家属来参观,我写了天安门自焚真相信,与同修王素兰借机将此信递出,为此,恶警邢立新用一副脚镣将我和王素兰铐在一起。三天后牢头李连芝就跟队长打小报告说我们不编椅子挺舒服的,这样队长又用一副手铐将我俩一人铐一只手。这样铐了十二天。

二零零二年二月份,恶警队长邢立新将两个监室合并成一屋,这样,大法弟子们就有机缘举行了一次很壮观的集体炼功。结果又有五位同修被铐上了手铐。其中就有我,当铐到第九天时,我肚子疼的厉害,这才被打开了手铐,那天科长张海民说了句明智的话:“那就炼功吧!”其实是我放下了生死,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才得来了炼功的环境。

遭洗脑班恶徒围攻、刑罚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钱家营矿党委副书记汪风林、“六一零”办公室姜主任、劳保科书记周富、分处田贵宝、服务公司员工李小芳等人到唐山第二看守所,说的是叫我和王素兰回家,其实是将我俩弄到唐山纺织大学洗脑班。至此,我被唐山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年半。

在被拉到洗脑班的一路上,王素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车停在“转化”学校院里,王素兰下车后被好几个人又抻又拽的,我是车上最后一人,看此情况,我就下车和王素兰抱在一起。这时抻王素兰的人和围观的人四散离开,站的老远,后来他们就吃饭去了,我和王素兰走出大门外,意想回家,后来我被李小芳拽回。

晚上,洗脑班校长兼书记孙明良立刻组织四、五个人对我进行车轮战术,目的是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我,孙明良和我争辩一阵子后,我觉的身心疲惫不堪,为不使他们达到目的,我去厕所回来之后就不再进他们的辩论室,把鞋脱了在走廊里靠墙边坐下,谁说我也不进屋,孙明良和张阿宁看着实在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最后孙就问:今天谁让你和王素兰跑到大门外的?我告诉他,那是自己悟到,没有谁指使谁,是矿上领导告诉我们回家的,是矿上领导欺骗我们。后来听说他们还将我俩拍成镜头录像了,等着一旦我俩“转化”,他们可以以此大做文章。

后来洗脑学校找来所谓的专家讲课,晚上放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目的是给我们洗脑,当然我就不去,晚饭后我自己就在乒乓球室呆着。一个叫蒋丽群的洗脑人员紧追我不放,非叫我去看电视,最后她觉的说服不了我,就让我回房间,她在房间里大喊大叫,我只好用被子蒙住头,由她去喊,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她喊的没劲了,就说:你们都说我是魔,我就是魔,你什么时候不“转化”,我就一直跟你到底。

接下来的一天上午,我从洗手间出来,一个叫张石的大个儿,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就往楼下走,到一谈话室内,那里已经有五、六个邪悟的在等着我,对我进行洗脑“转化”,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了,他们有走的,有来的,就不说叫我睡觉,我不管这些,说太晚了,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又叫我去谈话,在谈话室里我坐下时间不长,张石进来,托着我下巴把我的头往墙上连撞三下。蒋丽群插话说:你得““转化””,不“转化”就送你到劳教所!那些邪悟的人员更是倒行逆施,把他们邪悟的理强加于我,我不认同,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的,一个姓邓的很凶,多次跟我拍桌子瞪眼,后来再没来过,听说她的胳膊折了,真是善恶有报。这天下半夜两点后才允许我睡觉。

接着第三天仍然是谈话洗脑,一个叫赵华的洗脑人员,她说我去北京犯法,还自称是学法律的,我说我没犯法,那你就把宪法搬来,看看谁在犯法。她说下午吧,结果下午她就没敢露面。晚上张阿宁再三催我写认识,我就写了:一、大法能使人身体健康。二、大法能使人道德回升。三、大法赋予人的生命,包括你我他。总之大法是伟大的神圣的。张阿宁无可奈何的说:这不是很好吗?这天凌晨四点后才让我睡觉。

