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两拨人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一拨是九月二十日从大连劫持来的，一拨是九月二十一日从北京调遣处劫持来的。在这以后的十多天的时间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能听到被暴力殴打的法轮功学员的凄惨喊声。恶警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地残害他们的身体，进行暴力强制“转化”，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
一、无形的迫害
我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三大队（四楼东港，就是劳教所的小号），开始的时候给划分了一下，第一次、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分开关押，我们一开始是两个人被关在一室，后来就是四个人被关在一室。那是个北屋，加上是楼顶，晚上整宿被子里都是冰凉的，室内靠走廊的窗户都用报纸给糊得严严实实，专门派劳教所的职工轮流值班，同时白天警察也来监控。室外又有恶警诱导犹大值班。整天不让我们下楼，专门找人往上送饭。
劳教所的所谓领导经常到我们这来“检查工作”，甚至有一个处长说什么：“孩子不听话，还得打打哪，何况你们，可得想好了。”用这来威胁我们。我们不为所动，恶警就逼我们干奴工活，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早五点干活到晚九点左右，甚至有时干到晚上十一点，干不完就不让睡觉。还经常听到隔壁的法轮功耿丽、徐慧大声喊“上厕所”的声音，却没有人理她们。因为劳教所经常以不让上厕所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有一次不知是上面哪个部门来检查，把窗户上的报纸全都揭开了，屋内亮堂了很多。但当检查结束后，警察又派人把窗户用报纸给糊上了，目的是不叫来东港干活的人看到，掩盖她们迫害的罪行和欺骗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说都“转化”了。
在我们那值班的有一个叫崔敏的人，五十岁左右，从早上四点五十起床，到早上八点左右，经常故意刁难我们不让上厕所，甚至等到十一时才能上厕所，中间请假的她装作听不着。另有一个叫祁燕的人，四十岁左右，蛮横地对待我们，也是有时不让上厕所。
在十月中旬，我就跟劳教所给编制的分队的队长王丹凤（她们给安排了分队，但不让回分队）说要给家里人写信，结果到了十一月一日，她才拿来笔和纸，在当时值班人的监视下写了两封信，她说给邮，结果扣下了，家人没收到信。另外，我的朋友去看我，劳教所不让见，她给我送的纸盒包装的秋衣秋裤，我根本没收到，警察给扣留了。
二、警察偷收据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我被送到三楼的一大队，临下来时，警察叫我脱下我用五十元钱买的衣服，不让带走，到楼下我又被强制拿三十元钱买了套旧的，而且劳教所经常是收钱买衣服、买日用品、买洗衣机、买晾衣架、买盆、买水杯及买卫生清洁用品如洗衣粉、撮子、笤帚、拖布等等，总之，劳教所所有的卫生清洁用品都是强迫个人掏钱。
刚下来时，因为我高度近视，双眼各是一千五、六百度，双眼裸视不到0.1，平时戴的是隐形眼镜，这里做衣服到处是绒绒，隐形眼镜就不适用，干什么都是摸索着，不能干细活，再加上被迫害得心脏异常、高血压，警察看我不能干什么，就把我送到裁段车间，叫我扯布，就是俩人将成捆的布拖着走，另外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换的，我是没人换的。那时我被迫害得尿血、浮肿、高血压、心脏病。那时我什么也不说，就是这样，在抬很沉的成捆的布时，我抬不动，就不干了，当时的队长王广云问我怎么不干，我说干不了，这样收工时马上带我上医务室检查，高压180低压110，就叫我吃药，我不吃，但活得照干。
三月份，裁段车间交给三大队了，我回到一大队二分队做衣服的车间，队长赵国荣叫带工（普教）分配我剪大衣领子，由于我看不清，加上领子本身的剪裁就有问题，结果出现四个不合格，被强迫罚了三十二元钱，我要了收据。可是在以后恶警的非法搜查中，竟将这张收据偷走了。
三、四次被打、三次绝食
三月末，恶警逼着考核签字，一个警察叫李秀玲和一个姓孙的警察把我找去签字，我不签，李秀玲说“不签字就不让打电话、不让接见”，我说：“这是违法的。”她说：愿上哪儿告上哪儿告。但当我出门的时候，姓孙的警察上来就用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当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出门的时候，二分队的队长赵国荣进来了，问“怎么了”，我说“打人了”。
