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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修炼路 我是怎样走过来的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当我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后,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这本书实在太好了,我一定要传给亲朋好友。我请了书,买了录音机和师父讲法、教功的磁带,又给农村同修买了日光灯以便晚上学法用,农村同修的炼功点地面不平,我又出钱帮助同修把地铺平。

这期间,我还和十几个同修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乡村去洪法。每天就是学法、炼功、洪扬大法,日子过的非常充实,从内心感到无比幸福。

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以后当地派出所干涉我们炼功,我就背着录音机和长春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录像带,去给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放录音听,放录像看(当时没放出来,我就给他们留下了,让他们自己看)。我又把同修写给中央的信大量复印发给当地群众看,同修能发出去多少,就复印多少。这么好的功法很多人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建议每个同修都写出自己的修炼过程和体会,把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如炼功后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怎样做好人等都写出来,汇编成书,传给世人看。当时和印刷社都讲好了出多少本书,付给印刷社多少钱。这事还在处理中,“七•二零”到了,计划没能实现。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到省政府上访,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派出所和政府人员几十人把我们家都围上了。我心想不能让他们从家里把我带走(怕丢面子),从省政府回来就直接到了派出所。听说我回来了,那些人就从我家撤了回来。我到派出所后止不住流泪,心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就不让炼呢!警察不理解,说竟然能到这种成度?他们对我吼叫了一顿就让家人把我接回了家。我的哥哥、嫂子本想和我说点啥,看到我的心情如此痛苦和沉重,啥也没说就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把自己完全溶化在这部大法里了。

以后大家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真的有点不知所措。经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应该走出去,到天安门去证实法。

第一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到早晨六点钟车厢内的喇叭播报时间时,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因为每天六点是我叫醒孩子起床,给孩子做早饭,看着他去上学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割舍亲情的痛苦。到天安门后看到有些同修被警察抓走,同去的同修就说:我们直接上访去吧。我说:可能还不行。当时北京所有的旅店都查的很严,凡是法轮功学员都不让入住。我们每时每刻都经受着心性的考验。我们不明确怎样去证实大法,所以在北京住了几天后就回来了。二十天后,我毅然决然把经营十几年的饭店交给了外甥媳妇经营,和同修第二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我对外甥媳妇说:你们挣多少钱我都不要,只要把你姨夫和你弟弟照顾好就行。

在火车上看到车上熙熙攘攘的旅客,有回家的,有出差的,有走亲属的,我心里想: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归程,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当时的想法是:去了就会被抓。又想到自己经营了十几年的生意,从来都没有撒过手,就是有事离开一天,还要往家打几个电话。此时真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远离了我,似乎有种失落、孤独、寂寞感,世上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向我袭来……。但是我头脑清楚,我知道我要去证实法,没有第二个选择,就是去!

天安门广场到处是便衣,当我们打听去信访办怎么走时,便衣就拿出传呼机与什么人联系,很快警车呼啸而至,把我们抓上了车。当时在车上有好几个省的同修,我们就对警察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向善,道德回升,使人身心健康,为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等等。那时各地的公安、政府人员来北京的太多了,他们彼此都有联系,哪个车上有自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及时的从警车上把人“买”下来,因为怕自己受处份,从省往下各级政府都在尽量减少上报来北京的当地大法学员的人数。我们就是这样从警察车上被“买”下来,被拉到了当地办事处。当地公安从我们身上把钱都搜走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来抓我们的费用和从警车上把我们买下来的费用,用的都是从我们大法学员身上搜去的钱。

我们住的地方离省城二百多公里,当我们在省城下火车时,就有几个录像机对准我们進行录像,并在当天向全县做了电视新闻报道。到了公安局,他们对我们進行审讯,问是谁组织的等等,后把我们送到了看守所,第二天又把我们带上警车,一辆警车上拉二个学员,四、五辆警车围着县城鸣笛跑了一圈,然后在能坐几百人的电影院召开所谓“公审大会”,由县委书记主持,各乡镇公安人员都参加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前台“示众”。公审后,把我们关在看守所几个月,直到过年前一天才让家人接回。丈夫见到我后不停的流泪,说:“太苦了,几个月都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地同修决定公开到外面炼功。当我接到通知时,家里正在盖房子,饭店的厨师还没有安排好,当时就想:什么事情都能缓一缓,只有证实法这件事情是不变不动的。丈夫目送我上车去参加集体炼功,我这一走就是十四个半月。我被劳教一年,因拒绝“转化”,又被非法加期二个半月。

