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不清慈悲与揭露恶行的关系；
有的同修对于至今仍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特别是对迫害死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的揭露，持消极态度，认为不能把此人的行为叫做恶行，不能把此人称作恶人，这样会把此人推向反面，是不慈悲。
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全面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犯罪历史是真正的善，能有力的震慑恶人，能使其停止迫害甚至悔悟后能弥补过错，能更好的救度众生，这是真正的慈悲于众生，也是真正的慈悲于行恶者。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应抱着慈悲救度他而不是压倒他的纯净心态，不气不恨，不抱有人心，客观如实的组织材料，使民众了解真相，这是符合法的。
然而，一些同修甚至是协调人摆不正这些关系。例如，在对景县国保大队长李桂生的恶行揭露中，有意删去与其相关的迫害致死案例（柳连义在景县看守所被迫害死），勒索大法弟子钱财近百万元（同修根据明慧网曝光材料计算得出）减为几十万元。似乎同修认为，这种书面上的“减罪”，是对恶人的慈悲（也是民众能接受的）。因而把揭露材料变成一篇走形式的、无关痛痒的短文。
还有与其有“私人关系”的同修，以“力度不够、不详细、不准确”为由，不发资料、扣押资料、销毁资料等，以期取得李桂生的好感。还有的同修被邪恶伪善的表面所迷惑，为邪恶开脱罪责，当恶人的传声筒，甚至盼望李桂生在国保的位子上多干几年，以便以后被迫害时好找他来帮忙。
二、分不清人情与法哪个更重要；
有的协调人在整理修改揭露恶人恶行的材料时，不是以法为师，从救度众生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人情为标准，为了协调同修（特别是与恶人有“关系”的同修）之间的关系，以违背大法的原则作为交换，明知不对，也不坚持原则，好使其配合工作。
还有曾经被邪恶迫害过的同修，至今也不提供自己被迫害时的情况，不主动站出来揭露邪恶。
还有和邪恶有联系的同修，当写材料的同修需要资料时，不提供恶人的任何信息。
有的同修还以其他理由阻碍同修对邪恶的揭露，例如，说《明慧》上的资料不准确，不能以明慧网的资料为准。
三，分不清揭露邪恶与注意安全之间的关系
有些同修写真相资料时，在显示心、争斗心的驱使下，不顾同修和众生的安全，随便乱说一气，暴露大法弟子、常人的个人信息，起到了给邪恶通风报信的作用。例如，同修或资料点被迫害时，把设备详细的罗列出来，甚至把一些邪恶根本不知道（不懂）的特殊物品也列出，无形之中给同修造成压力，给邪恶提供迫害同修的“证据”。
当同修被迫害时，有的同修没有和其他同修切磋就把营救同修的方式、人数等在网上公开（甚至是一个营救的计划），起到了给邪恶通风报信的作用。
有的材料，在常人善待大法（或得法后）得福报的事例中，详细的把当事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都列在材料中，追求所谓的“真”，实际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任，干的是邪恶喜欢的事。
四、准确与及时的关系分不清；
当迫害发生了，有的同修不是及时的上网揭露邪恶，通知同修发正念营救，而是以情况不明确、或明慧网上没有报道等为由，把当前的事放在一边不管，反而去做以前的与此没有关系的迫害资料，打乱对同修的营救、对邪恶的揭露。例如，二零零八年十月，同修们正在全力营救危在旦夕的同修马桂峰，而有的同修为了推广自己的资料，去揭露七月温城乡发生的迫害。
五，迫害的主谋与协从分不清
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是江泽民，他指挥各地的六一零、国保，他们是狼狈为奸，在另外空间是一伙，只要有迫害发生，他们都脱不了干系，就是应该揭露。在景县这块土地上，十年来，李桂生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每次迫害，都是在公安局国保的操纵下。最后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被勒索罚款都是国保起作用，也就是说，从常人社会表面上看，没有李桂生的指使、参与，这些迫害都不可能发生。而各乡镇的派出所，政府人员，乡村里的举报者多数是被蒙蔽、欺骗、胁迫或利用的。这样看来，景县每次迫害的发生，如果不对国保大队的李桂生進行揭露，而去揭露衡水的某某某，或者乡镇村的某某某，那就是“放走了杀人犯，抓住了小毛贼”。有的同修抱着人心，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人员开脱，推卸责任，替迫害同修的恶人说话，指责同修的不足，站在邪恶的一边，不允许同修揭露恶人、恶行。把大法弟子揭露李桂生的资料说成“不善”，说成是“不慈悲”，会把李桂生推到反面去。
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迫害他就是迫害你，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才是一家人。邪恶对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迫害。邪恶的迫害能够得逞，说明我们整体配合的不好，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还有人心在，还有漏洞可钻。希望景县的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够真正的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放下自我，圆容整体不给邪恶留可钻的空子，更不要干邪恶高兴的事。
以上是自己发现的一些问题，由于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以便减少内耗，制止迫害，助师正法，救度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