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自己、证实大法的部份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是九四年得法的老弟子,我幸运的参加了九四年师父在长春举办最后一次讲法学习班。当初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觉得大法好,这就是我要找的。记得在学习班结束前最后那天我正在鸣放宫后边的小马路上走着,一抬头看到李老师从对面走过来,我高兴的真想上前和老师握手,但我控制住了,因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希望学员不要打扰、打电话等。有重要的事情在做,我恭敬的向老师道一声:老师好!老师向我微笑,顿时我觉得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当时还不懂的学法的重要性,但是每天坚持炼功。一九九六年经同修介绍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从没有间断。那时学一段法,然后大家谈体会,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遇到问题怎么按照法去做。比学比修,事事对照,为以后证实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维护大法

记得是在师父《挖根》经文发表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学法,接到通知让立即到电视台去。当时我们小组有十人左右,马上集体打车来到电视台,在那里已经来了很多同修,原来电视台里的同修在审片时发现电视片《抉择》里有诽谤大法的内容,为了不让电视台造业毒害众生,我们来到电视台并派代表和电视台领导协商并讲清事情的重要性,最后电视台领导表示理解,同意取消播放,并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同修们前赴后继進京护法。我当时在市里比较有影响的私企做财务工作。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料理好工作,请假和同修進京上访护法,進京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便道上被绑架到广场派出所,当时恶人躲在树后,等有人走过来突然出现,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如果是当即就带走,很多同修都是这样被绑架的,说不是就逼骂师父,胁迫世人犯罪,可见迫害的面之广及邪恶性。在派出所首先登记所在地(当时没有悟到不配合邪恶,觉得自己是修“真善忍”的应该说真话),然后分别被当地驻京办事处拉走,在办事处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屋里放两张床,办事处的人坐在一张床上,同修们都蹲在地上被问。当问到我时,我站起来坐到另一张床上回答,那人当时看了看我说你怎么坐在这,我笑着说这床不是坐的吗?他什么也没说,在送我们上火车时,我看到外地的同修手被反扣着,排队上车。当时我的心很难过,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政府却这样对待我们,这个政府究竟哪根神经错乱了。回到当地管辖的派出所晚上由家人接回家。这样我在派出所挂了名。第二天我躺在床上回想这两天经历的一幕幕,我做得究竟对不对。就在我困惑茫然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排排的佛道神的形象在云雾中冉冉升起。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做对了。

九月二十八日,我下班回家,发现地上多一双鞋,就问谁来啦,丈夫说你能耐,有人看你来了。進屋一看是片警,片警说:大姐你还炼不炼了,这里有张表,姐夫都签完字了。你签个字就没事了。我说这功法这么好,我炼,这字我不能签!他听了说回去和领导商量商量,就走了。我就進厨房做饭,这时丈夫给大姑姐打电话说:人家让签字她就不签。

我刚做好饭,片警又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分局的什么主任,对我说,大姐你要继续炼,那咱们到派出所谈一谈。我说谈就谈吧,也没吃饭,女儿看我要被带走眼圈红了,我说:没事,妈去去就回来。在楼下门口停了一辆警车,片警让我先上车等着,又去了另一个同修的家,然后把同修一家三口都带上警车,当时孩子才五、六岁。在派出所询问一些事,连夜将我们送到当地的拘留所,在路上我问警察,为什么这样,他说怕你们進京,过完“十一”就放你们。

在拘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有大学教授、讲师、律师、工人、农民、残疾人、孕妇、待哺的孩子妈妈,这就是江泽民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计划的具体实施,不论是什么身份,只要炼就抓人。邪恶至极。我们这屋有七十人左右,吃、喝、拉、撒都在屋里。

有同修把书带進来,白天我们可以学一遍转法轮。早晨三点多起床,集体炼功,炼静功时我们一排一排的坐在那打坐,和师父点我看到的景象吻合了。在这个空间是我们在这打坐,在另外空间就是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在升华吗?当我把这些告诉大家,同修都很受鼓舞,因为“七•二零”以后我们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虽然这是拘留所,但我们能集体学法炼功了大家都很激动。我们无意中听到所里的人说怎么全国各地都绝食。我们悟到听见这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反迫害,中共怕我们進京就把我们关起来失去自由,“十一”后要不放人呢?他们的话可信吗?我们在这不是消极承受迫害吗?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认识统一我们开始绝食反迫害,他们慌了,给我们送水果点心,我们还是不吃,拘留所头目说:你们绝食伤害身体,将来法正过来了,你们不可惜吗?当时我们吃惊看着他,可见这场迫害是多么不得人心!绝食第二天开始放人。