在劳教所,原本都是非常坚定的同修,可一進“转化”班就糊涂了,不断有被“转化”的。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您可要管我呀,我可不能‘转化’呀!”当时就会背《论语》,每天最少背八十一遍,有时背一百多遍,每天掰着手指数背了多少遍了。有会背经文的同修,就默写下来,大家就开始背。这样我背会了四十五篇经文。当把我关到“转化”班时,我对那些邪悟的人说:“你们不配和我谈大法的法理,从你们口中说大法,是对大法的玷污和亵渎,请你们把嘴闭上。”不到二十分钟,我就从转化班出来了。从那以后再也不谈让我“转化”的事了。

每天都会感到是在承受着心里的煎熬,这种感受是无法言表的苦,有时是一上午,有时是几个小时。我问同修:“你们也这么苦吗?”他们说:“也有,但几分钟就过去了,没象你这样,长时间这么苦,谁能受得了啊!”我想,那我就是师父讲的是一个“坯料”,得从新加工一遍。实质就是对法理不清。

二零零一年回家后也不知道重视学法和发正念,只是到各乡村送真相资料,四、五个同修开车出去送,有时通宵达旦,到凌晨四点钟才回家,一宿做七、八个乡镇村。三个月后在送真相资料时我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送到看守所迫害。我就想:我不能在这里呆,我得出去讲真相。十天后我走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后在某资料点又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了三年。

到二零零五年回家时,家境变的非常糟糕:丈夫因喝酒不理智被判刑三年半。我没有地方住,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月。这期间起早贪黑学法,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系统的学了一遍。这时同修跟我说资料没人做,我就说那我就做吧。

租出去的房子到期了,我收回来从新装修,经营生意。外甥说用钱他给我拿。亲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帮助我。我想大法弟子不能欠债,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我就把金银首饰都卖掉把生意做起来了。早晨三点半起来做早餐,起早贪黑很疲劳。丈夫回来了,矛盾突出了。丈夫开始酗酒,从监狱带回来的不良习性和变异的思想,整天喝的醉醺醺的不清醒,每天要喝二斤多酒,就象喝水一样,一会儿一口,还百般挑剔,打、骂、砸成了家常便饭。家里亲人都不同意我再和他过下去,儿子也逼我和他离婚,为此儿子离家出走,还说,只要这家里有他父亲,他就不会再回来,让我做出选择。丈夫的姐姐妹妹也非常着急,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戒酒。她们也说我太遭罪,让我远离他。我就对姐妹和儿子说:“在我被迫害的这些年中,他承受的太多了,他对我从来都是支持的,证实法的事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钱怎么用都行,到农村送真相资料基本上都是他开车。现在我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严格向内找,找到我对他的情太重,甚至超过了对儿子的情,这些年我最惦念的就是他。找出来一大堆人心:怨心、争斗心、不平衡心,武断强加于人,说话不留余地,证实自己,高高在上,心里知道不对,也从来不向人道歉,遇事用人的理来衡量。在向内找之后才体会到做事多少不是修炼,也不能用做事多少来衡量修的好不好。

有一次邻居和他的朋友在场,他又开始大骂起来。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没有我的错,但可能是我的什么心造成的,当时我就马上向他道歉:“对不起啊!是我错了,你别生气了。”他马上象没事一样又转入了别的话题。当时就连他的朋友心里都不平了,说我:“你怎么那么熊呢?就不能给他几句?”我笑了笑,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的朋友说:“这个‘忍’是真难做呀!竟能让人忍到这个成度。”但又非常感慨的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好啊!”

在几年的痛苦魔砺中我的心性提高了,把自己高高在上的心降下来了,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法理:“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顺应了宇宙特性,家里也平和了,丈夫开始走入了修炼,儿子大学放假也参加了学法,开学时把师父的讲法都带走了。

溶入集体学法中

有一次晚上十一点丈夫酒后又大吵大骂,为了不影响客人休息,我就趁他不注意时背起兜子走了。走在黑黑的胡同里心里好酸啊!一遍一遍的问师父:“师父啊!我究竟差在哪啊?我到底差在哪啊?”在黑夜里走来走去的,后来走不动了,找到一家旅店住下来,第二天找了一个肃静的地方学法、发正念,理顺自己。心想:是我的心性问题,还是基点问题?丈夫被旧势力利用参与迫害,我整天在魔难中找自己的执著,脱离了正法修炼,怎么样能溶入整体当中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

