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讲到了自己曾在中共黑窝里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这些事实只反映出了中共所控制的机构在迫害法轮大法中所犯罪行的一点，仅是两个修炼者在部份环境的见闻体验，而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犯罪机构就有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戒毒所、派出所、驻京办、610办公室等，甚至买高校学生做特务。而中共所使用的迫害方式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杀害、钱财勒索、人格污辱、精神洗脑、自由剥夺、肉体摧残、强制压榨无偿劳动力等；而迫害的花样有关押、劳教、判刑、洗脑、罚款、诈骗、勒索、抢劫、威胁、恐吓、强制犯人打好人、强制奴役劳动、体罚甚至残杀等。
下面是她们的口述。
同修一口述：
一、从重庆市驻京办到派出所的迫害
1999年12月27号我进京上访，被关押在天安门后面的派出所，我看到约有16个大法弟子都来天安门证实大法。下午六点说出真实姓名后我被送到重庆市驻京办，关押了四天。我亲眼看到恶警抢大法弟子的《转法轮》，并且殴打人，把《转法轮》丢在地上用脚踩。后来恶警又用欺骗手段把大法弟子的书籍全部骗去不归还，还强行每人每天缴八十元钱。
29号那一天驻京办有两位大法弟子由于承受不住恶警的殴打，从六楼窗户跳下，当场摔死一个，另一个跑掉。后来驻京办把窗户钉封死。元旦那天我们被重庆市驻京办、公安局、和610办公室押送回北碚。
2000年1月3号下午刚下火车我们就被拉到北碚区胜利派出所，关押了两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关押的地方到处堆着粪便屎尿等，没有盖的被子，垫絮全都是被尿水打湿了，又臭又冷。我们被关押的三个大法弟子背靠背坐了两天两夜。六号每人发了两个冷馒头，我们和着自来水吃了。
二、杜家街看守所的迫害
六号中午我们又被送往北碚杜家街看守所关押二十二天。被关押进去的那天下午，看守所命令罪犯给大法弟子“洗澡”：三位大法弟子被关在厕所里面把衣服脱光，用大桶的凉水从头顶上淋下来，每人被淋了两桶。后来恶警把我们身上的东西全部搜完，又不准大法弟子睡觉，让我们睡地上。早上如果起床晚了就把我的那份饭倒掉。
看守所里每周要“查监”两次，即在大法弟子睡的地方到处去翻，不论是钱还是其它东西，一经发现全部搜走。他们还命令罪犯强迫大法弟子唱“流行歌曲”，并且一边唱还要一边比划那些下流动作。
里面的伙食是这样的：监管人员是吃好的，而大法弟子吃的是老豌豆藤，一勺水加一把老豌豆藤；里面的红苕都是坏的，用乱刀切成块，和在饭里面，百分之九十的烂红苕加百分之十的米饭；还有烂了的老四季豆、烂茄子、烂蕃茄……都是烂的，连猪食都比不上。打饭的时候，是把碗从寝室的门下把碗递出去。
关押完全是封闭式的，做的奴役劳动有“抬砖”：每个必须缴一千多块钱才有机会出去抬砖，上午抬到吃午饭，下午抬到吃晚饭，每次都用大箩筐；每天大法弟子还被强行折头痛粉纸盒两千个，再后来被加到每天三千个，根本没有工钱。
我被关在看守所时，610办公室、派出所的恶人还在外面向我家人勒索了两千块钱。
三、韩尚才生前遭受的迫害
韩尚才是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小桥村的“五保户”，无儿无女，得了风湿瘫痪、胃病、咳累病等。韩尚才于1998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约六十岁的年龄，不到半年时间身体变得健康了，病症也消失。2000年3月5日（中共的“两会”期间），韩尚才从家里面出发，为了避免中共的阻拦，他步行一路，又乘一路车，这样一直走到了四川省广安市，才赶上直上北京的火车进京上访。
到了北京还没有走到信访办，韩尚才就被北京的恶警押到重庆市驻京办。在3月中旬他被押回重庆，关在北碚杜家街看守所。当时我也被关在杜家街看守所，我看到三个恶警把他绑在柱头上（双手抱着柱头），他们轮流用电棍电击他，电得火光四射，一根电棍电得没电了又来第二根。也不知韩尚才被关了多久，放出来后当地恶警、610等以取消他的“五保”生活为要挟，不准许他再修炼法轮功。后来我们被迫流离失所，没有听到韩尚才的消息。直到2002年才听到当地同修说，韩尚才被邪恶迫害致死了。
