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冬至那天特别冷，天正下着雪，副队长张莉指使狱警周某将我双脚铐在男女共用的走廊里三天三夜。张莉见我还不放弃信仰，就召集许多吸毒犯都排着队蹲着，她用警棍猛打吸毒犯们的手。当打到我时，张莉由于用力过猛，警棍一下飞到老远，她更是气急败坏，拾起地上的警棍边骂边打，当时我的右手被打骨折。她还暗示被打的吸毒犯们将我带到一间空室把我猛打一顿。从此以后，白天做十六小时奴工，晚上贴墙到深夜一点，早上四点起床反复做全班室内卫生，全班三餐碗筷都逼我洗，在狱中从未洗过热水澡，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平地摔跤六次。
这期间，黄石市新下陆派出所所长魏宏伟、下陆分局朱启祥、区政法部门成员、下陆办事处成员、大冶市国保队长谭某带领刚回国的一警察、阳新县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到狱中对我逼供六次，所长魏宏伟当许多狱警的面大骂我女儿十五分钟（因为我女儿不配合他们），谭某恶狠狠的对我说：现在中国到处做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牢房，把所有不转化的“顽固分子”全部关起来，让你们生不如死！
他们长期不允许我丈夫和女儿接见，我的老母亲带着一岁多的小孙子来见我也被恶人们拒之门外。这里有规定：不配合攻击大法和大法师父的都不让见。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早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集体绑架到沙洋劳教所二大队继续迫害，这时我又被列为严管对像。
沙洋劳教所的生活条件极差，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穿单衣，一会儿得穿棉袄；自来水里除了黄沙还有其它脏物；晚上被逼劳作时大飞虫满天飞，咬得人很痛；我每天得挑大粪、挖花生、摘金银花、背辣椒，恶劣的环境使我全身长满了疮，浑身流黄水，奇痒，每天只睡一、两小时。狱警刘芹还故意要我在太阳底下扯草，全身被晒得血肉模糊。副队长汪芹白天逼我主办二大队黑板报，我不刊登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时，女狱警周某就要我停顿反省，狱医给我身体注射了许多激素和不明药物，导致我身体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疤痕。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一日出狱前，狱警逼我回答三十个问答，我说了很多真话，因此刘芹折磨我到中午十一点多，最后刘芹才极不情愿地释放我。
在这之前，我还遭受了以下的更多的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武汉体育馆门前和平请愿，晚上十二点被武汉公安强行推上车送到武汉关山中学囚禁一天，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放我。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和母亲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炼功，我被北京公安绑架到广场附近某地方拘禁，随身带的钱物及身份证被北京公安抢走。二小时后，黄石市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把我和一名男法轮功学员（他是一名武警）并铐在一起，将我们绑架到附近某处打骂和恐吓。大约二小时后，我们分别被绑架到原地驻京办继续拘禁。母亲也被大冶市驻京办绑架，在大治市看守所关押十五天。单位妇联主任汤某带领保卫人员罗某和周某借此机会在北京游玩三天，汤某要我承担这次旅游费用，强行在我的每月生活费中累计扣除三千元（其中一张扣款单作为证据），至今未还。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钢花片警黄存基将我绑架到黄石市第一看守所拘禁十五天，被看守所勒索三百元生活费。
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大冶国安大队长谭某借故我见同修为由，极力唆使钢花片警黄存基和几个不知姓名的公安，来到武汉市新洲区他埠镇姐姐家中将我绑架到黄石市新下陆派出所非法逼供一天一夜。这次参与迫害的有：黄石市公安局长张某，新下陆公安分局某局长、朱启祥科长，派出所所长魏宏伟，下陆区“六一零”办公天之骄子主任李林，大冶市国保队长谭某十五人左右。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上午，片警黄存基将我绑架到黄石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禁十五天（实际三十九天，有证据），所谓的理由是“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白天逼做奴工（拆棉纱头），晚上睡在离厕所只有半米远的露天厕所旁（因为关押法轮功学员太多，睡不下）。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魏宏伟来非法提审我，瘦高个，记者周某给我录像，当晚八点在黄石有线电视台二十八频道播放了我的录像，将我的原话删去，由播音员另外配音来蒙骗广大市民（这些是我被释放后得知的）。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劳教所秃头男狱警恶狠狠地拍着桌子威胁我，说什么冤狱生活费每天四十元少一分都不放人。我说是派出所把我绑架来的，你问派出所要钱去。双方经过半小时交涉，黄存基极不情愿地为我交了八百元。其余二百元要我在三天内送去，并打欠条作依据。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七左右，我在姐姐（同修）家放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盘，不料被仓埠镇派出所所长方某、还有外号叫童瞎子的警察，他们把我劫持到仓埠派出所非法逼供，他们还唆使请来的地痞将我逼到公共厕所旁在寒风中闻臭两小时。晚上十一点半，他们又唆使新洲区许多公安秘密将我绑架到刘集洗脑班基地拘禁。当晚我走脱后，一直在外流离失所。所长魏宏伟先后带一帮公安到黄石妹妹家、弟弟家、大冶娘家、女儿学校、新洲老家姐姐家去恐吓，（姐姐家的彩电、影碟机等也被当地警察抢走，至今未还）。
二零零一年四月中旬，以下陆区“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李林和下陆公安分局朱启祥科长为首的在老下陆党校内设办多期全封闭式洗脑班。我被列为首批对象。他们唆使我单位领导专派一名女职工二十四小时跟踪，导致我经营的蛋糕店被逼关闭。另外还逼我参加了两次洗脑班。
参与迫害最多的是钢花居委会主任张芬，她三天两头带一帮工作人员来我家“光顾”，她安排她丈夫拿工资监视我，张芬还唆使我单位两名女家属监视我。
还有大冶市许多公安人员不停地来我家“看望”，每次都是些新面孔。大冶市政府官员王某带一群公安人员偷偷给我照相，当我问他的手机号时他才离开。
非法劳教释放后，我的身体肿得象个大气球，丈夫的姐姐接我到她家住了一个月，我还没回家时，片警黄存基就到我家楼上蹲坑，被一位正义人士发现，当场遭到谴责。
一天晚上，大冶市公安半夜二点急敲我家的门，说什么有小偷藏在我家，我丈夫正义回答：有事明天早上见。等他们走以后，我在窗内往外看，他们全副武装，手拿警棍，腰中还配着枪，警车躲在我家楼下的侧面，这天晚上我妈和丈夫的外甥女（同修）正在我家，事实告诉我，他们在不断换人蹲坑。
他们没完没了的干扰我家的正常生活，我不得不卖掉自己生活多年的房子，来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几年后他们还到丈夫老家“光顾”几次，问我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