再次進京证实法

二零零零年,我们这一片同修通过学法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走出去证实法。晚上回家学习师父的经文《排除干扰》。学着师父的讲法,我泪流满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而我们又做了什么,在大法遭到迫害,在师父受到诬陷的时候,我们作为弟子就该挺身而出,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为大法鸣不平。

师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我就记住师父的这句话。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初,我和两个同修带着横幅去北京证实法,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基本没有游人,除了警车、武警、就是便衣,去的都是大法弟子,当我们来到广场中心,两个女武警个子都在一米七以上,一个冲我来,一个冲另一个去,女武警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这是国家首都,谁都可以来的,边说边把横幅打开,喊着“法轮大法好”武警当时一愣,然后迅速扑上来把我按倒,这时依维柯警车开过来,把我们推上了车,拉到广场派出所,在那里已经关了很多同修,我们一起背洪吟,背论语,互相鼓励。傍晚把我们拉到清河分局,然后分到各个派出所,连夜提审。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青年警察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诽谤我们修炼人和我们的师父,说我们没有知识都是家庭妇女,其他恶警也跟着七嘴八舌,我义正词严的告诉他:“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我们家里就有大学校长,高级知识份子,还有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本人也是有职称和学历的。你在学校就是学的这些吗?你的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你,你却是这样,他们知道该有多伤心。”他听后不吱声,一会出去了。在这里我体会到了师父用邪恶这两个字来形容这场迫害的深刻含义,当时我智慧的告诉他们“我们全家都知道大法好,都知道我来北京”他们一个个都老实了,再也不胡说八道了。

再审问我时,我心里暗暗的想: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要做得堂堂正正,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在那里待了三天三夜,那真是正邪大战,斗智斗勇,他每问一句话我都要认真思考,智慧的回答。不然就会被钻空子加重迫害。最后那次问我的是一个小头目,让我劝同修报姓名和地址。我拒绝回答。这时我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在旋转,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二天晚上让我上车说送我回家,到火车站买票,问我买到哪的,我机智告诉他们,车票钱是我自己拿的,火车开后,他们灰溜溜的走了。

向内找邪恶自灭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我在下班的路上突然接到片警的电话,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想要见见我,我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我现在忙没有时间。晚上学法和同修说了此事,我们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后来晚上警察又到我家去了两次,都没见到我,就威胁我丈夫,我们再见不到她,就在你家门口蹲坑。我丈夫生气的对我说,找你的你不见,总上家来干扰我。我告诉丈夫,再来你告诉他们:别再来干扰我。你找她去。过了几天警察又给我打电话,要以私人关系请我喝茶。我郑重的告诉他们,你们也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奥运会与我们没啥关系,所以我不会和你见面的,你要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要再干扰我了。

这件事到此结束。我向内找,事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找出最近学法心静不下来,发正念也不够重视,所以效果也不好,修炼是严肃的,是含糊不得的。

在讲真相中修炼自己

我是比较幸运的,从“七•二零”以后至今,一直都能看到明慧网和发放真相资料,从来没有间断,开始是我到同修家取。二零零二年有一阶段是同修给我送,后来我自己周日早去同修家取,连背带拎,到另一同修家分配好后再发给同修,这个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时间地点不变形成了规律,有同修说能不能改一下时间或地点,我说不能,因为我是上班族,只有周日休息,其他时间不方便,如果不把它当成是资料,是常人的什么东西,会害怕吗?就这样坚持到了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看到精美的神韵光盘出来了,心生一念要是自己能打印该多好,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于是有同修给我们送来了刻录机,我们又买了打印机,我自己又买了电脑。按照说明我们刻录出了第一张神韵光盘,一看效果很好,我们很受鼓舞。现在我们已经能自己上网下载打印明慧、真相传单及小册子。满足近十个同修的需要。我们这朵小花在万花丛中默默绽放。

在这过程中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技术同修的无私帮助和整体同修的补充圆容。在这正法最后的最后,我们没有理由停滞、消沉、懈怠,那是另外空间乱神的干扰,控制我们的主元神在这个空间的表现。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增强主意识。

最后让我们用师父《致欧洲法会》的话共勉:“精進吧!那是你的誓约、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自己走向圆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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