四、“学习班”强制洗脑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又被送到所谓的“学习班”强制洗脑。当地每到七二零、“十一”、两会、五月十日都要针对大法弟子办“学习班”进行“转化”。地点是在看守所，完全也是封闭式的，与外界隔绝。如果是当地的负责人，或去过北京上访的，出了名的，就要无限期地关押，并强行写“保证书”，甚至又直接送到看守所长期关押；如果是没有去北京、不出名的，就要求每天缴三十块钱，关十五天进行洗脑后就放出去。
在“学习班”非法关押期间，如果缴了钱的每顿就吃饭，没缴钱的就吃老豌豆藤，没有菜。
每天的“转化”是这样的：它们每天都强迫大法弟子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强迫我们骂师父、骂大法，背“八条监规”，还要播放污蔑大法的录相等。每周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要被拉出去“整训”，即把所有的人都赶到操场上站着，然后由里面的管教人员，用手指着大法弟子一个一个地骂，一个一个地“训”。 还有就每天都要去洗床单、洗衣服、打扫办公室，“表现好”的就去扫公路，抬砖头。
如果“学习班”结束了，大法弟子时不时的还要被勒索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钱才放人。
同修二口述：
我去北京上访被押回重庆后，由于我丈夫得了癌症，没有被关。但后来恶警还是没有放过我。
一、被劫持在党校“学习班”迫害
但2001年4月份，镇政府、610、派出所专门给我一个人办“学习班”，强迫我写不修炼，不上北京的“保证书”。我当时没有写，他们就把我送到北碚区的“学习班”。
“学习班”的地址是北碚区党校。当时一共是二三十个修炼人，每个人是被关押在一间屋里面，屋子里有一台电视机，是专门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里面有两张床，我睡一张，另一张是“帮教人员”睡的，白天一人，晚上一人，实行“二帮一”，轮流地对我们进行“转化”。
我们被强迫每天缴三十块钱来做“生活费”，我没有钱他们就在外面勒索我的儿女们缴了。他们还叫那些已经被他们“转化了”的人又来“转化”我们，以使那些失足的大法弟子彻底走向大法的反面。我一共被关了十天才放出来。
二、北碚杜家街看守所恶行
2001年5月的一天，由于另外一个同修被抄家，查出了我的电话号码，当地派出所和610又来抄我的家，把家里所有的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和真相资料都抢去了。后来我又被绑架到北碚朝阳派出关押一天一夜，第二天被送到北碚杜家街看守所关押两个月。
首先进去的时候就先给人“洗冷水澡”，用大桶的冷水从头淋到脚。里面吃的是清稀饭、盐菜，一周吃一回肉，只有几块肥肉，或死猪肉。如果要“加餐”，就是自己拿钱去“狱霸”那里登记，一个猪蹄是四十块，四五块片烧白要二十块，一碗鸡蛋炒饭十块。他们还把外面餐馆没有吃完的豆花拿进来，一碗卖二十块。不准家人从外面拿食物进去吃，拿进去就没收，也不准我们在外面去买东西。里面的恶人看没收的东西自己用不用得着，自己用得着的就拿走，用不着的就高价卖给我们。
我们在里面的奴役劳动是折头痛粉盒，每天被强迫折三千个，如果折不完就晚上加班，甚至不准睡觉都要折。每周还要被强迫打扫办公室和院坝里的清洁。也没有任何工钱。
里面不准学法，也不准炼功。如果一旦发现有炼功的，就拉出去用又厚又宽的楠竹篾块打，用电棍电，用两米长的皮鞭抽打，一直打到凶手自己流汗水，没有力气了才停。有位同修叫田亦凤，有一次在牢房里炼功，被狱警拖出去用一寸宽的楠竹篾块把整个下半身都打得乌黑。
在里面的“转化”是这样的：一般都是把每个人单独喊去“谈话”，他们说一些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然后叫我们写“保证书”，并且威胁如不“转化”就将送到茅家山劳教。有时候他们把大法弟子与关在里面的犯人一起弄出来集体“学习”，背“监规”等。由于我没有写“保证书”，2001年7月份他们把我直接送到江北区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关押了四个多月。