第四天上午,一个王姓洗脑人员问我天安门自焚是真的是假的,我说是假的,他说你敢跟我们去调查?我说我敢去。后来他们就不再提此事。晚上八点左右,张石进来了,出其不意的突然抽走我坐的椅子,让我摔了个仰八叉,到十一点左右张石又第二次进来,又是同样抽走我的椅子,让我的脑袋磕在暖气管子上,后来我就坐在地板上直到天亮。

第五天,中午刚吃完饭,孙明良带着打手王志杰闯进我睡觉的房间,二话没说,就把我摁倒在地板上,把我脑袋往地上连磕了三下,我左眼太阳穴处立刻鼓起一个大青包。晚上孙和王到谈话室,不让我坐椅子,靠墙站着,还训斥了一些别的话。晚上十点后由两名邪悟人员看着我,王志杰进来后拽着我的衣领到一个离墙远的地方站着,我实在站不住了,蹲下一小会儿,那两个看我的人立即将我拽起来。凌晨四点左右,王志杰又进来拽我到房屋中间的空旷地方,这样一直站到早上七点,这场闹剧总算结束了。后来孙明良又多次叫我与其谈话都被我拒绝。再后来的一天,王志杰叫我去楼上会议室听孙的报告,我说我不去,王志杰把我拽到谈话室,左右开弓,狠狠地打了我十多个耳光。

钱营矿劳保科周富,隔十天半个月就到洗脑班来一次,看我是否“转化”,同时配合孙明良的洗脑。

在洗脑班期间,我身上长湿疹,孙拉我到唐钢医院,一次拉我到新华纺织医院,大夫早就说没事,也不传染他人。但是孙明良故意小题大做,目的是从经济上迫害我。他又让周富强行拉我到唐山安康医院(此医院与公安对口),医院要五千元押金,我家人根本就没钱交,所以医院拒绝接收我,孙的目的没有得逞,又拉我到钱营矿医院,我坚决拒绝打针吃药,呆了五、六天又拉我到洗脑班。

唐山纺织大学洗脑学校将我们一人关一屋,门从外面挂上锁头,吃饭解手都在屋里,把我们不当人看,为此我就绝食了。孙明良又安排周富、田贵宝将我拉回我儿子住处,周富说你快吃饭吧,让你儿子把你衣物从洗脑班拿回来,以后就不去了。我信以为真。吃饭有六、七天后,矿上“六一零”刘宝余又把我抓回洗脑班。记的那是个星期一,田贵宝和劳保科的工会主席韩进忠,一人架着我一个胳膊把我塞进小车里,当时围观者很多。

到洗脑班后我继续绝食,孙明良为了不担责任,又叫周富、田贵宝拉我到钱营矿医院,说是给我输液,我坚持不输,最后就叫我回家了。大概二年后,孙明良遭恶报得癌症死了。

两年经济迫害七千元 母亲临终不能见

我回家后,周富安排两名矿上的职工看着我,周还经常来我家用问我还去不去北京,我都说去。这两个人看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我找汪风林才将这两人撤掉,表面上是撤掉了,其实背地里仍然安排人在监视我。

就因为我不骂大法师父,被非法关押了两年。那两年邪党人员给我造成的经济迫害共计七千零五元。一是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前几天,劳保科书记吕文好、公安分处田贵宝用车将我拉到矿上囚禁一个星期,还管我要押金二千元,说是不让去北京的保证金。二是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被扣工资二千零五元。三是在洗脑班交所谓生活费三千元。

在那期间,邪党人员不只是对我本人进行迫害,给我的家人带来的痛苦也是一言难尽。家中老母亲八十多岁,天天在哭喊着要闺女,直到临终前眼哭瞎了也没能见上我一面。那期间,由于我老伴不会做饭,更不会伺候人,只得求助老家的亲戚帮忙,把我妈安排在亲戚家附近的敬老院,每月的费用就六百多元,而我的工资被扣除了将近一半,老伴心急如焚,为了生活,六十多岁的人只好走出家门去打临时工。一天在回家途中下车时摔了一个大跟头,自己坐在地上半个多钟头才能起身回家。还有一次,老伴高烧四十度,晕迷不省人事,多亏好心人给我儿子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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