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二零零二年开始修炼大法的。通过修炼，我一生都弄不懂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就象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
我曾经读过一篇澳大利亚学员的修炼体会，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法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决定我们愿意做什么”。这句话使我认识到：我应该多向中国人讲真相。虽然我平时也派发俄文真相报纸，向俄罗斯人讲真相，叠纸莲花，参加街头讲真相活动和“真善忍”画展，但我从来也没有忘记我应该向中领馆前、火车站里以及其它地方的中国人和中国旅游者讲真相，包括大学生宿舍里的中国留学生。
今年春天，一位已经三次去过符拉迪沃斯托克（Bladivostok）讲真相的同修建议我和她再一次去那里。这个建议非常有吸引力，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有一个很大的中国贸易市场，还有非常多的中国游客。去那里有机会救度非常多的中国人。但是我靠退休金生活，去还是不去？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一定要去。
我提前一个月买了火车票，八月和九月整整两个月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度过。票买完了，干扰也来了：儿子因中风住院了，需要有人护理。孙子们准备考试不能护理，儿媳妇不能每天护理，我只好和儿媳妇轮流看护，每周两昼夜我需要在医院护理儿子。我在那里学法、发正念、炼功样样不间断，儿子很快能自己行走了。我又把彩纸带到医院，在那里叠纸莲花，儿子也帮我叠。当我把莲花和真相报纸送给医护人员时，他们是那么的高兴，他们发自内心的向我表示感谢，这些我儿子都看在眼里。我想我儿子也很愉快。要知道，当我刚开始修炼大法时，他是反对的，当时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就这样，当我和同修离开彼得堡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我已经不必担心儿子了。
八月一日我们的火车启程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七昼夜后，我们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住在那里的同修（一对夫妇）家里。他俩把我们接到了家里。这两位同修为了向更多的中国人讲真相专门从莫斯科搬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我觉的他们很了不起，因为走出这一步是需要勇气的。
在随后的四十五天里，我们按照一个固定的日程表出去讲真相。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八点钟出发到一个公园里炼功和发正念，然后走到一个纪念二战胜利的纪念碑那里，这是外国旅游者必去的地方，而外国旅游者中的大多数来自中国。我们用汉语向这些中国游人派发《九评》报纸和其它真相资料。同修打开真相展板，一面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图片，另一面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图片。中国游客都认真的看展板，我用汉语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杀害了很多人”，“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我还给他们看我胸前戴的“退党”徽章，指给他们看报纸上写的宣布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数。他们看着，交谈着，有的还用照相机把真相展板拍了下来。
其他学员有时间的时候，中午十二点前也来到码头帮助我们。一般这个时间，很多中国人都来乘坐游艇，他们绝大多数都乐于接受我们的真相资料。在游艇启程前，另一位同修会站在游艇边把关于迫害的真相展板打开给他们看，这时多数中国人的脸上都会表现出难过的表情，有一位女士甚至流下了眼泪。有一次，一位中国男游客来到我身边，用俄语小声说：“我们那里迫害法轮功”，我说：“我知道”。这时同修给他看真相展板，这位男士看过展板后非常难过。
大约下午三点我们返回住处。到家后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就到海边沙滩上炼功，这时我们就把洪法的展板打开。过往的人们走过来，看着展板，接过真相资料，有的和我们学炼功，还有的问哪里能买到《转法轮》书。经常有中国人也过来看我们炼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看到我们后都会说：“法轮功！”我们就用汉语说：“法轮功好，很好！”
在此期间，通过三件事我看到了我的执著心。第一件事，通常中国旅游者只来两三天，很多人不敢签字声明三退，所以我很难在劝中国人三退上取得成绩。这让我很失落。
第二件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位同修到远东的另一座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Habarovsk），向那里的中国人讲真相促三退，结果一次就收到了八十个声明三退的签名。可是他却没有叫我同去，我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
第三件事，当那位同修再一次去哈巴罗夫斯克时，和我一起来的同修提出要和他一起去那里，他同意了；而我要同去的建议却被他拒绝了。这是为什么？我心里起了波澜，很不好受。
在那之后过了两天，一大早我从房间里出去的时候，因为很黑没看见，一脚重重的踢在前一天刚收到的一摞真相报纸上，虽然脚趾没有骨折和脱臼，但是被挫伤了。我当时想：需要经过多少事儿我才能向内找，才能悟到因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啊？一直不悟，所以被“棒喝”了一下。是啊，自满、显示自己、气愤、妒嫉、指责别人、自私，这一大堆的执著心在我心里都“开花了”。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儿，我却用这么强烈的执著心去对待。
后来，那位同修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村子的一位同修也和他们一起去了。那一次他们三个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向中国人派发了八百份真相资料，收到了二百个中国人声明三退的签名。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平静，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问题。
每天晚上在海边沙滩上炼完功后，我们一般会到附近的中餐馆去讲真相，因为经常有中国旅游团在那里吃晚饭。记的第一次去这家餐馆的时候，一些中国游客从餐馆里出来，他们非常友好，接过真相报纸，站在那里阅读；这时走出来一个中国人（看起来是这家餐馆的老板），用俄语赶我们走。以后每次我们在餐馆门口讲真相的时候，他都会出来盯着我们，还问一些问题。一次我开始向他讲真相，向他讲中国人的退党大潮；他不相信，我就给他看真相报纸，指给他看那上面写的几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信息；他还是不相信，说：“这不是真的，是骗人的”。这时我就拿出在彼得堡的一些中国人声明三退的名单，对他说：“那这是什么？我又不会写中文字。”旁边的中国人也都过来看，他什么也不说了，回到餐馆里去了。
那些会说俄语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讲真相，时常还会有这样的人帮助我们讲真相；他们会接过我们的真相资料，再分发给中国游客。有一次，一位会说俄语的中国人甚至在海滨码头上喊：“法轮大法好！”当然也有不好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公交车站遇见了一群中国人，我们给他们真相报纸，给他们看真相横幅；所有人都接过了报纸并开始读，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国人对他们火冒三丈的说了什么，结果他们就把报纸还给了我们，其中一个还抢过横幅要撕掉，我制止了他。这些人真可怜，一方面想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又怕回国后有人给他们打小报告。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后一天，我们又来到了那家中餐馆；我站在门口发真相报纸，从餐馆里出来的中国人都接了报纸，报纸很快就发光了。这时那个餐馆老板走了出来，我对他说我们要走了，和他道别并欢迎他来彼得堡做客。这位老板临别时对我说：“做的好，好样的！”听到这话，我心里很震撼，体会到大法在改变着人。
谢谢师父！
（二零零九年欧洲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