四、茅家山女子劳教所的邪恶
刚一进茅家山劳教所就进行“整训”，其实就是严酷的军事训练，项目有：站军姿、走队列、蹲军姿、走鸭步（就是人蹲在地下走路，不准站起来），在五分钟内从操场跑到四楼，再跑回来，如果跑不回来就又继续跑。
那时候我六十岁，被关在里面年龄最大的是七十多岁，但六十岁左右的人占大部份，我们一般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跑步，所以每次都要来回跑很多趟。如果我们走队列走不好，就要被罚绕操场跑两到三圈，我经常看到同修们被罚跑。
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被赶到操场上双脚并拢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放在膝关节，人与人相距不到一米，不准动，也不准说话。每个人有四个“包夹”，就是每个修炼人都被安排四个犯人来看管，白天两人，晚上两人。“包夹”就在旁边看着我们，如果我们一动，一说话，他们就要吼。一直坐到七点就开始军事训练。如果一天的“整训”任务没有完成，晚上就要继续，有时候会“整训”到晚上十点多钟。
整训的时间是一个月，一个月结束后就会有“验收”，要求所有的人的动作都要“一致”才算合格，结果我们“验收不合格”，又继续“整训”了一周。
“整训”完了就要进行“转化”。恶人要求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写“思想汇报”，要求我们“汇报”自己的所思所想，其目的就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来调整他们的迫害方式。有一次我在“汇报”中写我自己因修大法祛掉了全身的病，说“法轮大法好”，而且还说了“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像法西斯”。结果我就被拉去“勾九十度”：白天从晚上六点开始，弯腰九十度，双臂向下垂直，指尖要碰到脚背，一直弯到晚上十点，有时候甚至弯了一个通夜。我有时候甚至弯着腰都睡着了，管我的两个“包夹”都非常伤心地对我说：“**阿姨，你就承认错误吧，承认了就不会弯了，你这样弯着太难受了，连我们守的人都受不了了！”我说：“我没有犯什么错，我说的是真话，为什么要‘承认错误’呢？”
有一次，有六个同修因为不配合他们的“转化”，就被他们吊在办公室窗户的钢条上，双手被绑着吊起，只让脚尖落地。一共吊了一周，每天从早晨六点开始吊，一直吊到晚上十二点。中间只有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才放下来。
还有“关小间”。有位同修也是不配合邪恶的“转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只容得下坐一个人。小间的墙壁都不是硬的，怕的是受害人受不了撞墙。她白天黑夜都被关在里面，被关了十多天。
还有一位叫湘的同修逃了出去，回家后家人怕受到牵连，举报了她，她又被送了回来。开头她被吊在窗户上吊了很多天，后来她双手又被背在背后铐起来。我刚来茅家山看守所的时候就看到她被这样铐着，等我四个月后离开时她还被这样铐着，也不知她被铐了多久。
有一次我们牢房里十个同修一起反迫害，在晚上八点钟时进行集体炼功，它们把我们有些吊起来，有些铐起来，我们就进行绝食。绝食一共持续了一周，恶警们就用漏斗直接从鼻子插到我们胃里进行强行灌食，有五个同修都被进行了野蛮灌食，一共被灌了四天。后来恶警们被吓到了，怕出弄出人命他们负担不起，就把里面所有的修炼人弄去体检，后来他们检查到一些人有严重的病状，就放了一些回家。
然而我们所经受的相比较还算轻，当我出去后，听后来出来的同修说他们从西山坪劳教所调了一些下手特别狠毒的恶警来，下手特别狠，把人往死里整，有一位叫吕亚玲的同修的一根大腿骨都被打断了。
五、从戒毒所到看守所
2002年10月1日那天，有三位重庆师范学院的学生到我们镇旅游，住在我家，我给他们讲真相，有个叫杨万洋的学生佯装认同大法真相，回头他马上把我诬告了。北碚610就跑来抄我的家，抄走了所有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他们先把我关到北碚朝阳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我关到北碚杜家街戒毒所。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学生是被610的姜信文、冉光德等人派来的特务。