当天中午，我开始绝食抗议劳教所强制签字的事。第二天，姓孙的警察向我道歉。尔后，赵国荣找我谈话，我谈到打人的事，周围有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主管生产的大队长周谦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还有的说：“这还算打呀？”蛮不讲理，幸灾乐祸。
我还是照样绝食。赵国荣说：“我给你开最大的绿灯了，你可以不签字，但不要告诉别人”。以后赵国荣就派一个叫张秋杰的人不停地盯着我，不让我跟别人说话。
五月末，因为刚被允许给家里挂个电话，叫家人六月初来送东西，结果因为不签字，就不让我见家人，我因此绝食抗议三天，见到了家人。
六月十二日，劳教所将我们的法轮大法经文搜走了，我和其他四个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那时我身体非常不好，张春光就在我走路的时候，从背后推搡着我，我差点摔倒，并在我绝食第五天时威胁我：“灌食一天一百三十元，灌食几天加期几天”
六月三十日，天气炎热，我在车间干零活。一大队要出人收拾垃圾场，共三个人，大队长李明玉点名叫我去，我知道这是迫害我，我当时正头晕，我说不去。李明玉却说：不去也得去。结果我去干了四十多分钟，出现心绞痛，我实在干不了了。回来后，心脏还是很难受。下午，还叫我去，我不去，李明玉就叫两个警察逼我去，原本七、八分钟的路，我一步一挪地走了二十多分钟，去了之后，我也干不了，就躺在垃圾场炎热的太阳下，直到收工。
我自从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以后，身体虚弱，心电图异常，血压高，当干不了活儿时，恶警就逼我去量血压，经常是高压190低压115，她们逼我吃药，不吃就得照样干活儿。
七月三十一日，我拒绝在所谓“考核”上签字，赵国荣就叫管琳（警察）、赵薇（吸毒犯，三十多岁，沈阳人），杨丹（吸毒犯）、国磊（吸毒犯、三十五岁，本溪人）围着殴打并将我的右侧软肋踢伤，晚上睡觉躺不了，躺着动不了，翻身翻不了，怎么都痛。后来，赵国荣叫我去军训，我不去，我说你们把我打成这样，我也走不了。没办法，就叫我去医院检查。这就是二分队队长赵国荣的所谓“最大绿灯”。
八月五日，管琳领我到马三家医院去检查，从我帐上转了三百元钱，结果花了一百六十元左右。在检查过程中，拍片检查右侧肋骨的时候，没有常规的那种报告单，而是大夫用处方签写的一个结果。我问为什么没有报告单，那个男大夫却说：“问你队长。”他们合伙掩盖罪恶，又做了心电彩超，当时心电彩超显示左侧主动脉弹性降低。回来后，我跟大队长张春光说“怎么从我的帐上扣钱？这个钱该你们拿，你们打坏的，你们得拿钱。”张春光却说：“劳教所不是福利院，拿不了这个钱。”
八月末，签考核我还是不签，赵国荣、项奎丽、赵薇（普教）、杨丹（普教）四个人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掰着我的手，强迫签字。
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因为我不去办公室签字，三个“四防”（监视全大队人员的普教）将我拖着扔到办公室的地上，一男恶警（不知姓名）从背后狠踢了三脚，我一下就晕过去了。等醒的时候，一女恶警叫嚣：“刚才怎么不一下得脑血栓死了，这多省事。给她灌药，废功一号，废功二号，从她血液里到骨头里，将她的功全废掉。”。恶警张春光、赵国荣轮番拿着电棍电我，看我没什么反应，赵国荣发现电棍的触点没了，就到我的身上找，边找边说：“叫你赔！叫你赔！电棍一百六、七十元。”张春光用手打够了就把杂志卷成卷打，还威胁要给我上“大挂”。这样我被铐在暖气管上十二个小时，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恶警还强行往我嘴里塞药。回到寝室后，我的右侧耳朵疼痛了一个多月，吃饭疼得更厉害。（直到一年后的今年九月，右耳朵鼓胀，鼓胀到破裂，流脓流血）。
在这天，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签考核，几十人被打、被电、被上大挂，一个法轮功学员叫齐志红被酷刑折磨得精神失常，海城的张英林被酷刑折磨得胳膊骨折。
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是违法的。在这个大前提下，迫害法轮功全是违反法律的。而马三家劳教所在中共恶党的怂恿下，为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榨取利润，那里的警察连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除了对法轮功学员任意加期外，对每个法轮功学员奴役劳动出所时间都拖延一天，找到她们，问起她们，回答是哪天进的哪天出，为的是榨取法轮功学员的血汗，对法轮功学员根本不讲法律。
