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警搜查时，我们都不同程度的讲真相。这时，一个同修的亲属托人来派出所说情。来人让他认识的同修写“悔过书”，并对我们四人大骂不止。我们并没有把他的骂放在心上，只是劝他不要这样。大约晚七点左右，我们被送到县国保大队。
到了国保大队，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轮番问话，又从新搜查了一遍包。当时我想：大法资料是救人的，是铲除邪恶的利剑；我说的话是救人的，决不是被迫害的依据。另一同修坚持“零口供，零记录”，一言不发。国保大队的工作人员记录了我讲的话，让我签字。我签上了“炼功人”三个字。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到我在弥补“七二零”时我在派出所没做好的过错。大约后半夜两点多钟，我们四人分两次送往县拘留所。
在送的途中，同修说：咱俩发正念，让车出车祸。我没有认同，也没有说话。到了拘留室里，我静思今天所发生的事，我犯了法轮大法的哪一条法呢？师父讲：“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什么是魔性呢？师尊讲：“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嫉、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精進要旨》〈佛性与魔性〉）（当时只想起这些）那么，我一定有魔性，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狂妄自大的魔性，觉的自己一直都做的挺好，不知不觉中滋养了这种狂妄自大的魔性。我马上结印清除，并想：一定要“身神合一”，不能让旧势力把肉体与神隔开。我是为正法而造就的生命，本性的一面一定要正法。魔难是魔性的难，一定要清除魔性，归正自己，在魔难中救度众生，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而被淘汰。法怎么正一切，我就怎么说，怎么做。这也正是我彻底走出人的好机会，心很坦然。
第三天，国保大队工作人员又来问话，一同修哭着讲了我们是救人的好人，天地良心。叫我时，我觉的同修已经讲了，侥幸自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他让我坐在椅子上。我说：我本不想跟你说什么，但是我觉的生命是珍贵的。你穿上这身衣服是警察，脱去也是百姓。你不要在那些单子上签字，你得解脱出来，否则，这些记录会成为你将来的罪证。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他说我很容易“转化”，使我惊醒，问什么，我不再回答了。他让我站起来，我两手抱在胸前，轻蔑的看着他。他被我的行为激怒了，大吼着让我放下手，并把我的一只手铐在椅子上，让我站着。我不停的发着正念。他抄写着什么，让我回到了拘留室。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善。
第四天，我丈夫带着几个亲属来了，还是劝我写“悔过书”。我只是感谢他们来看我，并让他们回去。回到拘留室，我想：师尊讲：“相由心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还有情没放下，想依赖于人溜过这一魔难。我发正念要求自己必须放下人的一切，从人中彻底走出来，不采取任何人的办法，人怎么能解决神的事情呢？我是为正法造就的生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念法力捣妖穴”（《洪吟二》〈围剿〉）。这正是铲除邪恶的好机会。我们加大力度，正念捣毁迫害大法、迫害众生的邪恶机制及邪恶程序，并请师尊帮助善解与我们相关的一切生命的怨缘。我们都不同程度的感受到师尊的加持和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帮助。在此，向师尊和大法弟子表示诚挚的感谢。
第八天，国保大队工作人员送来了两张劳教通知单。接到通知单的同修情绪不太稳定。其中一同修以前被迫害过，时不时的按照邪恶的迫害程序思维；另一同修怕心及情反应较重。我们一起背《洪吟》，背《论语》，能想起的法，尽量背，并发正念废除与旧势力的一切约定，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接到通知书的俩个同修，似乎总是从法中找解除迫害的办法，并希望外面的同修及家人声援，而不是用法归正自己，好象藏在法里就可以免去一切灾难。
后些天，我们一直坚持背法、炼功、正念除恶、唱大法歌曲，并与同监室的其他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十六天先后進来了八个人，只有一个人不太认同，其他七人都不同程度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殊胜，并感谢大法弟子的善良，后悔认识大法弟子太晚，否则就不会犯傻。
看到她们，我感到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我清理了自己空间场与她们相同的魔性，深感自己讲真相的力度小而慢。
这期间，同修送来了师尊《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但是没有保护好，被恶警抢走扔掉了。这件事使我非常惭愧，认识到自己在护法方面的不足。
另一同修，零五年得法，非常坚定，从绑架到正念闯出，每次问话，都是“零口供，零记录”。回答只有一句：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我有权保持沉默。
第十六天，我与那位坚定同修正念正行闯出拘留所。（丈夫将我接回）正如师父所说：“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