师父说:“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我的思想清晰了。我地区还没有学法组,一定要有学法组。我想租房作为学法点。冬天租房很冷,我想那我每天去把屋子烧热,即使就我一个人也要每天学完再走。当我和同修谈出我的想法时,同修说:“正好有一个楼房要出租。”另一个同修说:“租房的钱我拿。”当天就把房子租妥了。三天后学法小组成立。我对丈夫说:“被迫害回来这几年,由于经济困难,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我已经跟不上正法進程了,出现消沉和懈怠状态,从现在开始我每天拿出三个小时参加集体学法,希望你能理解和帮助。”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当时我很感动,生命都等待着选择,只是我们做的不好,家人就会被邪恶利用,制造魔难帮你提高心性。

几个月后租房到期,没有地方学了,好不容易形成的小组不能散啊!这样就到我经营的旅店来吧,哪个房间没人,就在哪个房间学。因为有刚走出来的同修,所以各种心态都有。有的说:“外面有人跟踪。”我说:“只要咱们小组没有走偏,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在法上,谁也动不了。”为了给同修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几个同修在一个仓房中搭了一铺大炕,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白天一个学法组,晚上一个学法组,也有家里环境不好的到这里来看书。不久有人说,派出所传出话来了:都在某某那里,得去抓人了。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邪恶自灭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出来学就行了。现在同修都成熟了,资料点、学法点遍地开花。都在做着“三件事”。

向政府官员讲真相

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说,每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会在我家对面的楼上安装监控器。得知这个消息,就想去和他们讲真相。和同修一说,同修支持说:“你去吧,我们发正念加持。”

我给镇里的“一把手”打电话,说我有事要见他。约好时间,我带上了真相光盘准备去。儿子说:“妈,你别去了,他们会把你扣住。”我说:“不会的,是他们在侵犯着我们的人权,是他们在犯罪。”

当我和镇的一把手谈起监控的事,他矢口否认,说没有这事。我说:“没有就对了,你做了就错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最近咱们地区有一个大法弟子被判了几年刑,你是参与的第一责任人。迫害好人是有罪的。大法弟子承受的痛苦,最后都由你们来偿还。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这是不变的天理。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将功补过吧。”正在这时又来了三位主要领导,我说:“你们有喝酒的朋友,有打麻将的朋友,还有知己的朋友,而我的朋友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咱们各自信仰不同,选择不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都是公开的,堂堂正正的。”他们说:“好就在家炼吧,别到处张贴和撒传单了,你们要不做,我们就不抓。”我说:“那肯定要做的。我告诉你们为啥要做:九九年‘七·二零’前我们有炼功环境,你听我们谁说啥了?‘七·二零’后什么脏水都泼到了我们法轮功头上,搞什么假‘自焚’欺骗全国、全世界。我们上访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你们的上边根本不听民声,把我们送往劳教所、判刑,我们说话无门,最后只好选择用光盘、传单的方式告知天下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法轮大法被蒙上了千古奇冤。我们有那么多同修被关進监狱,被迫害致残、致死,我们怎么能不说话呢?你们可以正面了解法轮功,看看真相资料、光盘等,不要上面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我在那儿和他们说了一个多小时,我站起来对镇里一把手说:“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说。”他把我领進卧室,我把真相光盘拿出来说:“你好好看看吧,了解了解,对你真的有好处,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你也要注意安全。”然后我就告辞往出走。新调来的二把手说:“现在我管法轮功了,哪天你给我光盘看看。”我说:“行。”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来了,拿了几个光盘走了。

后来他们有客人就往我的旅馆里送,说这钱得让我挣。

到社区讲真相

我要退休了,档案和户口的名字不一样,还没有身份证。我到单位开好了证明,把这些手续交给了我的亲属,让她给我办理,因我没有时间在这里等。我的亲属去办时,他们说这个人特殊,叫她本人来吧。我只好自己去了社区。队长试探的问:听说你以前炼过法轮功?我说:“我现还在炼啊。”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你是社区队长,要掌管一片事务,对待法轮功你要三思而行,要有自己的见解。工作怎么做,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工作时间是短暂的,子孙后代是长久的,给他们积点福份吧。”他说:“你办身份证、改户口可不是好办的,今天你遇到我,那我就帮你办吧。”我说:“那是,咱们结善缘吧。”

户政大厅和社区不是一个楼,他领我到另一个楼去办。在那遇到一个警察,说:“我认识你。”我说:“我对你怎么没印像呢?”他说:“我穿着便衣到你那儿去过二次。你知道我们去干啥吗?当时就是想把你抓来,看你心态挺好的,我们就走了。”我心里想:我不是谁都能动得了的,我有师父管着呢。队长一直陪我办完所有的手续,照完像,身份证号都有了,他说:“别耽误你办退休手续,领不着钱,那不是损失吗?”我说:“谢谢。”这时他才走了。

以上是这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修炼历程,有失有得,有苦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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