在马三家劳教所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非法加期十天，劳教所又非法拖延一天），我从当初的体重一百七十多斤，回家时却是不到一百三十斤。
四、没有生命保证的奴役劳动
在马三家劳教所，早上吃的经常是不熟的窝头，晚上吃的是老皮的角瓜汤，边喝边吐皮，有一段时间吃的是象地瓜颜色的略咸的黑饼子。还得干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然而，最担心的是弹棉车间的着火。最危险的是起火时把门锁上、把人锁在屋内。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在劳教所十分破旧的弹棉车间，把原来一大队二分队的人（身体好的留在车间做衣服，大部份都是身体差的），调到这来了。
这里的环境相当恶劣，沈阳的冬天很冷，在这里没有暖气，做大衣的棉花都是又黑又脏的，在本应该报废的大机器弹棉过程中，到处都是棉绒棉絮在空气中飘浮，除每月两个口罩外，任何劳动保护设施都没有，机器的噪音就象建筑工地的机器搅拌声。
零七年的冬天弹棉车间着过火，扑火过后又把烧过的棉片子拿到监室晚上拆洗。
零八年十月着了一次火，不大。十一月又着了一次火，当时，我在大机器叠棉片子，感觉有异味，我就叫停机。停机后，一个普教赶快跑了，说是去找人，事后她说：着火了，我就赶紧离开这。结果管生产的大队长周谦来了，大机器开始冒浓烟了。周谦叫带工（唐巍，帮赵国荣干活的打手）把门锁上，不让出去。而且，赵国荣说过：着火后，尽量用水浇，别用灭火器，灭火器浇过的棉片子就没法用了。可见，在劳教所的警察眼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些棉片子，根本就不讲人道、人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劳教所一方面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榨取利润，另一方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从十月份到年底，北京法轮功学员孙小香被打、被折磨得喘气都困难，海城法轮功学员张英林被上大挂骨折，大连法轮功学员仲淑娟被打得鼻骨骨折、满脸青紫，我被打、被铐走路困难、心绞痛、高血压，就是这样，唐巍紧紧盯着我们这些人干活，张春光叫唐巍盯着骨折的张英林，不让戴口罩、围巾在车间站着，唐巍一看见张英林坐着就把她拽起来，很少见赵国荣到车间来，几乎都是唐巍一个人说了算，只有到考核的时候、甚至打人的时候，赵国荣就来了。后来，弹棉车间黄了。这里的罪恶又转到了车间里。
在车间里，我被强制扫地、刷厕所、翻大衣领子。在夏天，这个大衣领子也不知是什么材料，用手一翻，毛毛到处都是，不一会，胳膊上的毛毛一抓一撮，嘴上、脸上、头上都是毛毛。吃饭的时候、毛毛都在嘴里，什么劳动保护措施都没有。
五、劳教所干黑活突然停，放黄歌任毒流
五月中旬，劳教所将岁数大、身体弱、不能干活的人用通勤车拉到马三家教养院的一个原来的少管所，我也去了。那里有一个加工熟食品的，劳教所送去一个人就能挣二十元钱，一、二大队合起来有三、四十人。在那里干活是装猪头肉、鸡爪子、茶叶蛋等，不让开窗，很闷热。因为到处是油腻，厕所发滑，本溪法轮功学员刘艳秋被摔成胳膊骨折。没干多久，五月末，突然有一天，就不让去了，我们的水杯、衣服都扔在那了，也不让过去拿了，就这样突然停了，其中的蹊跷不得而知。
马三家劳教所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它助长着邪恶。比如：赵薇，是吸毒的，队长利用着她打法轮功学员，她就肆无忌惮。有一次因为干活的问题，她就瞅别人不顺眼，找茬，找法轮功学员的事，将锦州的法轮功学员李社莲殴打了一顿，在法轮功学员们的严正目光中，才慌忙道了歉。在“奥运”期间，她和其他吸毒的一起，有天中午在教室里唱着下流的骂人歌曲。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这样出不了口的骂人话她怎么能当歌唱？不一会，就听到了VCD里的下流歌曲。在劳教所，我们法轮功学员家里人送什么东西，恶警指使着普教搜查着、翻腾着，而这么下流的歌曲却堂而皇之地在劳教所播放，败坏着人的道德、败坏着人伦。
这是我在马三家劳教所经历的一些迫害片断，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让说话、被任意搜身、警察利用普教整人，自己在弱视的情况下受到的迫害等等这里就不讲了。请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走向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