进戒毒所时，我身上的两百块钱被恶警抢了，被他们拿去买香烟和小吃。每天恶警都派毒犯给我洗冷水澡。也是不准炼功。我在里面听毒犯们说到，他们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同修，被恶警用刀从肛门捅进身体，一会儿这位男同修就死了。那些看见的毒犯一提起都觉得太残忍了，简直惨不忍睹。
被关了一个月后，我又被送到杜家街看守所关了一年。看守所里面的迫害如我前面所言。我刚进去的时候体重有一百二十多斤，可关了一年后，我只有七十多斤了。有一位叫曹明芳的女同修，比我晚些关进来，她只被关了四个月。但她进来时体重有一百三十多斤，而四个月后，她被迫害得只有七十多斤了。那里面的恶警居然说我没有让她“转化”，把她害成这个样子了。
六、永川女子监狱的犯罪事实
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后，我就被非法判刑四年零七个月，被关在重庆永川女子监狱。永川女子监狱在重庆永川市，一共有八个监区，每个监区有一千人左右。每个监区又被分为若干个监队。
开始我被编入“入监队”两年。首先要穿囚服，打罪犯报告，如果不打报告就不准洗自己的饭碗，要想洗碗得这样说：“报告队长，罪犯某某某请求洗碗。”我认为自己没有罪，而且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就说：“报告队长，大法弟子请求洗碗。”恶警没有允许，就这样两个多月我都没有洗到自己的碗。还要背四十八条监规，不背就要罚站到晚上十二点，站得我的脚肿得很大。
每天都要去“学习”那些污蔑大法的材料，材料一共有六本书，每本书三百多页。“学习”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从两点到六点。一个大法弟子也是被安排四个“包夹”，白天两个，晚上两个。不识字的，或不看的就由“包夹”读来听。“包夹”读时看见我没有听，没有注意他们读的，就问我他们读的内容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们就用书使劲地打在我脸上。
有位叫李秀英的女同修，在一次上千人的大会上，听到邪恶在污蔑大法和师父，李同修就高喊“法轮大法好”，邪恶就把她的左手打断了，而且还诬称她是风湿病犯了。当时我也正准备喊“法轮大法好”，我的“包夹”就赶紧一把把我嘴捂住。后来李秀英又被弄去“关小间”，关了半个月。当李秀英从“小间”放出来时，她的精神与以前都大不一样了。
有一次恶人来“转化”时我没有配合，他们就不准我上厕所，甚至不准我买手纸，不准我洗衣服。我的衣服泡了一周，都臭了也没有洗。最后是“包夹”才叫我去洗了。有一位叫夏启芳的同修，五十多岁。她一直不配合邪恶的“转化”，于是它们就不准她上厕所，后来的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面。
恶人还规定同修与同修之间不能说话，甚至不能互相打招呼，上厕所都是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去上。他们还威胁我们说，如果在这里面不“转化”，就回不了家，这里一放出去就会马上把我们又关进“洗脑班”。有时候有些同修承受不了迫害，或受了他们的骗，向他们作了妥协，邪恶们又强迫他们来“转化”我们，以达到让他们彻底地走向大法的反面的目的。
两年后我被编进“老弱队”，但里面的年轻的、老年的同修都会被强行做工，做各种各样的胶鞋、皮鞋，各种各样的服装，做好了弄去出口。每天的奴役劳动量非常大，从早上七点多就开始做，有时做到晚上十二点，甚至两点，做不好规定的量就不准休息，而且还要被罚做清洁，星期天不准休息。这些也根本没有工钱。
我后来被安排去做一种“穿珠”的事，都是非常高级的特殊材料做成的珠子，专门用来做成坐垫出口的，我在国内还从没见过。他们甚至在货车运送这些珠子的时候，强迫我们去扛。卸货时一百斤一包，上货时也是几十斤一包，它们居然强迫我们这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去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